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史话》：切中时弊，老进士黄秀的六宜奏疏

黄秀：（1657—1747），字实庵，号道山，清代巴陵县南乡下荷塘^[18]人。《清巴陵县志》记载：“……年十三，补弟子员，滇寇^[19]踞岳州，秀避地山中，后人因名其山曰道山。”前来向黄秀求学的人都称他为“道山先生”。他自幼聪颖好学，博通经史，多有建树。

康熙六十年（1721），64岁的黄秀考上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20]。次年，康熙皇帝在乾清宫设“千叟宴”，招待60岁以上的文武百官。黄秀应召赴宴，并即席献《纪恩诗》四十韵。散馆^[21]期满后，参与《治河方略》、《政治典训》两书的编纂。后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协理山西道事。任职期间，忧国忧民，尽职尽责，经常轻车简从，体恤民情，曾上《推广皇仁疏》，条陈“赈恤、堤防”诸大政。黄秀上疏，具体中肯，切中时弊，特别是“六宜”主张，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在奏疏中提出：

一是农桑宜勤劝课。他指出：“今土地虽广而生齿日繁，游食者多，人心未免狙诈，习俗尤多侈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指责当时的地方官吏“只以催科为能，民生休戚，漠不相关”。陈请皇帝下令，“凡亲民之官，必以勤于劝课为先，不得漫云‘无游民旷土’也，惟于每年春秋二时，巡行各处乡村，躬亲省察，令其预备牛、种，以勤耕作，广植桑麻，以获丝，收获米谷”。“务使家给人足，闾阎实在，皆有蓄积，荒年可以不虑饥馑”。并主张以能否达到这一标准，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首要依据。

二是考试宜严弊窦。当时科场“有传递文稿之弊，有长枪之弊，有顶名换卷之弊，有贿托巡捕、串同堂官之弊，有书役招摇、潜通关节之弊，有内藏能手作文暗递童生之弊，有撞骗假托欺哄愚人之弊”等等。究其原因，在于“为学臣者只知清以自恃，不能明以察奸。”析其影响，致使“真才所以常致沦落，士习所以日益卑污也”。强调须“严行禁缉，有犯必惩”，以求“诸弊绝而考场清，文教可以振兴、士风必能丕变”。

三是蠲赈宜核实数。他认为“免粮无论贫富，而赈济则专为穷黎，富室田多既免其粮，不须再赈；惟贫民则日食为艰，蠲赈自应兼施。”请自今后，凡遇救济，都要确实查清无土赤贫的人民造好清册，并有邻里担保，沿乡逐户分给小票一纸，照人口大小多少，赈发银谷，不令豪强吞并，官吏中饱。

四是水旱宜速勘详。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惟滨湖者多水，傍山者易旱，每遇大旱大水之年，百姓俱控号呼，而州县往往顾恤己私，置之不理……（穷民）不得不弃产谋生，流离四出”。主张倘遇地方报灾，即令州县速行履亩亲勘，仍委邻县官员确察，固宜严禁民间捏报，尤当重惩官吏隐蔽。如果田地无收、米谷昂贵，亟宜据实详情，或平粜或缓征，赈抚兼施。使民间疾苦皆得上达朝廷，恩惠施及百姓。(www.xing528.com)

五是命盗宜严隐讳。命盗为民生重务，隐讳例严处分。官方因盗犯难得就捕，不愿严加追缉，而被盗的人，愚懦无知。反而因为多方追究，还进行欺上瞒下，使失主既痛苦，又畏官法，更怕衙役，只得隐忍不言。故而盗贼因而愈炽，弱肉强食，毫无忌惮，民不聊生。他指出：嗣后，民间有命盗案件，若已报而不行深究，毋论得赃与否，州、县皆宜重惩。其有情真事实，官民交隐，或经上司察访细查，一经发觉，官则上疏参处，吏则定罪，豪棍则立拿重惩。务使案犯必获，真命必究，不使盗风滋炽，人命草菅，斯可以称安民也。至于假借命案诈索财物、买盗扳赃以污蔑良善者，加倍立法严惩。

六是堤工宜严浮费。他指出“楚为泽国，惟恃堤防以御水患而安民生。”但每岁修葺时，“官役每多侵渔入己”，又复“徇私包揽，”雇夫必扣减工价，报销又多开数目”。“修堤则但求苟且塞责于一时，必难经久于日后……故堤工一事，在小民当苦力役，而官吏反乐兴修。”建议朝廷“敕谕督抚，委员清勘时载清土名，实从某处起、某处止，堤脚若干宽，堤身若干高，堤面若干厚，细查土方新旧，估计夫工多寡，造册报司，计土论工，按数发银。”堤防监修，“尤当差委贤能之员”。工竣，“委道员亲身严查，凡丈尺土工，俱与原册相符，送部核查，方准开销。修筑堤岸俱以三年为限，如限内溃决，即令承修官赔补。”

这个奏章既切中时弊，又有方略，被清世宗雍正皇帝采纳并实行，对巩固农桑水利，打击豪强，救济贫民，维护社会治安，治理江湖，富裕农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黄秀当了三年御史，退休回家，居于岳州府学坡街，自号“洞庭渔人”，建屋于“河饶之畈”，称为“怡颐堂”。他不顾年老体迈，应邀续修《巴陵县志》，后又应邀赴黔纂修《贵州通志》，寓居阳明书院，致力于王阳明学说的研究。卒年90，著有《道山堂文集》、《读史论略》、《洞庭湖赋》、《黄道山先生家训》等，有子四个，皆为名人。

后因黄秀之故，学坡街改为翰林街。现在岳阳瞻岳门之东的“翰林街”之名称因他而起，牌匾亦因他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