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巴陵史话

郭嵩焘（1818年——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湘阴城西人。他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位皇帝。尤其是经道光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诸多事变。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155]，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

从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国内爆发了震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这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1856年至1860年四年间，当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英国和法国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趁机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向清朝政府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称“英法联军之役”。当时参战的兵力分别是：联军17700人，清军200000人，清军的兵力是联军的10多。但是清军最终被“联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十分的惨重。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于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即玉泉山、静宜园即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圆明园里的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清廷派奕訢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自1858年5月至1860年11月，清朝政府与列强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8年5月，与俄国签订了《瑷珲条约》，中国割让150万土地给沙俄，沙俄成了最大利益获取者。

1858年6月26日，与英国签订来了《天津条约》，大开通商口岸，并赔偿白银四百万辆。(www.xing528.com)

1858年6月27日，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除了大开通商口岸，另赔偿白银二百万两。

1858年6月18日，与美国签订《天津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并扩大最惠国待遇。

1860年10月24日，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3、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4、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1860年11月2日，与法国签订《北京条约》：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法国招募华工出国；3、任由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4、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据史料记载，自1841年至1901年共60年间，整个清朝政府向各国列强赔款计本金和息金共计13亿两白银。其中仅“庚子（1900）年向西方列强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日本、荷兰、沙俄等国赔偿战争款共计4亿5千万两白银。甚至连最小的瑞典、挪威也分到了一杯羹，得到白银达62820两。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华民族陷入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值此国家命运处于危亡之际，极大地刺激着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思考民族、国家前途和生存的大问题。他们在不断地寻求一种新的思想和治国方略。正如历史学家郭廷以称晚清为“闳放昂扬之世”。他认为：“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为人群谋生存与生活需要的产物，各民族的处境不尽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动范围扩大，见闻增广，人之所长，生活亦可随之改进。否则世异势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为盛衰所系，必须急起直追，纵不能后来居上，最少可以并驾齐驱。^[156]”

郭嵩焘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危亡之际，以自己“见闻增广”和独特的思维，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成就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