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耀南叙述了抗日时期日机轰炸芷江：
抗日战争时期，芷江县城自1938年11月8日起，就遭受侵华日机的多次轰炸。据统计，破坏严重的就有三十八次。日军出动飞机五百一十三架次，投弹四千七百三十一枚，炸死四百四十五人，伤三百九十三人，伤亡人数占芷江城当时总人口约八千人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沦陷区来芷暂住的人数），炸毁、焚烧房屋三千七百五十六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21日今井武夫代表日军飞抵芷江洽降时，芷江城镇的四街八巷，无处不是断垣残壁。
1938年11月8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午后不久，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随即便是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们全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不知所措。这时住在我家的南京人杨启膏从楼上跑下来说：“这是日本飞机投炸弹！”一边说一边搬了一张桌子靠在墙边，喊我们赶快拿被子来，我们每人拿了一床被子铺在桌子上，大家都钻到桌子下面躲了起来，一直到飞机声消失后才出来。第二天我们几个小学生到机场去看，见有卫兵把守，只好在机场边看了一看，听修飞机场的几个民工说，有几十个炸弹坑，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轰炸芷江机场的情景。自此，芷江镇的居民，一个个惶惶不安，许多人还迁到农村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日机轰炸，是1942年6月19日，黄昏时，正在吃晚饭，空袭警报响后，随着紧急警报越啸越急，我们丢下碗筷，掩好门窗，迅速从新东门跑出，到了贺家饭店晒谷坪时，便有点看不清路了，都认为天黑了，日本飞机不会来的，于是许多人停下来原地休息。由于人多拥挤，小孩子的哭声、大人们的打骂声，混成一片，乱糟糟的。不知是哪位，突然高声喊：“莫作声，飞机来了！”大家才静下来。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近，只见三架亮着红绿灯的飞机从唐家桥方向呈品字形直向我们这边飞来，很低很低，我们十多个中小学生看见飞机亮着灯，以为是中国飞机，便一边拍手一边叫喊：“自己的飞机！自己的飞机！”飞机刚刚越过头顶，炸弹便投了出来，呼啸过后，便是一阵爆炸声，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片刻又见从罗旧方向飞来两小队飞机，也投下许多炸弹，并用机关枪胡乱扫射。警报解除以后，大家才返城，在路上，见躺着一具男尸，随着手电光看去，“啊！肠子都出来了！”有人说。这时我们才发现一颗炸弹落在新东门外田里，隔我们拍手的地方仅三百来米。被炸死的这个男人躲在田埂边被弹片划破肚皮因流血过多而死。第二天听大人们说这次轰炸共死伤二十余人。
米尔德在芷江机场（约瑟夫·德/摄）
Milt was in Chihkiang airfield.（Photographed by Joe Day）
1943年4月7日，早晨起来，乌云密布，放早学回家时，一阵阵大雨下个不停，待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到了中午，天空放晴，我们正在学校里打乒乓球，空袭警报响了，同学们拿起书包便往城外跑，城内的居民也从四面八方拥出，那时大家都叫“躲警报”，紧急警报响后不久，十八架日机排成两个队形，一前一后直向芷江城飞来，打一转便投一批炸弹，反反复复，多次轰炸。家住在双合店（现邮电局门口）的潘聋子夫妻，靠卖汤圆为生，当天轰炸时，他家人正走在新北门口路上，便靠着城墙暂躲一时，谁知一枚炸弹就在他们附近爆炸。潘聋子夫妻和一双儿女当场被炸死，仅留下八十岁的老母，真是可怜。这次轰炸日机还投下许多燃烧弹，一个燃烧弹爆炸后，便有许多火球飞向四面八方，全城有二十七处起火。日机去后，大家未等警报解除，便跑回城内救火。
这天正是三月初三，是朝明山的日子，许多人朝明山去了。有些人回来时，家里已被火烧得一无所有了。
第二天，李泽吾老师在课堂上说昨天侵华日机轰炸芷江，伤亡最大，损失最重，南门外、三里坪的柳树上挂着人肉，大街小巷无处不是血肉横飞……[5](www.xing528.com)
苦难的记忆让人难以忘怀。李复道，当年芷江机场指挥塔的通信员，一个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在炮火硝烟中见证苦难与甜蜜的古稀老兵，对那段抗战经历仍是刻骨铭心。李复道是湖南芷江人，194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航空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学校原本规定大专为两年制，由于战事所需，才读了一年多书的李复道便提前毕业被分到芷江飞机场见习。半年后，也就是1944年，他被正式调到芷江空军第九总站芷江飞机场指挥塔台406无线电台指挥飞机起降。当时指挥塔人员主要由一个台长、四个通信士和两个通信员组成，值班就由通信士和通信员六人完成，两人一组轮流值班。从1944年调入到1947年离开，李复道在芷江机场指挥塔台上所待的三个年头的所见所闻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敌机连续轰炸
“呜—呜—呜”的警笛声已不知是第几次在芷江上空响起，日本自攻占上海、武汉后，开始进驻湖南境内。敌机一旦有所行动，省防空指挥部便会立即通知各县防空站放警笛，再用挂红球的方式作具体指示。红球是由布做的高约两米的中空球，挂第一个是告知当地居民敌机起飞，赶快做好逃离准备。再挂第二个时，则表示敌机已临近，当第二次拉起紧急警报时，意谓情况严峻。第三次警报拉起，则表示危机解除。每次警笛鸣响，红球挂起时，芷江飞机场的指挥塔台内的空气都是近乎凝固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对于两个值班人员更是生命极限的挑战。因为机场是军事重地，每次轰炸都以机场为中心。警报响起时，塔内其他人员是可以进防空洞暂避的，但值班人员必须坐守阵地。一次，轮到李复道与一姓杨的同志值班，突然警报响起，敌机开始盘旋地绕机场进行连续轰炸，小杨已经吓得面色惨白，用颤抖的声音试问李复道：“走吧？”李复道虽然心里也害怕，但为鼓励小杨，仍然坚定地说：“别怕，敌机炸不了我们的。我们走不得，坚守阵地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环炸已毕，机场已毁损不堪，李复道与小杨总算是死里逃生。
日军投降，万人欢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芷江后，可谓万众欢欣。李复道等机场指挥塔的工作人员在喜悦的同时，更得知敌军的投降机近日会降落芷江机场。对此，他们都期待满怀。
果不然，1945年8月20日那天中午，天空晴朗。一架黄绿色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指挥塔上值班的李复道的视线里，由于飞机机型和颜色的不同，一下就抓住了李的眼球。那架飞机的机尾拖着一条将近三米的红布，两边还有两架中国运输机C-46护航。见此情形，李复道立刻明白那是一架日本的投降机，是由两架中国飞机押送降落至芷江机场。顿时，机场指挥塔内乐开了花，大家拿起身边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纵情地敲打，以宣泄他们的兴奋与快乐。周围的群众闻讯赶来，在机场周围大声欢呼。
在李复道老人的眼里，记者看到了太多痛苦的回忆，也看到了他对于现在和平时代平淡生活的满足与甜蜜。留于他脑际的，是一段抹不去的战事回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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