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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史话:展现繁盛的人文之美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受洞庭湖和巴陵人文的极大影响,其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巴陵期间,他经常回忆自己仕途坎坷,人生凄凉,因而“诗益凄婉”。我认为,这既是对被贬者人格和心灵的不尊重,更是对巴陵人文精神的误导。当岳阳金鹗书院建成之后,郭嵩焘在《金鹗书院记》中预言道:“他日人文之盛,必甚于是。”他们忧国忧民,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巴陵人为之奋斗。

巴陵史话:展现繁盛的人文之美

湖湘学派学者周兴旺[41]将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

巴陵人在此基础上,还有着:笃志好学、刚正不阿、豁达大度,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

巴陵这片土地上真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根据《隆庆岳州府志》载,自明洪武三年(1370)至隆庆二年(1568)198年间,仅从岳州学宫荐举而取得举人、进士称号的就有258人。平均每三年就有86人进入仕途,完全超过了湖广行省各州府的最高水平。

即使被朝廷谪贬到了巴陵的官员,依然会被巴陵当地的环境人文精神所感染,其内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自古以来,凡游览岳阳的文人骚客,皆被洞庭湖的气势所震撼,被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所熏染,同样会在其作品中留下深刻的岳阳人文痕迹。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本是一位田园诗人。但是受洞庭湖和巴陵人文的极大影响,其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语,这里不仅指洞庭湖的气势,更涵盖了巴陵人的胸怀和品格气质。

贬官来巴陵而受其影响转变最大、最深的莫过于唐张说。开元四年(716)因事牵连,贬至巴陵任刺史的张说当时已是年过半百。在巴陵期间,他经常回忆自己仕途坎坷,人生凄凉,因而“诗益凄婉”。但是,他在巴陵府期间,更接近民众,生活在民众之中,用今天的话来说“走基层”,“接地气”,于是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人不畏艰苦,浪漫激情的精神气质和这里山水无限的风光,因而其晚年的作品更“得江山之助”[42],诗词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张说贬官来到洞庭湖畔的巴陵府,常与好友赵冬曦、尹懋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泛洞庭、游南湖、登南楼、上君山,吟咏唱和,写了不少意境清新,感情真挚,感人至深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游灉湖山寺》。

空山寂历道心生,虚谷迢遥野鸟声;

禅室从来尘外赏,香台岂是世中情?

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

若使巢由同此意,不降萝薜易簪缨。(www.xing528.com)

这就与他之前在朝廷上专门写的那些吹捧、歌颂皇上的丰功伟绩无病呻吟的应制诗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因而,张说官虽被贬落在巴陵,然人格却升华到了另一种高尚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巴陵人的精神所感化、感染、熏陶的结果。现在,有不少学者认定,自张说、滕子京被贬到巴陵后,巴陵就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我认为,这既是对被贬者人格和心灵的不尊重,更是对巴陵人文精神的误导。

“洞庭之大,实为古今往来人文渊薮[43]。周、秦之际,屈、宋首开风气;汉则贾生步其后尘。若《九辨》、《九叹》、《九思》,皆原本屈子《九歌》。为屈子而作,不为洞庭湖言,可以略而不登。至南北朝颜延年辈,始独为洞庭开先。及唐、宋两朝,则洞庭精光发露殆尽。唐之文人如韩、柳,诗人如李、杜,往来借洞庭以抒其磊落豪宕之气。而一时继起,而作者不下百数十人,诗亦不下千数百篇,名章绝唱,直与洞庭争雄!惟张燕公实览其全,盖宦居久则游览富,‘自得江山之助’,信不诬也。宋之文人、诗人,各出其倜傥之怀,不为李、杜所压,斯时作者亦不下数十人,诗亦不下数百篇。‘先忧后乐’之文,议论卓绝,直与湖广相上下。而明人郭些庵《洞庭秋三十首》,人人拟之,几可盈几案,志中收之亦不能尽也。至于前、后七子,其所著作尚足与前人抗衡;其余诸子,各因所见而吐其奇,亦不下百数十篇[44]”。

“……盖洞庭之大,经屡朝人才之所发抒而不能穷其趣者,盖气象万千,闻见不能尽同,故留咏亦各有诗情而不相假借也……洞庭之大,诗薮也,人薮也,才薮也,亦安能尽游览之人才而悉登之也乎![45]

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派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海浪”与“湖波”的碰撞交汇之中,使中西文化经历了三次交汇与融合。

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事实上,自清末中兴巨臣曾国藩之后,整个洞庭湖区域出现了“湘省士风,云兴雷奋”的局面。而立于潮头的自有一批优秀的巴陵贤才。最早创办中国海军的是左宗棠,最早出使英国的大使是郭嵩焘,最早突破八股文禁锢的是吴獬……。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等开创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驱,岳阳的左宗棠、郭嵩焘、吴敏树、吴獬等一批先驱更是致力于探索拯救社会的道路,大力倡言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开言路、广贤路的良策和整治河政、漕政、盐政等改革措施。由陶澍、魏源、左宗棠、吴敏树、吴獬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尤其是岳州本土的一种优秀学术传统和风格。

当岳阳金鹗书院建成之后,郭嵩焘在《金鹗书院记》中预言道:“他日人文之盛,必甚于是。”

历史事实说明,在以后的整个近代史中,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批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有不少是巴陵本土出生或者受到过洞庭湖博大胸怀的文化熏陶的老前辈。他们忧国忧民,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巴陵人为之奋斗。

由于巴陵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在清朝末期第一个内陆的海关就设在城陵矶。以后,在洞庭湖边的街河口上开设了许多金融“洋行”和外国人的商行。在这里工作的许多中国人大都是巴陵本土的文化人士。一个外国传教士曾这样评价在这里工作的巴陵人:“他们有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法国人的热情浪漫,德国人的严谨高效,美国人的豁达开放,日本人的善采异邦,俄国人的沉毅豪放……”。巴陵其实成为了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巴陵人也最早接收了国外先进的经商理念。

这些,难道还不称其为巴陵人的性格气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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