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至1885年间，清廷与法国展开了近代有名的“中法战争”。由于战争漫延到了台湾，致使整个东南沿海处于极度紧张的战争状态。在整个战争期间，左宗棠坚持决不妥协的态度，予以坚决地抵抗，并向朝廷言辞恳切地提出迅速建立台湾省。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利益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心血。
所谓“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142]，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即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场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了中国台湾及东南沿海。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143]，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144]，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年11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越南藩属于中国的事实。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利维耶[145]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1881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法军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随即宣布要“为她的光荣的孩子复仇”，拨给东京法军350万法郎，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1881年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占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法国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利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1882年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拟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被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
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准备作战。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
清朝政府虽然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未同意左宗棠亲赴前线，谕旨由张之洞为对法作战的统帅。但最高决策机构鉴于李鸿章的权势及主和意愿的熏陶，对于法国的步步紧逼一时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军事上，朝廷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882年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真正的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即光绪帝生父的手中，他们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左宗棠闻讯后极为不满，上《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其文曰：(www.xing528.com)
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1885年4月18日）：
“奏为盟慎、防兵难撤、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电旨：“法人现在请和，于津约外，别无要求。业经允其所请。约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华兵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华兵拔队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定于三月初一日停战，法国即开各处封口。已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矣。惟条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狡诈背盟，伺隙卒发，不可不防范。着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并云南、广西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督饬防军，随时加意探察，严密戒备，毋稍疏懈。是为至要。”等因，钦此。仰见庙谟宏远、怀柔休息之至意，钦佩莫名！
“然臣愚，以为用兵之道，宜防尔诈我虞；驭夷之方，贵在有备无患。今日之事，实有宜慎之于先、防之于后者，谨先将管见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以为观音桥之战自我先开，福禄诺之据系我捏造，要求、恫喝，无所不为。朝廷方遣使议和，而彼已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于收拾。此次复请议和，意似悔祸，然何以宣、光既有退兵之语，而让台湾止有停战之文？言停战，则基隆一隅果否交还，尚似未定；言退兵，则北圻全境拱手而去，不问可知！臣远隔海滨，固不敢妄测当局羁縻之若心，转圜之至计。而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战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弊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
“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再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尼格里丧师于外，裴礼避位于内，新旧更替，议论纷歧，增饷征兵，动需时日；且三月新茶将上市，英、俄二国向以茶务为大宗，各口茶商不能任其扰乱。有此数端，故阳我请和之名，阴实便其一举两得之计。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济，悔无及矣！况上海发租界换竖俄旗，旦夕窥我，举动既多不便，倘因别端肇衅，俄人复籍此生端，则辩论愈难，言战言和，悉听彼族持而不能自主矣！臣窃谓沿海重兵不可因前请和，遽议裁撤。盖曾经战阵之兵，缓急可恃；即和约已定，而糜三数月饷项，可以防叵测而备折冲，较之临事周章，当有间矣。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
“臣衰年承乏，无补时艰，区区遇枕，不敢不尽。臣奉电旨后，即将基隆是否交还一节电询总署，数日未奉电复，合并陈明。
“所有要盟宜慎、防兵难撤缘由，谨密疏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鉴，训示施行。
“谨奏。”
他并愤怒地批评主和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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