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18岁的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读书期间，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111]，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112]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他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道光十一年（1831），19岁的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113]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名列第一。
道光十二年（1832），20岁的左公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包括贺氏兄弟在内的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
道光十三年（1833），21岁左宗棠进京应考时，与胡林翼在北京见面交谈后，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道光十七年（1837），25岁的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结识封疆大吏陶澍[114]。这是左宗棠人生转折最佳机遇。这年的春天，60多岁的陶澍回安化省亲，中途他来到年轻时曾经在醴陵工作过的地方。他到县公馆，看到公馆前一副对联大为震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www.xing528.com)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思念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公馆大厅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殊不知这位作者乃是渌江书院山长，年仅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当晚，陶澍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十分投机。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从此，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大清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他28岁—36岁期间，到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他广读陶家藏书，依然经营柳庄，编撰《朴存阁农书》，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115]”等应对方针。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季，36岁的左宗棠返回湘阴柳庄，在家继续完成他的《朴存阁农书》一书。同时，对国家开展“洋务运动”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道光二十八年（1848），湘阴遭受洪灾，左宗棠赈济乡邻。同年，胡林翼鉴于人才难得，而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又极其需要用得上手的人才。于是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了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
两年后，即1850年，左宗棠已经是38岁的中年人了。当年正月，林则徐返乡特地约请左宗棠在长沙湘江边的船上见面。两人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君莫属”[116]。于是，他特地将自己多年在新疆整理的有关新疆的军事、地理、经济、风土人物等整套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推荐左宗棠，并称其为人才难得[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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