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廷的那些官员如此害怕这本书的刊印和传播？该书究竟阐述了什么思想？
大清派遣公使出国驻外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经验。按照两宫皇太后的谕旨，当郭嵩焘离开京城前，总理衙门特奏请皇上，“饬令郭嵩焘出使英国，必须将出使期间对外涉及到的外交事件、各地风土人情、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诸多所见所闻等情况详细地记载，并随时咨送国内。”郭嵩焘严格按照谕旨要求，从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于上海启程之日起，至十二月初八日共五十一天的日记整理成册，自己题名为《使西程记》，寄回国呈报总理衙门。
研究郭嵩焘必定要对这本书进行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同时要结合郭嵩焘的日记和向上呈报的奏折，可梳理出郭嵩焘的思想脉络。
《使西程记》涉及到当时西欧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宗教、外交、国际公法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十分珍贵。在此，只能择其重点以飨读者。
首先，在政治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有着独特的感受。
在英国期间，他旁听了下议院关于国家大事的议事讨论，参观了英国的法院，参观访问了英国的监狱，听土耳其公使谈国际形势，与日本公使讨论日本的民治维新，与威妥玛多次探讨中国官场的问题。同时，他不间断地查阅英国的报刊、杂志，汲取西方关于各国政治和国家治理重大问题的大量信息。
他通过从多方面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对比英、中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有着自己深刻地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他首先提出了“君”与“民”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
通过旁听下议院的议员们辩论国家重大决策后感受到：“自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闭几千年的国度里出来的人，突然看到两党为国家大事互相争论不休“以定是非”并成为一种他认为的“风俗”，他感受到巨大的惊讶和刺激！
他总结认为：“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他认为这只能是“精英”所为。
由此，他在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述：“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义；设买阿尔[159]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敞，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他领悟到了问题的根本，“以民为本”，“尊重民意”，“顺从民意”，“此其立国之本也”！
他在1878年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英国道路的建设使得民生大变，“城乡道路岁一修治，规模阔大。”于是，他感叹道：“天下三宝：天时也、地利也，人情也。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身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反观自己的国家，他说“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从道路建设引发到了国家立国之本究竟是“为民”还是“为君”，是“民重”还是“君重”的天大问题。
他在光绪四年（1878）八月二十三日考察英国水师战舰之后，在日记中感慨道：“各国人才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西洋适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崖，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只要讲了一句洋人的好话，提出要向洋人学习，就必然使中国士大夫“相与哗然”，“愦愦如此”，即使圣贤又能“奈之何哉！”
于是，在与西方友人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时，他干脆提出中国要跟上世界时代的步伐，惟一途径就是国家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这是在两百多年前由这位“书呆子”首先提出来的！
可以说，在郭嵩焘之前乃至及后，他对西方立国之本，民主意识的概括和深刻的认识，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差异的分析，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任何人。
其次，在经济方面，他通过对英国多方的考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想。
在英期间，他参观了英国的电报局、铸币厂、博物馆、农业机械制造厂、游克虏伯机器局、活字印刷厂、铁路公司、纺织厂、矿物局等许多涉及国家经济领域的地方，并作了深刻的研究和思考。
他看到英国的大多数企业是由私人经营，国家的职能仅仅只是局限在社会层面上的管理，对企业的经营决不会无故干涉。因为，国家的财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企业的纳税。正因为有这样的制度，整个社会显得生机勃勃，真正体现了“民富国强”的本源。
他在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十三日阅读了《伊茀宁斯丹得报》[160]有关评论痛责沈葆桢毁弃吴淞铁路一文后，表示极大的愤慨。在日记中他说：“……而以幼丹（沈葆桢）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屈原曰：‘委厥美以从俗。’幼丹非不知西法之宜勤求，而‘从俗’之一念中之，委弃其生平而不顾。‘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凡从俗者，皆不知好修之咎也。”为何要毁弃吴淞铁路？竟然是因为这条铁路可能会切断皇家的“龙脉”，于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不顾，他对这种愚昧无知的作法已经气愤到了极点。
光绪三年（1877）九月二十八日，英国实业家斯蒂文生、密斯盘到中国使馆会见中国大使郭嵩焘，主要是讨论关于到中国修筑铁路一事。话题扯开后，由修筑铁路转移到了“博览会”的问题。因为，当时西方盛行举办“世界博览会”，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郭嵩焘对西方国家举办“世博会”特别感兴趣。他问，这样的博览会能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什么好处？对方告诉他，在博览会其间，各国将自己最好的商品予以展出，同时，可以直接销售，并可签订合同，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中国要举办这样的活动，中方只要出资两万英镑筹备展馆即可，其余一切由英方承办，“所有陈设机器，各自运往，中国一切不问”。中国可在展览期间，按照商品价格收取利息，收入丰厚。当时，日本大使上野景范也在坐。郭嵩焘问上野景范，你们日本似乎一切取用西法，你们是否也举办这样的“博览会”？
上野景范肯定地回答：“东京近三年盖造一院极宏丽。”说，日本全岛三府三十五县，其中包括许多国外的企业“各悉其物产分置院中”进行交易。政府“按照地段缴纳租价，而官计其本利，为定一价，按所陈列货刊刻准单，视市价稍平。”这样一来，“趋市贸易皆集院中，为东京第一繁盛之区，国家亦因而收其利。”
郭嵩焘问斯蒂文生、密斯盘，这样大的活动，政府是否出面组织一大批人进行管理？他们二人回答曰：“西洋但需一官经理，……西洋商民自治其中利益而争赴之，官但为之经理而已。”
他听了极为兴奋，这样的好事中国亦可为之。但是，当时的朝廷面对一个烂摊子皆无法收拾，更无一丁点为民、为国家搞活经济的思维。于是，他只得感叹：“西洋以商务为本，君民相与崇尚如此。”他只能将其写入书本中，以供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参考之。
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八日，日本大使上野景范偕同参赞金司殴、副领事葛摹机到使馆会见郭嵩焘，共同讨论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时，郭嵩焘问道：“你们日本商人在美国几何？”上野回答：“无有。”由此，郭嵩焘问上野，既然你们在美国没有商人，为何要在美国设立领事馆？上野回答：“是大有用处。”他告诉郭嵩焘，日本在英国采购大量的机器及船炮，数额巨大，资金也巨大。如果从日本专程派人和携带巨款极为不便，只能依托领事馆代为办理，这样既可为企业和国家节省大笔经费，而且办事的效率也很高。日本目前在美国虽然还没有大量的人员往来，但将来必定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往来。因此，现在于美国设立领事馆，“以为制国用之本”，“是以领事为必不可少。”郭嵩焘听后感慨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仿效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
他参观、考察了英国诸多工厂、企业之后，感觉西洋人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富强的原因，似乎寻求到了其中必然的联系。在日记中写道：“英国行政务求便民，因而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他看到西洋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设置，皆以“求便民”、“求利国”，以求国家经济繁荣和民众的富足，除此别无它。不像中国以人设置官位，以集团利益设置政府机构。
经济乃国家之基础，而民生乃国家之命脉。究竟是“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究竟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个朝代一旦取得政权后绝对是“皇权至上”。郭嵩焘在英国的耳濡目染，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西洋人的治国精髓。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当朝的大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早就不在一个时代。
第三、在军事方面，他对中国的病根有着更为深刻地认识。
早在咸丰五年（1855）底至咸丰六年，郭嵩焘接受曾国藩之命，从湖南出发去杭州、上海、苏州等地为湘军购置军火而“蹚路”。到了上海见到了英、法联军的战舰，咸丰六年三月初三到了苏州后，他见到了英、法军队的洋枪“极奇，真天下利器也。”
后来，在总理衙门与各位大臣们讨论对付洋人的问题时，他感到国家与洋人一旦发生战争极为担忧。因为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洋人，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对中国以外的形势如盲人摸象，表现出来是典型的“虚妄”心态。之后，他上书给咸丰皇帝呈述自己的看法。对于与洋人是否开战的问题他提出“制御远夷之道”，“必务疏通其情”。他认为，一旦开战，将“战无了局”。由此，他讲了自己的思路。一是要对洋人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要有一整套统揽全局或战或和的战略思想和策略。他说，过去我们的军队“临时商议，参差反覆”，吃过太多的亏，前车之鉴，今天就再不应该重犯这样错误了。对于僧格林沁“虚狂”的表现，他提出如果一旦战败了，如何收场？如果一旦幸运战胜了，又该如何有持久之策？为此，应该“彻始彻终，通盘筹算，然后斟酌一办法”。
但是，自咸丰皇帝到下层各级官员，对郭嵩焘提出的问题嗤之以鼻。随后，僧格林沁确实在大沽口与英法联军初战获胜，京城为之一片欢呼。而郭嵩焘则更加心急如焚，知道将大祸临头。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联军以战船二百艘，陆军一万七千人到达大沽口，于七月占领大沽口炮台，接着占领天津。八月初八大败僧格林沁二十余万人，联军进入圆明园，抢劫之后，一把大火焚毁之。
有了这样沉痛的教训，当郭嵩焘进入英国后，首先就开始涉及英国的军事领域。他参观了英国的洋枪局，参观了英国的甲墩炮台，参观了英国阿尔火药机器局及多处英国的军事基地。同时，他还与许多国外的大使和英国的高层官员们探讨了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并作了大量的笔记。他在《使西程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以便提交总理衙门认真参阅。
光绪三年（1877）三月初一，他参观维多利亚巴尔克洋枪局后，详细记述了英国人制造枪炮的流程、规格及产品质量。他最后评价说：“至今英国言枪炮者，以威多尔斯为最著云。”
光绪三年（1877）七月初九日，他随英国外交部知照从维多利亚港出发到甲墩炮台参观。在日记中，他详细介绍了英国炮台武器装备、大炮的射程、安装位置及各种轻重武器的配备。同时，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培养军队而专门开设的“军事学堂”及培养目标。他通过与英国军官与士兵的接触，了解到了英国军队严明的纪律以及对军队的严格训练和管理。他在日记中说道：“其官兵亦着皮靴，终日驰行水中。”“西洋兵法一务实用，无以虚文演习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
后来，他感觉到中国这些年来总受人欺侮，似乎问题的根本并不全在武器的强弱。在多方探讨中，他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八的日记中，就表现出了他强烈的思想意识。这天，威妥玛与禧明到使馆与他谈论沙俄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问题时[161]，两人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郭嵩焘将其记载下来。
威妥玛问：你对俄土战争有怎样的看法？
郭嵩焘曰：从当下报纸的报道来看，好像土耳其很危险。
威妥玛说：是的。“强弱之势本不敌，然所以致困者，坐无援耳。”
郭嵩焘问：“何以无援？”
威妥玛曰：“以太少内修之功，其被侵伐，人皆快之，是以谓之无援。”其意思是指土耳其驻英国的大使莫拉射司巴沙[162]曾说过，奥斯曼虽然近三十年一切循用西洋的法度，但放弃了“内修”。
威妥玛接着说：土耳其“在官者黩货，诉讼刑法，不一究心，百姓穷困无告，何谓内修？尽一二才略能任事敢战，而无一实政及民，其本已拨，西洋谓之乱国。”
紧接着，威妥玛说：“吾在中国久，略谙其情形，殆亦类此耳。”
郭嵩焘听后，心中一凉。他辩解道：“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亦尚有不及土耳其者。如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此所不能及也；以礼自处，无胜人心，亦不至遽撄强敌，此为胜者之。”郭嵩焘自认为中国儒家的“礼仪”必胜别人一筹。
威妥玛听后不屑一顾，说了一段十分精辟而犀利的话语。他说，我在这里并不认为沙俄突然有“觊觎”之心，沙俄与土耳其征战了十场，“财殚力竭，亦需数十年生聚乃自强。”然后，他将话锋一转，直指中国的实质，说到中国，如果能内修，即使有强大的敌人又有何妨？如果不能内修，那么东[163]西[164]两洋都会成为你的敌人，都会来欺侮你。
他接着阐述道：“中国地利尽丰，人力尽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他说，在军事上，如果没有善政，没有一个好的国家制度，不关切人民的利益，那么即使“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枝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他说：你们中国最近才开始懂得与西洋人接触，建立外交关系，“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最后，他对郭嵩焘提示：“土耳其可谓殷鉴！”
郭嵩焘听后感叹道：“中国只是议论繁多，不求实际。在事诸公亦止为议论劫持。我在此实系无所裨益，是以急请销差。”
威妥玛说：“此却不可。在此极是有益，久后当自知也。”
其实，这是郭嵩焘内心真实的思想，他实在想说，但他又不能，也不敢说出来，只能将自己内心得想法借助威妥玛的口讲述出来。为了让人们对这段话引起高度的重视，他在日记最后特别强调地指出：“其言语可云耸切！”其意思是这段话具有“醍醐灌顶”，“醒聩震聋”之功效。
由于清廷的固有顽疾不可改变，军队的训练没有章法，军队的纪律十分涣散。甲午海战前期，日本人特派人到中国战船考察，看到中国战舰大炮管上晾了许多官兵的衣服裤子在上面晒太阳。回家后对军机大臣们说，此战必定能胜于中国。事实切中了威妥玛的预言。
第四、在文化、教育方面，他更具备近代民主启蒙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洞察力。(www.xing528.com)
他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从踏上赴英国的轮船上，就开始认真、仔细地观察和对比中西方之间的差异。
在刘锡鸿的告状奏折中，“其罪四”就涉及到关于“旗帜”的问题。其实，在他赴英国途中当轮船经过汕头海域时，就发生了一件他从未遇见的有趣事情。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日，郭嵩焘所乘的英国轮船后面有一艘大的铁甲战船驶过来。船长告诉郭嵩焘，后面这艘船是英国“水师提督赖德”所乘之战舰。待后面的战舰靠近时，船长下令升起了旗帜。郭嵩焘看到后面的战舰也升起了旗帜。随后，两船并行，相距十丈余。这时，后面的战舰竖起了桅杆，船员列队在船舷两旁并奏乐，然后杨帆而去。
郭嵩焘对这一情节感到很奇怪，问船长：我们“升旗何意？”
答曰：“所以告也。”
郭嵩焘问：“他们升旗何意？”
答曰：“报也。犹曰钦差在船，已谨知矣。”
郭嵩焘问曰：“彼船升桅而立，何也？”
答曰：“示敬也，犹列队也。升桅杆而后可以示远。乐，所以作军乐也，以为列队之节也。”
问曰：“掠船首而过，何也？”
答曰：“趋而迎也。停轮者，以示让也。”
最后，他在日记中道：“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见彼土富疆之基之非苟然也。中国之不能及，远矣。”
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十八日，他参阅了“美利坚”、“俄罗斯”、“日耳曼”、“丹国”、“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墨西哥”、“秘鲁”、“波斯”、“埃及”、“日本”、“暹罗”、“罗马教皇”等多国的国旗及战舰旗帜，并做了详细的记载。在日记中提出：“有恶病者竖黄旗，各口（港口）候之，即以医至，相戒禁舟人不令往来，行海各国皆同此例。”然后提出：“中国旗式于此太为考，其用尖角旗，亦自古无此制也。”这一条真成为了刘锡鸿状告他最有力的把柄。因为郭嵩焘“亵渎”了“龙旗”啊！
在英国期间，他考察、参观了小学、历史博物馆、英国医学博物馆、三希学馆、英国工艺学校、御医馆、医院、流浪儿童训练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此期间，他还观摩了英国多处历史文化古迹和古代建筑。他还亲自到国家印刷厂了解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了解西方的出版情况。与此同时，他陪同巴西国王听音乐会，观看英国人的舞会，参加英国人组织的茶会。还与英国不少学者讨论教育的问题，听罗清亭讲述留欧学生的课程与才能的培养问题，自己还在思贤讲舍亲自演讲风俗人情。总之，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不断地参加、研究西方的文化、教育问题，并时刻与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比较。这些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感性认识，刺激了他沉闷已久的思想。
光绪三年（1877）二月初一日，他到斯阿士布达洛学馆参观英国的一所小学校，并观察学生们的晚餐供应情况。他了解到，这所学校“已设三百五十年，衣服礼制相传未改。”他发现在吃饭时，有的学生手持“一绿杆”即类似于指挥棒一样的小棍棒进入餐厅不知何意。后来经过询问才明白，所有持杆者皆是父母为这所学校的捐款者。但是，学校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则无条件地予以接纳：“年十五以下者，大率世家贫穷无资、孤苦，则学馆收而教之。”学校是“日三餐，衣履皆学馆给之。”教育的课程“其学分天文、数学、兵法诸事。”
他还记述道，学生每天上课之前必唱赞歌，“持乐器者数百人，亦两两相并，别为一队。”他询问所唱的内容，校长告诉他：“其所歌之辞，则先祝君主天佑，次及大太子，次及诸子及公主，次及百官，次及绅士。”他感叹道：“中国圣人所以教人，必先以乐歌，所以宣志道情，以和人之心。闻此歌辞，亦足使人忠爱之意油然而生。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矣。”
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十九日，他考察了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苏塞也得斯古洛小学。他与教师们共同讨论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方法，并看到老师指导学生们在实验自己动手做试验。同时，他还到教室里听了学生们在教室上课的实况。由此，他与中国的教育相比较觉得：“西洋成就人才，使之为童子时嬉戏玩弄一以礼法，又群萃而韵起之，以不至生其厌斁之心。殆亦尽善尽美矣！”
光绪三年（1877）三月二十六日，他参观大英博物院，认真看了该院陈设的各国古代文物。其中，他看见几年前被英国人从圆明园掠夺去的的若干名贵文物感到十分愤怒，骂中国当时的官员们“难辞其咎”。后来，他对博物院的安全保卫、实物保管、人员薪酬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得知该院每年由国家“岁支三十万磅”作为博物院的专款。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购买国内外珍贵文物国家还另有开支。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一日？”
对于中国当下文化、教育、文明的落后，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极大的悲哀。光绪四年（1878）二月初二日，他翻看英国的《代谟斯新报》关于野蛮和文明的论述后，在日记中记载了报刊中对文明、野蛮的评价，即：“盖西洋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莱意斯得[165]，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166]。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167]。”他说，中国人一直妄称自大，将洋人称其为“夷狄”、“无教化”。其实洋人已经将中国人称其为“半开化的人”。然后，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如果不到英国来，不经过严谨的考察，他还真不知道中国与西洋人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一日晚，他应英国女王的邀请在白金汉宫参加了由皇室组织的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赴白金汉宫参加“宫殿跳舞会，男女杂沓，连臂跳舞，而皆着朝服[168]临之。西洋风俗，有万不可解者。自外宫门以达内厅，卫士直立，皆有常度，无搀[169]越者。跳舞会动至达旦，嬉游之中，规矩仍自秩然。其诸太子及德国太子，皆与跳舞之列。”他说：“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其风教实远胜中国，从未闻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
在英国期间，他对洋人讲究卫生，注重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生活习惯非常关注。针对当时中国国民素质极差的状况，他于光绪三年（1877）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论居室之要有五”，第一是要引生气[170]除氮气。“凡有血气之类，独吸氮气即死。宜多置明窗，透宽天井，晨起即启户牖，室中勿惧冷，冷即生气。”第二，“水缸须用盖。”第三，“疏沟壅不可停。”不要随地乱吐痰，乱扔杂物，以免引起腐殖质，危害身体。第四，“当修洁器皿，不染纷尘。”衣裳被褥、枕头要勤嗮太阳。第五，“透光亮”。他是想将这些通过《使西程记》呈交总理衙门后，以此唤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引起注意，以尽快地提高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
通过对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文化、教育及人民的素质等各个方面的考察后，他对比自己的国家忧心如焚。光绪五年（1879）三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不堪闻问。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
第五、在科技方面，更是刺激了郭嵩焘的神经，使他在原来极度封闭的社会推开了一扇窗户，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在英国期间，他参观了格林威治天文台，专题听取英国的科学家演讲关于矿物质的科学问题。同时，他还多次与英国科学家参与讨论西方科学史，与马建忠等人一起讨论西洋天文学，与英国科学家讨论脑相学。总之，他象一块干涸的海绵，不断地汲取其中的养料。
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九日，他在英国官员的陪同下，从斯博得斯武得约所居住的古摹班克光学实验室考察英国的光学仪器。看完后，他引用希腊署公使宅罗谛阿斯的话作为自己的心得：“观此气象，便知数百年不见兵戈之忧！”
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二日，他在英国电力学者兼电力企业家格里的陪同下赴色尔茀尔敦电气厂考察。在这里，他观看了整个电厂的运作情况，观看了电厂利用电力生产火药的过程。格里向他详细地讲述了英国电力的发展情况及电力在工业、军工、交通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作用。他在日记中，有意地将格里的一段讲话记述下来：格里告诉郭嵩焘，他在30年前与同事布娄登一道准备到中国去考察发展中国电力事业。但当时是正值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讲求电学，日益求精……要此一种电气，其用最广，直是取用日日生新……则是四十年便做得八十年事业，何利如之！”
光绪三年（1877）十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记述：“英国讲求实学者，肇自比耕[171]。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行于希腊，西土言学问皆宗之。比耕[172]亦习刺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173]，始讲求格物致知之，名之曰新学。当时亦无甚信从者。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174]，亦为新学，谓日不动而地绕之以动。”他在日记中最后说道：“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175]开之，此英国实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十四年间，欧洲各国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光绪四年（1878）六月十六日，他在高的亚陪同下，考察了法国国立图书馆，详细记载了这里的所见所闻。其中，详细记载了这里的中国图书多达二万四千册，“凡为目录四巨大册，明[176]板佳者甚多。”该图书馆“凡藏书二百二十余万册，分二十九类。如化学、医学、律学、史学之类，其名目甚烦，容再详考之。”同时，这里每年还在各国收买各类书籍仅此项支出约二十余万法郎。当他了解到，在这里每年收集各国“其近人著书论中国事宜，旁及土产矿务，查目录亦得四百二十余种。”外国人对中国如此的关注，所出版的书籍之多，涉及面之广，他感到无比的惊讶。这种现象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西洋人的照相技术和电信局的电报发送。“又言电报局近有新法，能各种文，即华文亦可传递数万里外。其法尤其奇妙，尚当一诣视之。[177]”当月十九日晚上，他在英国邮局总办墨里时的陪同下，考察了英国邮局关于邮件的收集和分发的工作情况。看似一堆杂乱无章的邮件，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梳理下，整理得井井有序，他感到很惊讶：“其条理之密，不误递一信，不差误一时，亦足见其人事之精善矣。”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与日意格、马格里、马眉叔等英国的科学家一起谈论天文学时，他才得知欧洲人早就发现了太阳系有九大星球。并且，他还知道了月球是绕着地球在运转。流行是“两星相触而散所致，一星或化为数星、数十星”等诸多天文知识。作为一个从封闭上千余年的国度来的中国人，除了知道“二十四星宿”，“祭祀北斗七星”外，其余都处于蒙昧状态。因而，郭嵩焘听后写道：“其言似诞，然亦略见天地之光大矣。”
光绪五年（1879）正月二十一日，他在法国马赛乘坐法公司阿纳谛尔轮船中，与英国著名海洋化学家布类里专题讨论了海洋学的问题。布类里是专门研究水土生化虫物的专家，因此，英国政府曾专门为他的著作出版发行。这次，他刚从中国、锡兰、日本考察回国。
郭嵩焘问道：“此行游锡兰历中国以至日本，亦国家所命乎？”
答曰：“此自游历，非国家命也。”
问曰：“国家刊刻所著书何意？”
答曰：“国家考求海中生质，岁费金镑七千，约以十年为期。以渠究心虫鱼之学为专门也，所得生物，必以咨之，因为刊行所著书。”
问曰：“海中生物无关国家大计，考求何为？”
答曰：“是有大用。凡生物皆有宜，由水土之气所化也。得其生物之性，亦可辨知其水土之用。”接着，他告诉郭嵩焘，往年英国与美国在海中水底铺设的电线是铁丝。后来忽然中断了，发现是海底的硫磺侵蚀所致，只能改为铜线。这主要是通过海中的生物变化才发现问题的终结。他告诉郭嵩焘，海洋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只有对海洋不断地研究，才能使国家富强。
对于一个既没有“海洋”概念，更无“海权”思维的晚清官员提出“海中生物无关国家大计，考求何为？”这样的问题并不足为奇。但是从对话之后而发表的感叹则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了。郭嵩焘在日记的最后写道：“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他感到中国于西洋人的差距甚大，人才极其匮乏，然人才难得。光绪五年（1879）五月初十日，他与朱香荪同裴樾岑在家里一起“夜酌”，谈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及人才的问题时，他有满腔的话要说，但他又不敢直说，只得将何镜海关于当下人才的论述记载在日记中：“古今人物分四等。上一等道德事功合一，今无其人矣，有亦必不出而任事。其次以道德行其事功，随所往而避穷。其次苟务为事功而已。又其次营求富贵，只此一种人充塞天地间。于此有能立事功者，其人已夐乎远矣。而用其与世推移之心，以赴事机之会，要止是三等人。进而上之，则必扞格龃龉而不能入。人才所以不古苦，非必时数之为之也，政教人心之积，流极而不可复反，圣贤所无如何者也。”他最后说：“此论似创而实确！”这里，明明是自己要说的，非得要另一个人代替为其而说，最后来一句结语：“警世奇言！”
第六、他开创了中华民族外交的先河，建构了中国与西洋之间外交的桥梁。
他先在英国首次设立大使馆，不久在朝廷的谕旨下又在法国设立了大使馆。在他出任大使期间，他秉持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高尚的情操，树立了中国的形象，而且，打开了中国外交崭新的局面。他在任期间，受到了所在国的高度好评。当他离任回国时，英国各大报纸争相为其报道他在英国的政绩。英国、法国的大臣们一致认为“郭嵩焘是东方最有教养的外交官！”
如果说郭嵩焘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就是他的《使西程记》。
他在任期，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考察、参观、调研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手资料。在法国期间，他作了近7000字的记录，对德国作了近5000字的记录。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大使野景范为争取国家设立自己的信局而不懈努力的过程。当时，国际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国相互之间往来的信件皆只能由英法等国在对方国家设立信局并由他们经营，而所在国反而不得私设信局。日本觉得应该在自己的国家设立信局，且由自己国家经营，这样做一是树立了国家的形象，二来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于是，日本大使野景范经过多方努力，并请美国人出面与西洋人打交道终于办成了此事。郭嵩焘认为：“日本勇于兴事赴功，略无疑阻，其举动议论，亦妙能应弦赴节，以求利益。其勃然以兴，良有由也。”其实，他是在告诉国内的总理衙门，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国的做法，争取自己设立信局，以争取本国的权益。
在英国期间，他办理了诸多国际间棘手的大事件。首先，到英国后即刻处理好了云南“马嘉理事件”的遗留问题，使得两国没有为此再生起事端。接着，在英国建立了大使馆，并在他的建议下，于光绪四年（1878）在新加坡设立了大使馆。
光绪三年（1875）十一月六日，我国一艘私人商船在长江被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悖信”号撞沉。上海租界按察使要求英国轮船公司赔偿一万两白银。英国公司不服，声言要回国上告企图躲避赔偿不了了之。后经郭嵩焘于英国外交部多次交涉，并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说服了英方，最终同意按照上海租界按察使的决定办理。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国还前所未有。
光绪二年，英国在厦门的怡记洋行商人枪杀了当地两位渔民。当局照会英国厦门领事馆要求迅速处理。英方借口杀人者并非英国人以企逃避责任。郭嵩焘接受此案后，经与英国政府对多次协调，虽然凶手没有受到惩罚，但替死者争得了一笔可观的赔偿款。
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一，两名英国传教士与武汉参加乡试的生员发生冲突，最后导致传教士被打伤。此案发生一月之后，中国官府才将肇事者抓捕，因而引发英国领事的强烈抗议，并使两国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这就是近代有名的“武汉教案”。如果处理不当，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朝廷将此事交予郭嵩焘办理，以平息两国的纠纷。郭嵩焘了解案情后，首先向英方表达了歉意，并一再声明，此事纯属偶发事件，并无政治、经济预谋。经过多次协调，终于获得了英方的谅解，遂了此案。
在英国期间，郭嵩焘最难处理，也是他后来遭受指责最多的是关于处理新疆喀什噶尔案。同治三年（1864），新疆少数动乱分子致使新疆造成了分裂。第二年阿古柏乘机将整个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英国人为了从中渔利迅速予以承认。不久沙俄又乘机占领了伊犁。光绪二年（1876）四月，左宗棠出兵开始收复新疆。这一年，郭嵩焘刚到伦敦。朝廷感到事态十分严峻，一面派员与沙俄谈判，一面要求郭嵩焘从中与英国人斡旋，并了解英国人的动态。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正好回国述职。他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先以调停人的身份找到郭嵩焘，劝中国停止对阿古柏的进攻，要求左宗棠将军队撤出新疆。同时，暗中支持阿古柏与清廷作不懈的斗争。郭嵩焘在未了解整个局面的情况下，在威妥玛一再撮合下与阿古柏的代表赛尔德见了面。同时，擅自主张提出了与之谈判的“四条方略”。
由于左宗棠率领的军队英勇善战，阿古柏于当年五月自杀，新疆大片土地已经收回。其实，这个时候英国人早就知道战场的实际状况，但对郭嵩焘一直采取隐瞒的做法。直到七月十六日，郭嵩焘在《泰晤士报》上才得知阿古柏的死讯，了解到新疆的整个战况。他觉得自己被英国人耍了，由此，对英方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要求英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必须撤回英国承认所谓“哲德沙尔国”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即在没有得到朝廷授权下私自贸然与叛乱者的代表赛尔德会晤，这样给英国人提供了分裂中国的契机，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他一生中真正所犯下的一次最大的错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