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史话：揭秘巴陵人邓廷瓒

《明史·列传六十邓廷瓒传》：“邓廷瓒，（1429—1500）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进士。知淳安县，有惠政。丁母忧，服除，迁太仆寺丞。

“贵州新设程番府，地在万山中，蛮僚杂居，吏部难其人，特擢廷瓒为知府。^[48]至则悉心规画，城郭、衢巷、学校、坛庙、廨舍，以次兴建。榜谕诸僚受约束。政平令和。巡抚陈俨上其治行。帝令久任。九载秩满，始迁山东左参政，寻进右布政使。

“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廷瓒自令至守，淹常调者逾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岁，遂得开府。以生母忧归。服阕，还原任。都匀苗乜富架、长脚等作乱，敕廷瓒提督军务，同湖广总兵官顾溥、贵州总兵官王通等讨之。副使吴倬遣熟苗诈降富架，诱令入寇，伏兵擒其父子。官军乘胜连破百余寨，生系长脚以归，群蛮震慑。廷瓒言：“都匀；清平旧设二卫、九长官司，其人皆世禄，自用其法，恣虐，激变苗民，乱四十余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张不可。请改为府县，设流官与土官兼治，庶可久安。

“因上善后十一事，帝悉从之。遂设府一，曰都匀，州二，曰独山、麻哈；县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渐戢。论功，进右都御史。

“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数月，命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越二年，进左。廷瓒治尚简易，于吏事但总大纲，结群蛮以恩信，不轻用兵，而兵出必成功。郁林、云垆、大桂诸蛮及四会饥民作乱，以次讨平，两广遂无事。十三年复召掌南院。未行，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敏。

“廷瓒有雅量，待人不疑，时多称其长者。至所设施，动中机宜。其在贵州平苗功为尤伟云。”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探讨。一是在“百度”中说邓廷瓒是河南安阳人，因此对他是巴陵人提出质疑。二是朝廷在贵州新设的“程番府”与“程番长官司”是何关系？朝廷为何任命他去程番府担任知府要用“特擢”二字？三是为何在史书中特别提出“其在贵州平苗功为尤伟”？

关于邓廷瓒是否巴陵人，《明史》已经明确记载邓廷瓒是巴陵人。《隆庆岳州府志·邓廷瓒传》也认定其是巴陵人。同时，在下面的这则典故也明确说明邓廷瓒是巴陵人。成化年间，岳州知府吴节重建岳阳楼。竣工之后，吴节请在京城的太仆寺丞巴陵人邓廷瓒转告内阁首辅商辂^[49]为其撰写《重修岳阳楼记》。其原因有二，一是邓廷瓒于景泰五年（1454）进士，知淳安县，而商辂亦是淳安县人，两人已经是很好的知己。因此，岳州知府吴节考虑由其转告，商辂一定会欣然接受。二是邓廷瓒本是巴陵人，并对家乡事业多有关怀。果如其然，成化8年（1472）商辂将自己撰写好的《重修岳阳楼记》由邓廷瓒交给了吴节。商辂在《记》中特别提到邓廷瓒。“……（重建岳阳楼）始于辛卯^[50]冬十一月，讫工于壬辰^[51]夏五月。杰栋峥嵘，层簷翬飞，高宏壮丽，有加于前。落成之日，众皆欣悦，以为盛事不可无述。于是，太守^[52]具事状，介太仆寺丞邓廷瓒来征予记。嗟乎！物不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商辂认为，由邓廷瓒来承担这件事的中间人是理所必然，欣然接受并在《记》中对重修岳阳楼及对邓廷瓒的赞誉已溢于言表。至于“百度”记载邓廷瓒为“河南安阳人”与史料大相庭径，不可信取。

关于第二个问题，《明史》记载：“贵州新设程番府，地在万山中，蛮僚杂居，吏部难其人，特擢廷瓒为知府。”

明成化十二年（1476）朝廷分贵州宣慰司置，属贵州布政司，治所建立在原“程番长官司”。当年接着就设立了“程番府”，治所在原“程番长官司”及今贵州惠水县。辖境相当今贵州省的贵阳、开阳、惠水、长顺、修文、息烽、贵定、龙里、罗甸等市县。隆庆二年（1568）将“程番府”移治今贵州省贵阳市，次年将“程番府”改为“贵阳府”。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程番府”与“程番长官司”的关系。

所谓“长官司”，属土司系统，世代世袭，不在中央朝廷的行政机构范围。从众多史料记载的“长官司”之下管若干村寨来看，“长官司”这一级别的土司建制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一级。所谓“程番”是“八番”中一支势力强大的番属。“八番”就是“八姓番”，宋时是“七姓番”，元时是“八姓番”。其实不止八番，“八番”仅就其大者而概言。能数得出的、有一定势力的大约有十三姓番。如程番、龙番、韦番、洪番、方番、罗番、卢番等十三大姓，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地方大姓、土豪势力。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八姓番，因此历代史书都以“八番”统称上述十三姓番豪族势力。

“八番”的领地均集中在今惠水县全境及广顺县一部分。上述“八姓番”形成土司后，在土司建制系统中就是“长官司”级别。比如“程姓番”辖地就是“程番长官司”，“罗姓番”辖地就叫“罗番长官司”。

可见，“程番长官司”只是“八番”长官司中的其中一个。因均属土司系统，明延元制。明初，上述“八番”长官司都属宋氏“贵州宣慰使司”统管。

但随着“改土归流”、逐步取消土司治理，实行朝廷流官治理是大势所趋。于是，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明廷置“程番府”，将上述“八番”长官司，其中就包括“程番长官司”从宋氏的“贵州宣慰使司”治下剥离出来，划归这个新成立的“程其中府”管辖。此时，“八番”领地就属于中央行政机构管辖，不再属于土司系统的宋氏“贵州宣慰使司”管辖。

这个新成立的“程番府”治所^[53]就设在“程番长官司”的辖境内。很显然，府名即因该长官司名而来。但是这个“程番府”下辖“八番”长官司的领地，决不仅仅只下辖“程番长官司”。

隆庆二年（1568）六月将“程番府”治所移入贵州城^[54]，与宋氏宣慰司同城，并于隆庆三年（1569）三月将“程番府”更名为“贵阳府”。这次更名没有其它原因，仅仅是为了让府名和地名吻合而已，毕竟治所已从原来的“程番”搬出来，再叫“程番府”就名不符实了。通过上述建制沿革的追溯不难看出，“贵阳府”的前身应该是“程番府”演变而来。

《明史》中特别提到“吏部难其人，特擢廷瓒为知府”又是怎么回事？据《隆庆岳州府志·邓廷瓒传》记载，邓廷瓒在淳安府任知府期间，能“问民疾苦，专施惠政，不求赫赫名，以故无知者”。由于名声太好，当时都御史张鹏巡抚广西，力举邓廷瓒“知梧州”。但因邓的母亲逝世，只得回家“丁忧”，故而“去不果”。不久，朝廷在贵州设置了程番府，特委派他去“古罗施鬼国”^[55]之域任知府。当时，邓还是一位六品的太仆寺丞，一下子破格提拔连升两级，看来是一份不错的差事，但却是一份“苦差事”。因此地“居万山中，夷獠杂错，又百具未举”^[56]。

其实，整个明朝对贵州封疆大吏历来皆是“上难其人”。明朝自永乐十一年（1413）开始在贵州建省之后，朝廷常常为了选派主持贵州工作的封疆大吏而伤脑筋。为了物色第一任贵州布政使，皇上为选人犯难，挑来选去才提拔了一位三品副布政使升为二品布政使来贵州主政。正统十四年（1450），贵州用兵始定，设巡抚，又出现“廷臣应推者皆畏避”^[57]的局面。幸好有翰林院修撰王恂“独毅然请往”^[58]，他来贵州也才干了两年便召回京城去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贵州巡抚江东之因战事失利，被罢官，朝廷找接替人选时，又是“上难其人”。廷臣乃推荐郭子章出任。这个郭子章是贵州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巡抚，因为他写了一部六十卷《黔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贵州历史文献资料。他在贵州十年，也是干得最长的一个巡抚。他九次向皇帝上书请示调回乡“终养”，终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得到批准离开贵州。

为什么历代贵州官难寻？贵州官难当？人们不一定都知道柳宗元编造的“黔驴技穷”故事后面还有一句更难听的话：“播州非人所居”。原来唐代元和年间，刘禹锡、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唐宪宗决定把刘禹锡贬到播州，柳宗元贬到柳州。在这情况下，柳宗元惊呼贵州不是人住的地方，怎么去得？当时，还有一个叫裴度的宰相说：“播极远，猿猴所宅”，把贵州说成是猿类住的地方。(www.xing528.com)

明末清初写《桃花扇》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戏剧家孔尚任还说过：外人不愿来贵州，是因为“轮蹄之徙来，疲于险阻^[59]，怵于猛暴^[60]，惟恐过此不速”，“官司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一般人过路此地都觉得那么恐怖，何况要待在这里做官！？因而，朝廷在启用邓廷瓒时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故用“特擢”二字也就明确了。

三是在《史书》中为何特别提出邓廷瓒在贵州期间“平苗功为尤伟”？其实，不少人不愿意来贵州当官，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就是这里战争不断。明代的贵州省，是当时的全国十三行省中辖地最小、编户最少、财政收入最贫困的行省，但却是边防战略地位最不容低估的一个行省。明代贵州在未设立行省时，其辖境全部划拨自邻近的湖广、四川、广西、云南四行省的边地。设省之前，在这片大地上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派遣的卫所屯军和各级行政官员若不划拨土司领地或者开辟“生界”，就几乎无立锥之地。境内民族众多，生计方式千差万别，社会结构迥然不同。要在这样的地带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央控制的行省，需要面对的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明廷的最高决策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远见卓识之辈，由于看准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因而不惜代价，不避艰辛，几乎是采取强制的手段设置了这个特殊的行省。这种特殊的环境必然导致战事连年，即使中间有几年稍有间歇，往往也是新一轮战乱的酝酿期。

这样的特殊环境，带来了一个特殊要求，即凡派到贵州的封疆大吏，既要懂政治，更要懂军事。自天启年间，朱燮元出任四川总督平息贵州叛乱直到明朝结束，贵州一直处于平叛的恶战之中。当贵阳的平叛刚平息，明朝也就结束了。因此，许多文官来贵州后都成了武将。他们成年调兵遣将，东征西讨，甚至连命也搭上了。明清两朝，战死或战败自刎在任上的贵州省一级大官就有七八个——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总督湖广贵州四川等处军务的兵部侍郎张岳死于平苗军中。

天启四年（1624），巡抚王三善讨水西，以粮尽自大方还，兵溃，王三善战死。

天启五年（1625），贵州巡抚侍郎蔡复一，死于平越军中。

天启六年（1626）三月，安邦彦起事，总兵官鲁钦战败，死于军中。

顺治七年（1650），孙可望派兵攻遵义，守将王祥告急，四川蜀军坐视不发兵，王祥与农民军大战于乌江，王祥见大势已去，支持不住，便自刎于乌江。王死后，一门大小遇害，王祥无后。

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吴三桂反清，贵阳不能守，镇远守将投降吴三桂，云贵总督甘文煜退到镇远自刎。

嘉庆元年（1790），大学士福康安在苗疆地方指挥作战，猝患时病，仍带病“力疾督师，亲临前线”，病死在前线。

据郭沫若在《芭蕉花》中自述，他的外祖父杜琢章咸丰七年（1857）代理贵州黄平知州，在农民起义中城池失守，亲手杀死了四岁的女儿后自尽于公堂，其妾和另一七岁女儿也跳水自尽，连随从的男工女婢也都殉死。只有郭沫若的母亲当时幼小，被一位奶妈背出逃生，回四川后长大嫁给郭沫若父亲郭朝沛，才有了郭沫若。

………

这样的地方，封疆大吏为调兵遣将、筹粮筹饷疲于奔命，哪有精力去抓经济文教建设，而经济上不去，社会也难稳定，处于如此两难境地，在这里当官被视为“畏途”，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廷瓒于成化十二年（1476）走马上任为贵州新设的程番府任知府，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一待就是九年。九年期间，他“至即悉心规划城廓、街衢、祠宇、廨舍，次第兴之。榜诸夷受约束，于是诸夷咸感化，程番遂如中州。^[61]”看来，他在程番府确实干出了一番有目共睹的业绩。之后，他被调任山东担任参政，后回京城升任左布政使。五年后，于弘治二年（1489）“贵州黑苗叛，招抚不从”。朝廷将再次将他派往贵州，不仅升任为巡抚，成为一员封疆大吏，还“乃以为都御史提督军务至贵”。这位京官一到任后，就根据当时的战况，“乃决策剿之。斩首六千余级，生获二千余人。^[62]”平叛之后，他向朝廷上疏，强烈建议朝廷在“都匀、清平设二卫，属九长官司，厥弊世禄骄纵，捻恶穣患，致夷獠侵夺四十余年。今党恶削除，非大更张不可。^[63]”“兵部如议，于是始设都匀府，独山、麻哈州清平县，流土官兼治焉。^[64]”于是，他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益事安静。遇不职吏直去其甚者。^[65]”

他在治理贵州期间，对诸土司们滥设税卡、欺压民众之欺压行为一并处治，并向部下们说：“禄出于民，可徒费哉？”

不久，“蛮劫掠率，出没闽、楚诸郡”。这种状况将直接给福建、湖广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伤害，尤其严重影响了湖广地域粮食生产和军粮的囤积。他预言，不久将有“郁林州、云鑪、大柱、四会诸种作乱”。于是，在他的指挥、调度下，将湖广衡州^[66]设立的兵备处及备战的人马全部迁移到郴州，随时可以防备贵州的动乱。果如其然，这四处地方接连发生兵变。由于他准备充分，很快平息了这场战乱。后来，他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认为“广泷水故谓贼巢，宜即其地立千户所”。于是，他在此设立了千户所，并调新兵在此守御，同时命将士们在此开辟良田，囤积军粮，以为永久之策。可以说，整个明朝他是在贵州担任地方长官最久的京官，无论在经济和战事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弘治十三年（1500）邓廷瓒逝世于任上。皇上对其赠太子少保，谥襄敏。《隆庆岳州府志·邓廷瓒传》赞扬道：“廷瓒自为郡县至总重镇，图事务，济侍人，勿疑雅量，宏致罔测，渊奥厥中。明炳人亦鲜及古，谓社稷之臣，非邪然。”由于邓廷瓒生无子嗣，史书中对其感到非常地遗憾：“卒之乏其嗣，岂又所谓天道无知者哉？”

朝廷侍讲学士廖道南^[67]对邓廷瓒赞美曰：“廷瓒自为知县至知府，淹于常调者。余三十年，人罕知之其后。程番之积久而益著。又曰：宗器为方伯时善医。虽小吏有疾，必亲诊视。及为中丞时，与前无少异。又善奕^[68]，虽土夷知奕者略崖岸，与之奕，以是周知闾里俗尚蛮徼^[69]险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为衆詆^[70]者，几希甚矣。古道之难也。”

孙斯亿^[71]赞邓廷瓒曰：“厥剑化龙，不屠马牛；照胆之镜，藏奚山丘；异人间出，邦国显谋；英风烈烈，湖山之休；崇祠式瞻，景我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