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巴陵史话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衣冠南渡”，即“靖康之乱”给巴陵地域的人口结构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北宋末靖康之乱后，宋高宗渡江，以临安^[21]为行都，中原士庶随着南迁。这次南渡以河南、山西的豪门士族为主，他们恐惧蒙古人的杀戮，随着南宋王朝一起进入长江中下游，因而他们称不上“流民”。这批人中大富豪进入临安，不少士族随江而下到了岳州府的城邑安居下来。

巴陵真正最著名的人口大迁徙，发生在南宋之后。从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至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的422年间，在巴陵发生了两次“江西填湖广”的民众大迁徙。

1985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记载了成吉思汗攻占中原之后一句种族灭绝的名言：“男子汉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仅元朝初年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中原境内就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

1352年，蒙古统治者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他们计划彻底地消灭张、王、刘、李、赵等汉族五大家族。由于当时红巾军的奋力抵抗，这种灭绝种族的计划才没有得逞。

1259年，元兵攻破岳州城后，对全城实行了大屠杀，史称“至元^[22]屠城”。这次蒙古军队在岳州城屠杀的对象主要是南宋爱国将领孟珙将军遗留下来的“忠义军”士兵和城市里的老百姓。蒙古军队下达杀戮三条：凡发现家中有铁器者全家斩首；凡支持忠义军者全家斩首；凡有抵抗者全家斩首。战后，“忠义军”的大批俘虏和难民在蒙古兵的武力压制下被迫北迁。岳州府人口骤减，城中硝烟弥漫，阴森凄惨，大街之上很难看到几个行人。残酷的杀戮激起人们极大的复仇之恨。

这次屠城杀戮后的105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吴王朱元璋部下杨璟几番艰苦的激战才攻下岳州城。出于愤恨，杨璟指挥军队开始对城中进行大屠杀。而城中有一些老百姓由于对蒙古人的极度仇恨，乘机对蒙古人予以大肆杀戮，以报105年前的杀戮之仇。于是整个岳州城一片砍杀声，尸首遍地，血漫街道。这次件事在历史上称其为“明洪武屠城”。通过这次战争和杀戮之后，岳州城人烟稀少，处于十分凋零悲惨的状态。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岳州路^[23]有13.7503万户，人口78.7743万人。依据《明嘉靖岳州府志》记载：到了明洪武元年（1368），岳州府所辖的临湘、华容、平江、巴陵四县仅有4.4776万户，减少9.2727万户，人口21.8522万人。78年间，减少了9.2727万户，人口减少了56.9221万人。可以想象，四县平均每县仅只有1.1194万户，5.46305万人口，而且以老弱病残者居多，这表明在广袤的土地上几乎荒无人烟，毫无生机。(www.xing528.com)

洪武二年，皇帝朱元璋认为“岳州乃江南重镇，南控四水，北扼大江，然城邑萧条，得宜速置。^[24]”朱元璋觉得岳州太重要了，这种状态不宜长久。于是，由皇帝下诏书，引大量江西民众迁徙到岳州府洞庭湖一带居住。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江西填湖广”事件。不过，这次大迁徙虽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政府行为，但对被迁徙的居民而言是件很不痛快的事。因为，朱元璋对待迁徙的老百姓是有“经验”的。明洪武元年即“江西填湖广”的前一年，朱元璋将山西地区被蒙古军队大屠杀后幸存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山西的洪洞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填补蒙古人杀戮的空白地域。这本是出于一番好意，但老百姓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啊！好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明军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由士兵押着赶往目的地。当时被捆绑的人要上厕所，就说“我要方便”。由于被绳子捆绑在一起，士兵只能将绳子解开，于是，上厕所就有了“解手”一说。这是明朝开国历史上政府用武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迁徙活动。这样的方法用在“江西填湖广”上，对于明军来说应该得心应手。当时被迁徙的对象主要是与湖南紧邻的江西吉水一带的老百姓，执行的是“两丁抽一”、“三丁抽二”，即家中有两兄弟，抽一个去湖广，家中有三个兄弟，抽两个去湖广，有妻室子女者则举家迁往。同时，政府不给任何经济补偿，一切费用自己承担。这次迁徙虽然没有山西洪洞县迁徙那么残忍，但“我要方便”和“解手”两个名词随着这次迁徙带到了岳州府各县。

巴陵第二次出现的“江西填湖广”事件发生在明末清初，巴陵成了清军与南明争夺的主战场，加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与清军在岳州城的反复争夺，致使大批百姓逃离家园。

清康熙十一年开始，由于三藩之乱，吴三桂于1672年占据岳州城至1679年吴三桂彻底失败共7年间，岳州城又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洗礼”。康熙十八年（1679）当吴应麟从岳州府金鹗山上扔下炮台出逃，城中一把大火，除岳阳楼和文庙以外，其余大的建筑基本毁于一炬，城中老百姓四散逃离，空无一人。

当年，康熙皇帝平息吴三桂之后，听闻岳州城一片萧瑟冷落苍凉的情景，实不忍心。于是，依照洪武年间的政策，提出实施第二次“江西填湖广”的计划。但这次迁徙与洪武年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洪武年间主要由江西承担南下迁徙的任务，且国家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这次填补岳州府紧缺的人口已经扩大了迁徙的范围。

据《清史稿》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特批：“平江县招纳广东、福建两省移民入籍，开垦平江东南山区。”因此，现在平江当地通用的语言基本属于闽、粤两省混合的客家话。康熙六十一年（1722），朝廷再次组织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省三万多人“有序迁徙到岳州府的平江、华容、湘阴等县。”这是岳州府历史上第二次由朝廷组织的最大规模迁徙。这次迁徙，基本依照“有序迁徙”的政策，由国家承担迁徙的费用，按照迁徙的人数，补给沿途所需的生活银两。由湖南承宣布政使司为每个被迁徙的户主提供相应的建房经费，同时还承担水陆路途中的保护，防止沿途发生抢劫等意外事故。这次迁徙的人口流向非常明显，广东、福建的居民基本到了第一次迁徙地平江；江西的居民基本到了湘阴；湖北的居民大部分到了华容。应该说，清朝的这两次人口大迁徙，比洪武年间的迁徙要仁慈得多，完善得多。这次迁徙对洞庭湖区域岳州府境内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改变了巴陵地域人口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