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的地貌主要包括平地、岗地、丘陵和山地，其中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日后，芷江建造了影响巨大的飞机场，与这里的地形密切相关。芷江地区中部有一个凹陷的中间盆地，其北受武陵山系影响，其西受云贵高原天雷山脉控制，地势由北、西向东南倾斜。
二战时期修建机场用的石碾子
Stone roller used for building the airfiel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芷江机场位于县城东郊一公里处，原是一片开阔而低矮的丘陵地带。又因古时小丘之上多生楠木，故又名楠木坪。1934 年，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于12 月1 日电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1935 年开始组织人员对机场地形、范围进行勘察。由于勘察技术力量薄弱，进展迟缓，到10月底，勘察的总体方案均未落实，后因故机场的勘察工作曾一度搁置起来。1936 年7月机场的勘察工作又重新开始，10 月机场的兴建方案已定。以原校场为基础，扩修成一个八百米见方的飞机场。县府抽调民工两千余人，开始施工。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事趋紧。重庆政府深感加强湘西设防的重要，必须加速和扩大机场的修建。即以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的名义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将芷江机场由原来的八百米见方扩大为一千二百米见方。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麻阳等十一县征集一万九千名民工，于1938 年1 月12 日正式动工。当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指派工程师林泽群负责机场的规划、设计、勘察、组织施工等全面技术工作，后来又派实习工程师黄彰任协助林工作。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工程十分浩大。按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1034.77 亩；开挖搬运土石方777888 立方米，滚压面积544987平方米；铺沙石面积为181662 平方米；搬迁民房20 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35 平方米；搬迁坟墓24000 余座。[1]参加扩修机场的民工，劳动强度极大。民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由于人员过度集中，暑天施工，体力消耗大，饮食差，身体虚弱，加之挖掘的上万座坟墓，白骨乱抛，日晒雨淋，造成工地环境严重污染。1938 年7 月，发生霍乱，修机场的民工每天死亡数十。据官方统计，在几次扩修机场中，因患霍乱或劳累而死亡的民工不下五千人[2]。当时外地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人到芷江，九死一伤。”[3]1938 年10 月，除完成了两千亩机坪及一千六百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随后机场开始使用。1940 年至1945 年初，又多次加固扩修，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也正是这个湘西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机场，后来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争夺芷江机场而发生的湘西会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最后一次恶战；芷江受降更使其蜚声中外。
二战时期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军事设施——中美空军第八作战指挥塔旧址外景
Outside the second biggest military airfield facility of Far East Allied For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eighth combat operations center of China-US Allied Air Forces.
芷江机场870塔楼（约瑟夫·德/摄）
Tower 870 of Chihkiang airfield.（Photographed by Joe Day）(www.xing528.com)
中美空军联队指挥塔旧址内景——作战指挥室
Inside the operational commanding tower of China-US Allied Air Forces： combat operations room.
中美空军联队指挥塔旧址内景——作战指挥室
Inside the operational commanding tower of China-US Allied Air Forces： combat operations room.
米尔德在芷江机场（约瑟夫·德/摄）
Milt at Chihkiang airfield.（Photographed by Jo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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