为15日停战诏书而恸哭的总司令部，第二天16日考虑到为防止军心动摇，由派来南京的朝香宫大将重新传达了命令，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越发头绪纷繁了。在这些工作中，首先就是必须即速与重庆国民政府恢复联系。
当年年初，我为了达成日华和谈的目的，一方面同何柱国进行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驻于福建的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的驻沪联系人张叔平，企图同顾取得联系，经过努力，已获成果，顾约定于8月初同我会谈。因此我决定亲自前往福建省的玉山机场[1]，在这之前数日，先命翻译官木村辰男赴杭州。
恰巧日本军决定投降。8月17日张叔平会同南京政府参军长唐蟒到总司令部来访，声称奉蒋介石主席命令，重新传达应由日本军派代表到玉山去。
当时同重庆方面的联系，除依靠市内秘密安装的私设无线电台外，别无其他办法。以前为逃避日本军宪兵队耳目，都是暗地进行秘密通讯，一旦战争结束，这些电台都突然间立刻从地下跳出来，开始公开活动，究竟哪一个电讯值得相信，使人极难判断。就以日本军代表到达地点而论，所谓中国政府指定机场，除上述玉山之外，也有报称福建省建甄[2]的，还有报称长沙等地的，出处不明很难置信。这种自称是重庆政府机关的不负责任的怪情报到处乱飞，简直无法掌握真相。
因此，就日本方面来说，也不得不警惕，不能片面地轻易相信以蒋介石命令为名的联系。我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18日先飞往杭州，与以前负责和顾祝同进行秘密联系的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会面，托他查明真相。
丁省长当晚同顾司令长官联系结果，转告我方说，因为玉山飞机场遭受破坏无法使用，现将上次命令加以变更，另行指定为湖南省芷江飞机场。
不得已只好中止玉山之行，第二天早晨从杭州经过上海返回南京。随着时间的进展逐渐辨别清楚，芷江飞机场确实是蒋介石正式指定的地点，上海陆军部的情报对此也予以证实，我这才感到放心。
20日再由南京出发，在汉口住宿一夜，21日依照重庆政府方面无线电报的指示，予日本时间中午也就是重庆夏令时间上午10时，乘非武装的运输机，机尾拖着两条长三公尺的红色布条，先向湖南省常德上空飞行。
中途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机内还留有机关枪一挺，遂从洞庭湖上空投入湖水之中。
渐渐接近常德上空，正如预先得到的通知一样，六架美军P-54号战斗机，从云端像袭击似的向我机飞来，以前被含糊不清的指令搞得晕头转向，一下子面临现实，这才把一切疑虑打消掉。但是，人世间所能遭受的苦难途径也就从此开始了。
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我们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安倍贞任向接待他的源义冢[3]所诉说的诗句：
饱经岁月苦，
线朽乱横斜，
且顾残衣甲，
褴褛难掩遮。
尤其是我们的运输机，因为速度慢，性能未免迟钝，而美机性能高，速度快，这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对付它，再加上其抱有尚未消除的敌对心情，只是围绕着我机上下左右乱钻乱舞，用以示威。这样过了约一小时，中途误将洪江认作芷江，发觉后再继续飞行，终于到了芷江上空。
从飞机上空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不过是群山中一个极平常的临时飞机场而已。但是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飞机却有不下百架之多，我在逗留期间内看到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当地时间过了正午，我们在飞机场降落。依照指挥台指示，绕场滑行一周。轰动起来的中美两国士兵数千人，从机场四周跳过停止线蜂拥而至，都手执照相机给我们的飞机照相，其中甚至还有人被挤倒了。
飞机停了，我们一下机，就有两位穿着陆军少校制服的中国军人，向我们用日语自报官职和姓名。接着，对我们全体人员的身份调查完毕后让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另外一辆吉普车乘有中国宪兵，在前面警戒，于是开始前进。
从机场到宿舍的路上，差不多到处都是中美两国军人，这里同样有照相机对着我们，甚至不得已而停车多次。几乎就没有见到一般的老百姓，军人们一律是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宿舍距离机场大约两公里，那是两所临时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
周围设有数处宪兵岗哨加以戒备，不许群众接近，据说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
警卫和哨兵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宽容，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
给我准备了两个房间，其他随员每人一间，甚至每人一名仆役，室内虽没有什么装饰，却铺着新的席子，被褥和日用器具完全是新的，朴素而给人以好感，尤其是临时安装了浴缸。
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两位少校，继续担任我们的接待员。我们在宿舍休息之后，下午三时稍过，他们就领我们乘吉普车到距离约四公里处的会谈场所。
我们乘上第一次见到的吉普车，这野战式的敞篷车，中途穿过了不少还残留着似乎是庆祝胜利的牌楼。向导人告诉我们说，几天前在这些牌楼附近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仆仆战尘的中美两国将士，用食指和中指做成表示胜利的“V”字，通宵达旦痛饮狂欢。战败的我们，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消除无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
车子停下来的地方是一个类似兵营建筑物的入口处，这里耸立着一座格外高大的牌楼，上面悬挂着中、美、英、苏四个胜利国家的国旗。
这所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原来是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和第十四中队的营房。中国陆空军总部昨晚从昆明经过重庆来到当地，临时指挥所就设在这里。顺着两侧营房走向尽头，正面就是会场，很多中美士兵一层层地排列在两旁，态度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样子，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我们。
走进建筑物，连接着走廊的是一间不太宽大的长方形礼堂，这里就暂作会场。正面墙上悬挂着国父孙文的遗像和中国国旗，室内深处面对面地摆着两张长方桌。
里面桌子的正当中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对面右方坐着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对面左方坐着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
我佩着军刀在他们对面近门口的另一张桌子中央就座，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参谋前川国雄少佐，以及木村辰男翻译官都坐在我两旁。
周围列席的人，除军政两界很多要人之外，尚有中美两国新闻记者一百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房屋外面。
其中有很多是昨夜从重庆等各地方赶来参加的将军。
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以及韦以拔、刁作谦、顾毓琇、刘英士等政治家也都列席。
会谈从下午四时一直继续到五时，发言时翻译成中、美、日三国文字，这完全是表面文章，实质性的实施细则以及有待议论的问题等，留待回到宿舍后，在逗留的三天内随时解决。
萧中将开头首先高声地自报他的姓名和身份，然后介绍旁边几位同事，接着就要求我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
我声明：因为中国派遣军尚未接到大本营的正式命令，难以派遣正式代表，这一次只是担任联络任务，因此没有携带身份证明。当时，举座哗然。后来我把总司令官派我们前来的命令副本给他们看了之后，萧中将才松了口气似的宣布，作战命令也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于是开始会谈。为使读者了解当时的气氛起见，这里将会谈内容按问答方式记述如下：
萧：
本人是直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命令，代表何应钦上将的参谋长萧毅肃中将。
左面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右面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准将。
希望日军代表出示身份证明。今井：
本人是奉日本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来此会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全权代表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此外随员有参谋桥岛和前川以及翻译官木村。
本人没有携带刚才要求出示的身份证明。理由是，这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不是来签订协定的。更详细地说明一下：日本政府和军事代表目前正在马尼拉与盟军最高指挥官进行停战协议，在协定签订前不能任意行动。然而我们料想中国方面的停战工作，当然要由蒋委员长阁下负责处理，因此认为在礼节上应该迅速与贵方取得联系，所以不待奉召，主动前来。
萧：
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都没有带来吗？
今井：
没有携带身份证明。不过，奉命与贵军取得联系的日本军作战命令副本却带在身边，请过目。
桥岛参谋出示作战命令副本。
萧：
我认为作战命令也可以代替身份证明。
根据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发给冈村宁次将军的电令，希望提供驻在中国、台湾和北纬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地区内所有日军分布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文件。
今井：
本项电报已经收到，制成的略图已经带来了。
但是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只能尽所知道的情况概要附录在上面。
详细情况由桥岛参谋说明。
桥岛参谋递交略图。
萧：
本略图由我方保管，细节以后再继续联系。此外，还带有其他文件吗？
今井：
其他文件没有带来。为了说明南京、上海地区的机场情况，所以让航空参谋前川随同来了。
萧：
可于以后说明。
现在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一日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你们。
用中、美、日三国语言朗读原文。
萧：
今井少将如接受本项备忘录，应在收据上签名盖章，并负责面交冈村宁次将军。
用中、美、日三国语言朗读收据。
今井：
我可以将本备忘录转达冈村总司令阁下，但是关于其内容能否遵照办理，难以答复，敬请谅解。(www.xing528.com)
面交文件。
今井：
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提问后陈述意见。
萧：
有提问，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
今井：
以后如有协议机会，可以等到那时再提出意见。
萧：
在冈村将军办理投降手续未了期间，预定派遣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代表一同前往。
何总司令决定在投降手续未了前，在最短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为此，美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以上情况，做好准备。
再者，为保证中日两军取得联系，希望贵代表回到南京后，马上开始与另纸所开各单位进行无线电联系。
递交各单位名单。
桥岛：
通过芷江电台，现在马上可以与南京进行无线电联系，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通讯规定，希望予以利用。
由桥岛递交日本军的通讯规定表。
萧：
以后经何总司令批准将派中国陆空军和美军将校到贵代表的宿舍来进行细节的联系。
以上细节的联系结束后，希望贵代表们务必迅速返回南京。
出发时间，由我方另行通知。
以上会谈完毕后，我们回到宿舍。自21日晚至23日，仅限于受何应钦总司令特别命令的人，到我们宿舍来过好几次，每次都进行了数小时的恳切会谈。
最初来的是以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为首的参谋人员，从21日晚上8时半开始，一直谈到11时半。
日本方面为能完善地按照收到的备忘录中所规定的事项去做，作为中国派遣军，有必要再接受日本大本营的命令。关于这一点，说明原因，取得中国方面谅解后，达成了下列各项协议。
驻在中国的日本军，确实全部隶属于冈村大将统率之下。
一、总司令官已对全军下达了停战命令，除自卫行动外，已经停止一切战斗。
二、武器及军需品以及各项设施，严禁破坏烧毁，维持现状妥善保管，准备圆满地移交给中国军队。
三、但是，停战后在日本军占领地区内，屡有自称是国民政府军行动总队指挥部或前进指挥部，还有先遣军总司令等非正规部队，进行着无领导的行为。
日本军对于这种情况很难处置，认为在自卫上有断然采取行动之必要，经说明后，蔡少将回答说：这些武装团体既然类似土匪，日本军可以采取自卫行动。再者，行动总队虽系重庆方面的游击队，但希望注意在正式谈判前，不要允许他们的要求。附带声明，任援道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批准。
四、请求对于旅华日侨加以保护并遣返，日本军个人武装要求在乘船归国前不要解除，以便自卫。蔡答称：保护日侨并遣送回国问题，由中国政府负责处理。关于日军个人武装问题，因为无权处理，约定在请示上级后再作答复。
五、日方在对备忘录上所列法属印度支那、台湾、热河以及全部海军都属于中国派遣军的管辖范围之外这一点做了说明之后，蔡提出要求说：本件既是盟军会议上所决定的事项，希望回到南京后即速与各部队取得联系。
六、说明南京和平政府以及其他各机关的要人，曾协助日本军为占领区民众谋幸福作过贡献，请求能破格给予宽大处理，对此未作答复。
这次谈话时间相当长，中国方面以蔡副参谋长为首，各参谋一律表示对日方有深刻理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接待，与其说他们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像是对待朋友一样。特别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
第二次会谈在第二天22日上午11时开始，冷欣中将和美军巴特勒准将，偕同王武上校来访，进行了约四十分钟会谈，内容如下：
一、冷中将为设立前进指挥所，将先行前往南京，要求我方提出书面，对其安全加以保证。我们说，南京治安平定，并无任何不安现象，没有提出保证之必要。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改用电报通知。
又命准备提交中国俘虏名册，并要求对于军需物资及仓库等严加保管，除冷欣之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接收。对此，日本方面说明了当前实际情况，为了制止不法之徒的活动，请求国民政府对游击队加以管束。
二、巴特勒准将询及美国俘虏的现状和待遇情况，要求整理并保存好俘虏记录，并且扬言：对美国俘虏如有不法待遇，必遭严厉报复。
在这次会谈中特别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冷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其安全。我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未免有些滑稽之感。
因此，为了尽力使他安心起见，便婉转地说道：“这样的书面非但毫无价值，而且无此必要。日本军恭候阁下光临！”
但是冷说：“作为外交手续，无论如何希望提出一个书面。”
因为他依然反复要求，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后用无线电答复来代替书面。
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不仅如此，当时给我的印象，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
其次，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在中国军队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
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另一方面，美军所关心的，集中在俘虏一点上。其言行完全是事务性的，毫无情感可言，与中国方面对照，印象尤其深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会谈之间，各参谋和空军上校张廷孟等曾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对有关南京、上海等飞机场的状态，以及通信设备等，作了事务性的联系。
钮少将通知我们，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和签字预定将在南京进行。还有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徐祖贻中将、曹大中少将，以及其他数人曾来访，打算会面，但是未经许可，只好留下名片表示问候。
以上各项会谈和谈话结束后，8月23日钮少将又交给我们五份备忘录，其中两份的内容完全出乎意料。
其中之一说是：
“目前在马尼拉与美军进行协议的日军代表扬言：中国方面因为国共两党争执，治安不稳，日本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国家的严重侮辱。”
“必须注意今后不得发生同样情况。”
我答复说：
“是否在马尼拉或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报告，以及其中的内容如何，都与中国派遣军无任何关系。”
另外一件说是：
“日军之中尚有不肯向中国军投降而采取挑战姿态的，应即速制止其行动，并做出调查报告。”
我加以反驳说：
“日本军方面如果还存有向中国军挑战之意图，为什么在蒋总统正式指示前，不等日本大本营命令，就预先主动地表示诚意，特地先设法去玉山，后又来芷江取得联系呢？”
因此，我表示上述两份备忘录难以接受，所以加以拒绝。
中国方面对此似乎感到很难处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确使他们重新认识到了日本军并无阴谋，他们惴惴不安地对日本百万常胜军会起来反抗的顾虑，似乎也就消除了，所以何应钦也抱着宽容的心情把这项备忘录撤回去了。
后来和我返回南京时一起到达那里的中国军先遣人员把这些备忘录都带了来，直接面交冈村大将，而得到圆满处理。我感到这正是中国式的做法。
当天下午突然说是何应钦总司令要和我会面，下午2时50分我偕同木村翻译官赴何的宿舍。
何应钦特别对我们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再次要求转交备忘录，并说新决定8月26日至8月30日空运一部分中国部队到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
我回到宿舍，马上会同全体人员一起到机场，下午4时由芷江出发，中途在汉口加油后，一直回到南京。
一行除日本方面全体人员外，还有作为中国军先遣人员的参谋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道岗上校以及译员一名同行，日本时间晚上9时许在南京大校机场降落。
以南京市长周学昌为首，尚有民间权威人士到机场迎接，要求面见中国军先遣人员，但他们不加理睬，甩开追逐的人群，乘上汽车急往日本军提供的宿舍而去。
自宣布战败以后，我们这几天的一切举动，好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事，是由另外的一些人扮演似的，我只是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
从重庆、昆明等各地乘飞机或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聚集到芷江来的各国新闻记者有一百数十人，对这次会谈的报道相当活跃。
我们与一般人隔离，非经何应钦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我们的宿舍。新闻当中虽然刊载有和我们会见的纪实报道，但实际上我从未见过一位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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