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有着两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另一种则是以老庄、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齐鲁文化使人有“正襟危坐”之感，给人以浓厚的道德教化。而楚文化注重对天地、宇宙大道的探究，表现出“极尽浪漫”之情。
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外篇·天运》中又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庄子认为，这天地之间，“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是否还有一个存在于造化天地宇宙之上的主宰存在？
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多个宇宙天地的问题。“《天问》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除《离骚》之外的另一篇长诗，有浓厚的道家色彩。[46]”后人评价《天问》是中国古典诗坛上的一朵奇葩，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47]。
以上，就可以推断，楚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探究天地宇宙之“大道”，比齐鲁文化的“德化教育”毫不逊色。如果说齐鲁文化是以儒家为底色背景，那么，楚文化则是以道家为底色背景。因而，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化背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由于巴陵在近3000年的政权归属上，其中三分之二属于楚国的管辖范围，因而，毫无疑问，当我们探究“巴陵文化”时，不可回避的是巴陵文化必然会受到楚文化长期的熏陶。而当楚文化与“湖湘文化”在洞庭湖地域的巴陵文化碰撞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楚湘文化”。然而，何谓“楚湘文化”的特质？(www.xing528.com)
我们在前面所述，九黎部落退回到南方江汉流域及洞庭湖区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九黎部族中掌握文化的人称为“巫”，可以说这是最原始的宗教自由意识。虽然九黎部落最终消亡，但九黎文化对于后来的洞庭湖区域及江汉流域各民族确实有着深刻的影响。楚俗信巫信神，是继承了远古九黎族先民的文化基因。“巫”文化的核心是信仰鬼神，亲近鬼神，浪漫放荡，不拘一格。不像齐鲁文化表现得“正襟危坐，不偏不倚”，“信鬼神而远之。”屈原的《九歌》对楚地古祭礼，有很详细的描述。在祭神时，日子要选最吉利的，迎神要用最高水平的乐队，巫女要选最美丽聪慧的，衣服要穿最漂亮的，歌舞要丰富多彩的，神灵才会“欣欣兮乐康”[48]。由于三湘四水及洞庭湖之间盛行开放型的巫傩文化，男女间恋爱自由，社交公开，会情人，唱情歌，说情话，柔情似水，这些既是湖湘大地自古相传的习俗，更是古巴陵之域传承不移的精神。
人们都说“湘女多情”。巴陵地处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且更多的接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因此，巴陵的男人自古就胸怀开放豁达，巴陵的女子自古就表现出多情善感。
人们一提到“江南水乡”，总会自然地将巴陵一并存放其中，这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错觉。《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一书中指出：“根据明代和清代的行政区别，江南的范围划定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一带”。到了现在，人们已经将“江南水乡”浓缩在太湖流域，主要指江、浙、沪一带。因而，“江南文化”主要以“吴”、“越”文化为根基。人们说起“江南水乡”马上会联想到“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柳絮烟草”……。这里的人们更注重内心的细腻，表现出来的更多偏向于缠绵、温柔。但是，古巴陵其地域文化与吴越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湖南整个地理环境看，东、西、南三面都是高山，只有北面的巴陵是湖南最大的一片洞庭湖平原地区。同时，巴陵三面环水，西部面对浩瀚的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南部由南湖拥抱入怀，北部长江川流而过，周围还有诸多与洞庭湖相连的河湖港汊，这里的山水、城市都依托于洞庭湖。因此，巴陵人自古就形成了面向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的开放气慨。同时，更具有极大“开创精神”的志气。这里的人们，处事、做人都很讲究“大格局”，不受环境和思维的拘束，办起事来果决，不拖泥带水，与“江南水乡”相较，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和缠绵。巴陵自古以来更受老子、庄子和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熏陶，这里的人们感情显得格外地浪漫放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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