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巴陵史话》：由二顾之书走向成功！

道光九年（1829），18岁的左宗棠在家开始认真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

这几本书究竟说了什么？左宗棠为何对其爱不释手，花那么多心血认真阅读和研究它呢？

先说顾祖禹和他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他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年间，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藏书楼的大量书籍，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110]，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全书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专讲其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地理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该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在书中，他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篇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仔细研读这本书，给人一种彻悟，感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并非“泊来品”。《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在于人的正确思想。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战争中人的作用是起决定作用的，尤其是将领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经很接近现代战争的认识论和指挥意识了。

第四，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都城的选择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还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静止地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五，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他不仅对于当时国家治理、军事战略部署、战争战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即使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必读的重要历史参考书。

再说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享年70岁。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他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他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为《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www.xing528.com)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琉球、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书籍根本就不属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更不是科举考试的必修课本。然而，左宗棠却孜孜不倦地认真细读领悟十余年。他还在家中挂上一幅巨大的《大清一统志》地图，对照书本日夜阅读，反复专研，这些都给他的思想开启了一扇巨大的窗户，开拓了他的视野，为自己后面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它们，才使得左宗棠必然要成为大清后期的明星和“异类”。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他不在四平八稳的《策论》考题上下工夫，偏偏在朝廷讳议的大事上纵横捭阖。面对这样的考卷，对于朝廷的主考官纵有识天地经纬之才者，又岂敢违背当朝的旨意而录用？因而，三次会试可想而知，必定不第。他绝意科场，自称“湘上农人”，蛰隐柳庄，过起了田园生活。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但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更没有像有些酸溜溜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决不像范进一样在仕途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他“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从中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21岁中举后，可能家中财力不济，或因生计窘迫，他与湘潭书香门第、富室才女周诒端成婚，只身到周家当起了上门女婿。在当时农村，男子到女方家当上门女婿是一件受人非议的大事。可能是父亲的开明，还是左公的豁达，总之，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结婚时，左公就在新房自写一幅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是一种气壮山河的宣言，也是对自己的勉励，更是他一生的写照。好在妻子周诒端是一位通晓达理之人，积极支持左公的人生追求。同时，还将自己的随身丫环张氏为丈夫纳为妾，张氏为其生育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1879）三月，左公在福州寓所向儿女们书写这副联作为家训。

不久，他携带家眷回到了柳庄，一待将近十余年。在柳庄十余年的日子里，他享受着夫妻诗联和对，儿女绕膝，书声琅琅的天伦之乐；在柳庄，他免费收教贫家子弟；在柳庄，遇三年水旱天灾，他倾尽积蓄，募集谷米，煮粥施舍灾民，购药救治病民。柳庄的十余年里，他在百姓中留有很好的口碑。

他虽身居柳庄，但他的报国大志决定了他不可能真当隐士。从他写下的“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诗联足可佐证。他利用蛰居柳庄时光，“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崇尚“经世致用”之学。

在柳庄，他除钻研农桑、舆地之外，还广研天文、军事、历史、时事。他“体察人情，通晓治道”，通观国事，关注边陲，形成了“置省开屯”，“万里输官稻”的筹边韬略。

左宗棠在柳庄的厚积薄发，成就了他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没有柳庄，也就难有名垂青史的左宗棠。他在位高权重时，那“乐善好施”，“惠民施政”，“文韬武略”的德性才干，无不来源于他在柳庄的耕读修身。那“塞固海防”，“造船铸炮”，“设局办厂”的战略举措，无不出自于他在柳庄的立意筹划。那每到一地都要兴办教育、刻印出书、植柳栽桑、兴修水利的作为，无不得益于他在柳庄的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