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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史话:仕途坎坷,三起三落的太平天国领导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已经三十二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年满三十八岁。一是为挽救清廷,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但是,郭嵩焘的仕途非常坎坷,后人总结为“三起三落”。九月,太平军主力大败湘军于三河镇,使湘军元气尽伤,太平军已经重新组织起精锐,有重整山河之气概。四月初,李鸿章被授予江苏巡抚一职,并奉命率军支援上海战事。九月十一日,郭嵩焘抵达广州。

巴陵史话:仕途坎坷,三起三落的太平天国领导

郭嵩焘在科举路途上经历十二年,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终于中得进士,那年已经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当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时,他已经三十二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年满三十八岁。有的史料评价郭嵩焘,是他一生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挽救清廷,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二是结识洋人,与之周旋,以延长清廷的寿命。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做了三件事。一是确实协助曾国藩组建湘军,并积极参加与太平军的征战;二是为推动“洋务运动”献出了毕生精力;三是认识了世界大局,为当时危亡的民族寻求了一条生存之道。尤其是他后半生致力于将中国于世界大局之中认真思考,最终确立了他在晚清“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但是,郭嵩焘的仕途非常坎坷,后人总结为“三起三落”。

他的第一次起落: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八日接到应试南书房的通知,之后得到肃顺的宠爱,成为“肃府六君子”之一开始,到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二日辞官返回湘阴老家结束。

咸丰八年(1858)八月,皇帝得知郭嵩焘在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第一次亲自召见他。四个月后,即当年十二月初三日,咸丰皇帝第二次召见他。第一次召见,是咸丰皇帝看中他的才气。第二次召见,是咸丰皇帝想询问郭嵩焘的治国之见,也是对他的一次面试,决定其能否进入“南书房”。在这次召见中,君臣进行了一场较为实质的问答。

咸丰帝问曰:“汝看天下大局,适如何办理?”

郭答曰:“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

帝又问曰:“究竟从何处下手?”

答曰:“据臣愚见,仍当以讲求吏治为本。”

紧接着,皇帝提出了一个令郭嵩焘意想不到,背心直冒冷汗的天大问题,曰:“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言下之意是说,你看大清江山还有没有得救?

这里,咸丰帝直指两个问题,一是太平军经过湘军的征战,本已趋于衰亡之象,但不久又“死恢复燃”。九月,太平军主力大败湘军于三河镇,使湘军元气尽伤,太平军已经重新组织起精锐,有重整山河之气概。第二个问题更是困扰咸丰帝的大事,即如何对付洋人?咸丰为何要问这个问题?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英法联军已经打到京城附近。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咸丰帝心中确实无法预料。自己的父亲道光皇帝已经被洋人打得蒙头转向,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父亲临终前曾遗旨,不要将自己的名号列入太庙。现在,洋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自己是否会继续步父亲的后尘?

郭嵩焘并没有直接,也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答曰:“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见端。”“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随皇上为转移。”这样,他似乎回答了,又似乎没有直接回答。

帝问曰:“如何能转移?”

郭嵩焘立即将此与湘军联系起来,答曰:“湖南、北所较优,亦由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郭嵩焘提出的这两位大臣,一是汉人,且都是极度能办事的能人。二是这两人都是忠臣,且皆为廉洁自律者。

咸丰帝仍觉余味不尽,最后要郭嵩焘直接进入南书房,并要他将自己的想法用书面奏折呈报皇上。

这是一段在非常时期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君臣问答。于是,郭嵩焘满怀激情地将自己的想法直抒而上。在奏折中,他指出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过于腐败,朝廷没有作为,官场不求实际,官吏贪赃枉法,欺上瞒下。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利过于集中,极易造成腐败。

但是,咸丰皇帝对这份奏折没有丝毫兴趣,根本没有理睬而搁置一边。而郭嵩焘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份奏折已经触及到了皇权。但咸丰还是很顾及郭嵩焘的面子,特派遣他到大沽炮台,一起与格林沁协助海防。

就是在与增格林沁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作为汉人的卑微和被满清人的蔑视。之后,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山东办理沿海税收事物中,虽然费尽心思,但还是受到了增格林沁暗中的打击。最后,落得过“交部议处”的悲愤结局。即使回到京城,增格林沁还要踏上一只脚,向皇上呈报奏折,说郭嵩焘在福山有贪污受贿之嫌。这种无中生有,施放暗箭的手段,令郭嵩焘气愤至极,他在回老家前,向曾国藩的信中说:“小臣官虽微,固钦使也,僧邸下檄府县,搜求阴事,辱小臣乎?辱国而已矣!”

他的第二次起落:于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十八日,受李鸿章邀请出山,接受皇帝诏命为苏松粮道开始,至同治四年(1865)八月被左宗棠反复参劾。同治六年(1867)终于回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季,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命李鸿章在安徽招募一支新军。次年,即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奉命组建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淮军。四月初,李鸿章被授予江苏巡抚一职,并奉命率军支援上海战事。到了战地,李鸿章感觉到自己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深感“独立无助”,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启用郭嵩焘。曾国藩与郭嵩焘本是儿女亲家,按照大清律,亲缘是不能互相荐举的。但曾国藩特命李鸿章上奏,说:“沪中急需得人,暂不回避,朝廷特批。”

郭嵩焘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到上海上任。同治二年(1863)三月,由浙江巡抚左宗棠建议并得到朝廷批准兼任督松浙盐务,又任两淮盐运使。六月,出任广东巡抚,成为清廷的一位正式的封疆大吏。当时,朝廷要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最主要的职责是为湘军筹措军饷。九月十一日,郭嵩焘抵达广州。第三天就开始了“劝捐令”。

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郭嵩焘的为人原则。后人在评价郭嵩焘的人品时说,他除了为人耿直、率性,廉洁外,还应该加上了一个“书呆子”的帽子。他办事极度的认真,做人的原则性也很强。凡大事他认为是对的,绝对只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转弯,更不会阿谀奉承。在与咸丰皇帝的问答中,就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执着,尤其在呈报的奏折中,毫无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但是,正因为他的这种不转弯,才会导致僧格林沁对他的仇恨。在回答咸丰关于如何使局势转移的问题上,他回答“湖南、北所较优,亦由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并说了湖南总督与巡抚即骆秉章与胡林翼办事认真,故能将一省事办好。但是,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骆秉章与胡林翼两位都是志同道合,且办事都十分严谨、认真,为官清廉的汉族士大夫。而他郭嵩焘在与僧格林沁共事时,就已经尝到了这位狂妄自大,毫无思想的八旗贵族子弟带给他的痛苦。

这次,他到广东任巡抚,本是满怀激情一心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运气真正属于不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再苦的工作并没有难道他,但是“内部的摩擦”和“内耗”又一次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当时,与郭嵩焘曾先后到广东上任的两名总督,第一位是既无能力,又贪婪无度,专横跋扈的毛鸿宾。对于这样的人,郭嵩焘从心眼里就看不起,也不给对方留有任何贪婪的余地。于是,两人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是毛本人在湖南任巡抚时期贪腐事发而被革职,才避免了郭嵩焘的一场灾难。但是,接着到任的是一位八旗贵族子弟瑞麟。这一位比上一位更贪婪更霸道,他有着强大的背景。郭嵩焘虽然对其不屑一顾,但也致使郭嵩焘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非常被动,为自己的跌落埋下了祸根。当郭嵩焘离职时,瑞麟同僧格林沁一样,同样采取的是落井下石的手段。

当然,导致郭嵩焘第二次离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左宗棠四次连续不断对他的参劾。左宗棠与郭嵩焘原本都是湘阴人,属于正宗的“老乡”,又是最好的挚友,还是郭松涛将左宗棠从湘阴柳庄拽出山,而成就了左宗棠辉煌的一生。同时,郭嵩焘的第五个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两人又本是儿女亲家。但是,自从郭嵩焘到了广东任职后,两人就闹翻了。这时的郭嵩焘虽然是广东巡抚,而左宗棠已经是闽浙总督,其在当朝的地位十分显赫。但是,左宗棠在个性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高傲自大”,“向以亮(诸葛亮)自诩”,看不起人。他一直仅把郭嵩焘当做是一位“书呆子”的好朋友,认为他不是一块吃官府衙门饭的料,在官场上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不把他当一回事。

同治四年(1865)八月,朝廷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闽、粤、赣三省会剿太平军,各省军务均属其节制。同时,朝廷还对广东巡抚郭嵩焘有“认真协同作战”的训令,并提出“如敢再玩忽职守,即著左宗棠从严参办”的告诫。所谓“再玩忽职守”,是指原来有瑞麟带兵的队伍根本就不听从指挥,又不愿意接受巡抚郭嵩焘的节制,因而多次失误。

致使左宗棠和郭嵩焘两人彻底闹翻的原因,据说是与湘阴县城里的文庙有关。同治五年(1866)二月,湘阴县城的文庙里长出了一颗灵芝草。郭嵩焘的弟弟致书郭嵩焘,说文庙长出了灵芝,象征郭家吉祥之意。这话传到了嫉妒心很强的左宗棠耳朵里,大为不快。左宗棠大呼:“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由此,造成了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极度不满。

当年七月,湘军攻陷了天京,太平军余部逃往赣、闽、粤边境,后被左宗棠全部赶到入广东境地。左宗棠主张由鮑超[157]的“霆军”进入广东进剿。但郭嵩焘认为鮑超的“霆军”纪律松弛,没有战斗力,无法抵抗太平军。于是,他要求左宗棠的湘军入粤,但左宗棠不同意。郭嵩焘只得私下求得李鸿章的支持,通过淮军入粤协助“霆军”共同剿灭了太平军。之后,广东总督瑞麟还要上奏冒功。这件事使得左宗棠大为恼火,并上奏朝廷,将瑞麟连同郭嵩焘一并参劾。(www.xing528.com)

即使这样,左宗棠并不解气。半月后,左宗棠第二次向朝廷上疏,弹劾广东督、抚即瑞麟、郭嵩焘两人谎报军情。其中专门说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一句话,左宗棠认为郭嵩焘是一个老实人,但决不是从政的料。

不久,左宗棠准备带领队伍直接进入广东,对郭嵩焘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郭嵩焘觉得自己无缘无故地被人阴整了一把,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无法发泄。现在你左宗棠还对我指手画脚,加之自己本来就与瑞麟极度不和,故而正闹着要离职。这下,使左宗棠更为火光,接着向朝廷提出了第三次弹劾,说“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并干脆提出了接替郭嵩焘的人选。

又过了一个月,左宗棠第四次向朝廷直接弹劾郭嵩焘。奏折中言明:“广东巡抚明于小计,暗于大谋。”这可是要命的一句话,这不仅说郭嵩焘政治上不成熟,而且还是一位搞阴谋的人了。

本来,朝廷也知道这两位湖南老乡的关系以及两人闹别扭的原因。同时,也对郭嵩焘的为人很清楚。因而,对左宗棠的三次弹劾并没有接受,这是对郭嵩焘最大的信任和保护。同时,也曾派人从中斡旋,期望两人均消消火。但是,对于左宗棠这样一位朝廷大臣连续四次不断地弹劾,且左宗棠摆出一副誓不罢休的气势,使得朝廷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只得将郭嵩焘解除广东巡抚的职务。同时,朝廷为了顾及郭嵩焘的面子,赏给他二品顶戴,“到京另候简用”。同治六年(1867)正月,郭嵩焘接到上谕,即刻再一次地回到了老家,真正开始准备过隐居的生活。这年,他正好年满五十周岁。

多年后,两位老人在家乡见面,左宗棠认为自己太不切情谊,为此亲自登门向郭嵩焘赔罪致歉。之后,两人又重归于初。后人在评价这件事时,对郭嵩焘的胸怀多于褒奖。

他的第三次起落:起于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二十五日,郭嵩焘突然收到诏命,要他与杨岳斌、曾国荃、丁日昌、蒋益澧等一同进京觐见。直到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十离开英国伦敦使馆,直接回到湖南长沙定居。

在广东巡抚任职期间,他与瑞麟本就不合,已是满腔的苦恼。与左宗棠的矛盾,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这年,正好他的老朋友刘蓉从陕西巡抚任上退休回家,于是两人遂成了在国家多难期间的难兄难弟。他们真正地过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开始时,在家种菜、植茶、养鱼,时而泛游洞庭湖,过得也很自在。

同治八年(1868)三月到第二年十一月,他主持长沙城南书院,并在此发现、培育了张百龄、瞿鸿祝等一大批晚清后期的国家栋梁之才。同时,他还参与《湘阴县志》、《湖南通志》等历史志书的编辑。

但是,同治七年(1872),他的大女儿病逝,第二年,孙女接着夭折。第三年,郭嵩焘满52岁,但他大儿子刚满二十五岁就病逝。不到一个月,他的第八个女儿又病逝,三个月后,自己的贤妻良母邹氏也撒手人寰。仅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家里病逝数口,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老朋友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任上逝世。第二年,他老年的挚友刘蓉也病逝。他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和孤独。但是,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依然忧心如焚。正好在他感到无助之时,于同治十三年(1861)六月二十五日接到朝廷的诏书,他抱着对国家、民族极大的希望,对自己余生充满着无限惆怅的心态,于十月二十二日从长沙家中启程北上

途中,他特意到了自己湘阴的老家,并在此羁留了一段时间。有意思的是,当时湘阴县令冒小山看望郭嵩焘时,说了一段十分意味深长的话。他对郭大人说:“大人心地开爽无城府,然世路崎岖,人心叵测,一切愿求慎重。”之后,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的记载。他说,当时听了冒县令的这段话,“顿生悚然之感。生平愚直,未敢以猜防之心待人,又意求利人,不为人害,凡语言有损于人者,不敢轻出也。自问无取恶之道,而所在抵牾,则由语言激切之故。冒(小山)君此言,深中隐微,当书绅以志之。”但是,郭大人一旦皇命在身,则必定皆忘其所。因为,他是一位“极无城府之人”,所谓“当书绅以志之”的铭言也会忘得九霄云外。

当时,朝廷实际是由两宫皇太后把持。之所以宣诏郭嵩焘觐见,是日本已经进犯了台湾,朝廷急需启用一批懂得“洋务”,且能与洋人打交道的将帅之才。于是,两宫皇太后在朝堂受到多位官员的荐举,才使郭嵩焘再次被启用。

初期,郭嵩焘被授予福建布政使一职,主要是恭亲王奕䜣正在筹备江南海防事务,需要郭嵩焘这样的人才。虽然“布政使”一职虽然与他原有的“巡抚”一职在官阶上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郭嵩焘对官位的高低看得无所谓,而且他与新上任的丁日昌的关系本就很好。因此,其工作和生活也就减少了许多人为的烦恼。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初四,郭嵩焘被诏入京,遂被诏署兵部侍郎,由原来的布政使连升两级,并在总理衙门当差。这年郭嵩焘已经是一位57岁的老人了。当时之所以急忙诏郭嵩焘入京,主要是当年正月,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一时成为了中英之间最大的外交纠纷。

马嘉理本是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受英国公使的差遣,到云南接一批英国“探路者”由缅甸入境中国。当马嘉理将人员接入云南境内时,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马嘉理等四名英国人被打死。事件发生后,清廷认为这是当地土著民族为了抢夺财物而引发的一起民间刑事案件。但英国人则一口咬定这是一件由清廷地方官方蓄意组织的报复英国人的仇杀案,并将矛头直指云南总督岑毓英。这样一来,一起民间刑事案件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件国际性的重大事件。经过一年多的交涉,朝廷只得与英方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签订一份更不平等的《烟台条约》,除了开放内地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处口岸,赔偿白银二十万两外,还规定朝廷必须派遣钦差大臣赴英国,向国王赔礼道歉。两宫皇太后与朝臣们议处后,认为,专派一钦差大臣赴英国赔礼道歉,不如干脆就汤下面,将使节常驻英国,此事理所当然地落在郭嵩焘身上。

此时的郭嵩焘,似乎又燃起了心中的一团炙热的火焰,充满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认为可以为民族、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了。他似乎忘记了湘阴县令对他的那番嘱托,也似乎忘记了自己在日记中写下的“书绅以志之”的铭言。

“马嘉理案”发生后,朝廷必须力保岑毓英。如果将总督直接处置,则势必会落下“马嘉理案”是中国政府行为的口实,那么,英国人必定会乘机生出更大的事端。同时,朝廷不少官僚也很同情岑毓英,期望朝廷不要轻易处置云南总督。

但是,郭嵩焘于十二月初四进京,初八就写了一份参劾岑毓英的奏折。奏折中首先论述国家之间应该以礼相待及国家之间的礼宾关系。然后,讲述西洋“可资取法者很多,士大夫不可不察不理。”接着阐述道,由此而造成“争相诋毁,以致屡生事端。”然后笔锋直指岑毓英,指明,“马嘉理案”是由岑毓英一手策划出来的,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要求将其交部严议。

郭嵩焘这个“没有城府”的“书呆子”一上来就捅了“蚂蜂窝”,一时在朝堂上引起哗然,郭嵩焘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家一致认为郭嵩焘是个“事事依附英人”的“奴才”。一时整个京城沸沸扬扬,“泛泛悠悠之口”,“无以谅之”。事情传到了湖南,竟然引发长沙士子群情激愤,都表示家里出了个败类,难以容忍。还有人特意为郭嵩焘出使英国撰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出其类乎,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他又一次感到悲伤,于是,向两宫皇太后提请病退,要求告老还乡。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述当时的心态是:“心绪恶劣,不堪名状,平生此景,亦云至矣。”

这时,两宫皇太后亲自出面做工作了。当她们听完了郭嵩焘的呈述后,慈禧皇太后即刻表示:“此时万不可辞!”然后安慰他,不管外面的人如何说,他们“皆是局外之人,全不顾事理,随其便,管它做什么!”“我们是相信你的”。最后,慈禧皇太后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就一味替国家办事,不管那些闲话,横竖皇上是了解你的心思。这次出洋本是极苦的差事,别人都不能胜任的。况且前已经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洋人的许多议论来。”慈安皇太后也极力劝导说:“这艰苦的差事只能须由你来承担了。”面对两位皇太后的苦心劝慰,他还能如何?他在日记中写道:“竟是不能说,惟能感激禀遵而已。”

临行前,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同时诏见的还有由郭嵩焘提名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两宫皇太后在他们出发之前重点交代了四个重要原则问题。其一,要求郭嵩焘“当为国家任劳任怨”;其二,一定要与刘锡鸿处理好关系,和衷共济,将出使英国的大事办好。其三,要求郭嵩焘“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其四,管教下属,不可滋事。最后,慈禧皇太后对郭嵩焘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于是,郭嵩焘满怀信心地踏上前无古人的征途。

光绪二年(1876)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率领着到英国建立大使馆的十五位官员,登上英国的一艘轮船,开始了“七万里征程”。

光绪三年(1877)十月十七日晚,郭嵩焘一行到达英国伦敦。二月七日下午,郭嵩焘率刘锡鸿觐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由于事先只准备为“马嘉理案”向英国“赔礼道歉”的事务,还不知道有一个“出使英国的中国大使必须向英国国王递交国书”的程序。因此,直到十二月十二日,当清廷的国书到达英国后,在伦敦温莎行宫补办举行中国大使向英国女王递交国书的仪式。光绪四年(1878)三月十八日,郭嵩焘接到兼任法国公使的上谕。此后,他就来往于英法两国间。

在此期间,他从出发那天开始就以日记的形式,将出使英国的所见所闻汇编成了《使西纪程》一书,呈递给总理衙门。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郭嵩焘心情也似乎感觉良好。他力求将两宫皇太后交代的懿旨办得最好,而且也确实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大量的工作,平息了诸多涉外事件。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他提名的刘锡鸿第一个跳出来向朝廷参劾他。接着,他的《使西纪程》一书成为众人参劾他的“罪证”,他俨然成为了全国士大夫们即普通民众的“公敌”。在国内,乃至包括总理衙门内部,形成了一个对郭嵩焘“违反祖制”,“出卖国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的谩骂声。声讨总理衙门刊刻《使西纪程》“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的“大合唱”。开始,李鸿章想极力为郭嵩焘辩护,但因声势太过,李大人只得退避三舍。在朝的各级官员一道道奏折象雪片一样飞向两宫皇太后案几上。总理衙门只得将原来已经刊刻好了的《使西纪程》一书销毁。两宫皇太后也抵不住全朝官员的压力,只得将郭嵩焘撤回国。

之后,曾纪泽到达伦敦接替郭嵩焘的工作。光绪五年(1879)正月十七日,郭嵩焘到阿斯本女王的行宫辞行。之后直接回到了长沙颐养天年。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十八日,一颗灿烂的明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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