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伯特·C·魏德迈（1897—1989），1897年7月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19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1943年10月至1944年10月，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44年10月至1946年5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5年8月原定在江西玉山的受降，因为他的建议而更改。他认为受降地点不宜放在玉山，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是最理想的。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第二、日军以八万兵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史称“湘西会战”），惨遭失败。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杀杀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
于是，震惊中外又光照千古的“芷江受降”成为历史事实，也为芷江在和平年代建设国际和平城奠定了历史基础。
另外，魏德迈建议的政府外事宴客只能四菜一汤，被接受一直延续至今；他建议的车辆行人靠右行，也被海峡两岸沿用至今。
抗战爆发后，年仅十四岁的王楚英投笔从戎，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屡立战功。1945年，王楚英作为负责日军洽降、投降仪式警卫任务的警卫组组长，亲历了从芷江洽降到南京受降的全过程。他说：“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而不知道芷江洽降。其实，芷江洽降也很重要，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当年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现今已是八十多岁的满头华发的老人了。对自己亲历过的日本投降全过程，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www.xing528.com)
1945年8月18日，“中国陆总”决定了由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21日到湖南芷江受领日本投降事宜。8月17日，王楚英作为新六军的一员，从昆明先期抵达芷江，受命担任芷江洽降期间的警卫工作。
洽降地址为什么选在芷江？当时军队众多，为何要从遥远的昆明调回新六军进行洽降？王楚英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钮先铭说，之所以选择芷江和新六军，这主要是为了威慑日军。一来日军虽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芷江是日军丧师折兵的重镇，著名的湘西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二是芷江作为当时重要的空军基地，机场上“银鹰相接，颇为壮观”。而选择新六军，是因为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十八、第五十六、第五十三、第四十九、第二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掌控着制空权，但洽降那天，昏了头的日军驾驶员竟险些搞错了降落地点。”王楚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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