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国寺虽然属一座天台宗寺院,却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寺院,据两次编修的《保国寺志》可知,寺僧彼此之间按照儒家伦理关系来排序。由于早期资料少,记录不详,只有住持的简单履历,到明末清初,一代一代,皆按长幼徒孙关系排序。嘉庆《保国寺志》称:“我保国向有三房,东西房之称起于宋德贤尊者,万历间豫祖又从东房别分为南房,于是始有三房之名。”[1]以后又分出新南房(表6-1)。
保国寺虽曾经分成东、西房,或东、西、南三房,或新、老南房,但似无大的矛盾。据清嘉庆《保国寺志》载:康熙年间横山裘琏所写的《癸巳暮春被放后访显斋兄》“故旧三房好,交情尔最真”[2]之句,三房存在的意义何在?在《保国寺志》中曾经记载南房始祖要求其师一航“分柴给岁粮以成其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一航“嘉其志行,许给岁粮,并拨分柴山一所……静修之余与其徒静斋戮力支持,备尝艰苦,历十余年置田四十亩。”[3]据以此推测,为了便于管理,各房在经济上独立,各房购置各自的寺田,各房的僧人在自己的田里劳作。寺院的住持由某一房内杰出的人才担任,对外是统一的。这种管理模式在佛教寺院中绝非少数。在清代后期保国寺还代管山灵寺,山灵寺规模很小,民国《保国寺志》称其为辖院,这可看作是伦理文化影响下“分房”管理制度的衍生物。(www.xing528.com)
94.上表据民国钱三照重纂《保国寺志》卷五,先觉;卷七,碑碣-永禁寺后营造伐木开凿碑;卷八,艺文二,同治十一年祝蓝斋和尚五十寿序,卷十,辖院支持源流等文献整理。另据徐建成考证,明万历以后的传承关系,并非按寺志所列排序,出现交叉的师徒关系(详见《保国寺人物记事琐考》,《东方建筑遗产》,2009年卷111-11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