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崇祯皇帝。1644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煤山上自缢走上绝路之前，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一段话。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1944年，郭沫若老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里认为“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我认为，张廷玉的这个评价还算是比较正肯的，但他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
如果崇祯是一个好皇帝，那么，他确实值得后人同情。但是，崇祯是一个好皇帝吗？
客观地说，他在位十七年，确实办了一件也是唯一的一件非常漂亮的大事，那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他凭借着个人的小聪明消除了魏忠贤奸党集团，结束了明末多年来宦官奸党专权的黑暗历史。但是，他却“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他在位期间，太监多达十万之众，这是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他只是将自己替换成了魏忠贤，对政府及军队的监督和控制比魏忠贤时期没有丝毫改变。试想，当一个国家的所有军队、执政机关和公务人员都成为了被监控的对象，这样的国家离灭亡还远吗？
万历、天启两代昏君留给崇祯的确实是一副烂得再也不能烂的摊子。奸党当权，官僚腐败，军心涣散，民不聊生，“国将倾也”。亡国的气数早已显露出来。崇祯在位十七年，本可有一番作为的，他非常俭朴，勤奋。但是，他却极度的刚愎自用，依赖宦官，自作聪明。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毫无政治远见。对外，面对后金多年的骚扰和掠夺，他没有一点对付的章法。当后金正式建国，将国号为“清”时，他仍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对国家的巨大威胁，可以说，他毫无政治敏感力。对内，则是采取超乎常态的镇压。
在用人上“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从而导致他经常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他在位十七年间，就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52]。杀死总督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二人。而当他在位时，也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正是急需用人之际。
在处理西北地区连年巨大的天灾时，他不仅没有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而是任其发展。一旦灾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被迫造反，并由天灾酿成人祸时，他除了只会弄几篇《罪己诏》忽悠老百姓外，依然还是采取强大的军事力量予以镇压！镇压！由于灾害和杀戮，十多年来致使中国大地上饿殍遍地，尸骨成山，兵刀相见，阴魂迷漫。
可以说，崇祯皇帝算是一个倒霉的皇帝，但绝不是一个值得后人同情的皇帝。
大明朝从永乐到隆庆共一百二十年间，确实有一个将中国走上兴旺的辉煌时期。自万历以后，统治者就不断地为自己挖着坟墓，到了1644年即甲申年终于走到自己的尽头。但这个朝代的灭亡比起以前的历代王朝来说，有更多问题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再看看闯王李自成。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举行了所谓的皇帝登基仪式之后，一把火将整个皇城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然后仓皇地相西逃窜。当年十月，这位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新皇帝就被当地的农民砸死在九宫山中。
为何历经千辛万苦，奋斗几年的大顺王朝从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天算起，到逃离北京城总共还不到四十天？到最后彻底灭亡还不到半年？大顺王朝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内部是如何构建的？为何历史上一直将其称之为“流寇”？
据《明史·列传一百九十七流贼》载：“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之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巳，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
李自成开始是在银川的一所小驿站里工作。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份很好的谋生之路了。当时，整个明朝政府为了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要保障驿站的畅通。因此，全国范围内，所有驿站基本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但后来天灾人祸连年不断，银川、陕西一带连树皮都没得吃的了。到了崇祯三年，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而北方的后金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家必须增加军费开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是不断给百姓增加赋税，于是造成“流民”四起。二是皇帝批准给事中刘懋的建议，“裁减驿站，以资节流”，即裁减全国驿站。这样等于端了李自成的“饭碗”，他自然也就成了一位“流民”。由于李自成天生就有“顽劣”之性，且又是一位“好事之徒”，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其舅舅高迎祥的造反队伍，在其麾下当了一员裨将。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队伍被卢象升几乎全歼，高迎祥被杀，李自成逃跑。第二年，他召集大批流民，重起炉灶，与官军对抗。崇祯十二年（1639），他自冠以“闯王”的名号，攻城略地，杀人无数，在“流寇”首领之中威名显赫。《清史稿》载：“自成为人高觀深颔，鸱[53]目蝎鼻，声如豺，性情忍[54]，日杀人斫足剖心为戏。”“所过之处，民皆保坞堡不下。”老百姓形容其为“杀人魔王”。
崇祯十三年，杞县举人李信“常出栗赈灾民”，广受老百姓的爱戴，被官府所囚禁。后被红娘子救出，参加了“闯王”的队伍，之后李信将自己改为李岩。同时，卢氏举人牛金星也因身犯重罪，参加到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之后，牛金星又推荐了一个街头占卜算卦的方术之人宋献策一同加入到了闯王的队伍。李岩、牛金星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李自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折。
牛金星从战略的高度，要李自成从大局着眼，面向全国，收拾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以夺取明朝政权为目标。并“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俨然要将一支乌合之众编成“正规军”。
李岩是整个大顺队伍中最具清醒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他看到李自成残酷地杀戮，十分不满。于是劝其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从此，李自成才开始收敛杀人的本性。
宋献策本是一个江湖术士，为了博得闯王的欢心，即以道家籖术，云：“十八子，主神奇。”意谓李自成将来可以成为皇帝，“自成大悦。”
在李自成的队伍中，文盲刘宗敏及绝大多数的战将皆是由原来的“流民”，他们完全凭借着人数众多的声势，即所谓“浩荡于天下”，靠自己的一股蛮力而征战，根本就没有战略、战术可言。
就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大顺”王朝最基本的骨干。如果不是明朝政府极度地腐败、军队极度的无能，那么，光凭着这支队伍夺取天下的政权简直是绝无可能。
大顺军进入北京城之前，李岩就估计到这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教育的“乌合之众”一旦进京，其局面恐难以收拾。因此，他向李自成讲述汉高祖刘邦以“萧何之请约法三章”的故事，请求队伍进京前一定要先申军纪，命令军法，然后进城。于是，李自成“遂拔箭去镞，向全军发矢，约道：‘军兵入城，有敢伤人者，斩！以为令。’并传令各营：‘敢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
这一命令开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三月十九日午时，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果然“刀不染血”。满城百姓真以为是“真命天子”显世，天下太平了，故焚香跪拜，高呼万岁。
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几十万毫无纪律约束的杂牌军整整憋了三天，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批从大西北最贫穷、最饥饿，几乎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农民军，突然见到了富丽堂皇的繁华京城，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一切诱惑了。第四天即从二十三日开始，北京城终于开始进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掠夺，大放纵。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美女、抢夺财物的浩劫在北京城毫无约束地尽情展开。他们将闯王的所谓“禁令”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抛入九霄云外。
更加严重的是，大顺军以筹集军饷为名，开始了对明朝官员实施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考掠吐金”。其刑罚手段之残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了。一时，整个北京城变成了人间炼狱。即使皇宫中的宫女、太监以及大明原来的皇亲国戚，一一无法幸免。后来，为了满足大顺官军的欲望，这种所谓的“考掠吐金”从原明朝的官府延伸到了普通老百姓，即使最贫困的市民也同样遭受到了这种最残酷的迫害。最滑稽的是那位向部下下令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也亲自参加到了这场浩劫之中。
局势越来越糟，大顺军队越来越不受控制，形势越来越严峻。要想，几十万毫无约束的农民军一下子涌入这座大都市，其状况是无法想象的。面对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大顺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刘宗敏为首的一伙所谓武将们，认为这就是在为大顺“筹措军饷，对富人的惩罚”，而且应该越残酷越好。以李岩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事态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于是，他么极力劝说李自成：“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见不同的意见。对李岩的劝说“甚不喜悦。”一时，整个北京城尸骨遍野，臭气熏天。即使在紫禁城内也是血迹斑斑，随时可见到被杀者的尸体。(www.xing528.com)
大家都沉醉在物欲声色犬马之中，只有李岩一人忧心如焚。他曾于四月初九日一天连续四次向李自成“疏谏”，史称“疏谏四事”。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国不可一日无君，敦促大顺皇帝早早登基；其二，尽可能终止“考掠追赃”，决不可滥杀无辜；其三，军队应立即撤出京城以外守寨，否则，造成军扰民心，“恐失民望”；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但，李自成对李岩的建议表现得十分冷漠。而其他如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等正在筹备大顺王朝的开张和搜刮民财，根本无暇顾及北方的大清和那个在三海关平西伯军事力量的存在。
当吴三桂最后得知自己的父亲及其亲人都被大顺军所囚，自己最心爱的陈圆圆也被那位文盲无知的大顺流氓将军刘宗敏所劫，故而，他在中国历史关键时刻作出了最彻底的抉择——“请清入关”。
郭沫若老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如果历史真如郭老所言，实现了李岩的建议，那么，大顺王朝是否依然能够存在？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老似乎又否定了自己的推论。他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历史没有假设，我们只能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件来分析。李自成起于“流民”，演变成“流寇”，最后还是败于“流寇”。因为这支队伍从起步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具有政治头脑的李岩等知识分子最终遭遇“必杀之”的结果。最终大顺残余旧部仍然成为了“流民”，大顺王朝如昙花一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的结局。最终不是被权贵们利用，就是被绞杀在摇篮之中。同样，另一位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创造的大西王朝也同样不能逃避这样一个规律，只是坚持的时间稍长于大顺王朝而已。
我们再分析南明的结局。1644年清军入关后，明朝灭亡，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坐拥江南广袤富庶之地，拥兵50万，完全可以跟满清拼一拼的。
但是，南明政权本就是在一块腐败至极的土壤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最腐败且无能的政权。刚坐上帝位的宏光朝廷面对外敌的侵略不是尽快地联络国内的起义队伍共同抵御外侮，而是制定了一个极不现实和愚蠢的“借虏平寇”之“国策”。即用金钱贿赂大清军队，共同讨伐农民起义军。事成之后，清军自动退回三海关。即使清军不退回三海关，还可以实行“划江而治”这种丝毫不切实际的所谓战略决策。结果这帮败家子果真向满清军队献上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跟清军谈判。满清人将黄金、白银、绸缎照收不误，但要我退回山海关免谈！不仅不退回，还挥师南下，咬着南明王朝往死里打。
要了解南明朝廷的腐败无能，建议大家参阅孔尚任的《桃花扇》，该剧本已经将南明王朝的腐败无能表达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堂堂七尺男儿，统领几十万大军的所谓将军们，还远不如一个烟花中的弱女子李香君那满身爱国的气概和血性。
这些所谓朝廷的皇帝、大臣、将军们，在身家性命都难保的绝境之时，还不断地在内部制造各自党派纷争，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乌烟瘴气。他们带着万历以来无比腐败的血统，将颓废、空虚、腐朽的败家子血脉深入到了骨髓。
福王朱由菘的人生格言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还写成对联挂在他的宫中，真个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一年除夕夜，清军逼近，朱由菘闷闷不乐，大臣们以为皇上为国事忧虑，便为其宽心。结果朱由菘说，后宫美女太少了，南方又住不习惯……大臣们气得差点吐血！
拥立朱由崧登基的内阁首辅马士英独断专横，把持朝纲，卖官鬻爵，引得其他大臣强烈不满。在巴陵争战的大将军左良玉正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却为了党锢的利益，突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带兵直取南京，结果岳州城轻而易举地被敌方占领。
在南明王朝中仅仅只有史可法一人可称得上“英雄气概”。他是一位真正地心怀社稷，家国天下的将军。而且他一生始终坚持生活艰苦朴素，不参与党争，一心只为复兴大明江山。他带领自己3000人的部队独挡一面坚守扬州，而驻守在扬州附近南明朝的50万大军则相互观望，没有一支部队给予支援，最后他宁死不屈战死在战场上，后人堪称其为“民族英雄”。
史可法牺牲后，清军渡过长江抵达南京，朱由崧带着一帮妃子仓皇出逃。南明文武百官一看主子都跑了干脆都投降了。马士英后来也投降了清军。朱由崧也没好下场，跑到距南京100多公里的芜湖时，被南明的芜湖总兵抓起来“献”给了清军！朱由崧被关在囚车里押回南京处决，一路上老百姓夹道唾弃，臭鸡蛋、青菜叶满天飞。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最后，看看吴三桂的表演。这年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东指，势如破竹。到三月，已兵临京城之下。同时，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谕旨他率关宁铁骑南下护卫京城。当时，吴三桂的关宁铁军号称五十万。他在三月十六日从宁远入关，准备一路南下，奔赴京城。二十日部队才进入丰润，而大顺军已于十七日攻陷北京城了。于是，这位平西伯眼望明朝已亡，只能将大军盘桓在永平、玉田一带，以待观望。这时的吴三桂，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北方大清十万铁骑虎视眈眈，随时可吞灭他。南方大顺百万雄师已进入京城，随时亦可歼灭他。归降大顺是理所当然，只待时机而已。也就是说，主要看你大顺对我的态度，我可择机而行。
以李自成的想法是，纵然你吴三桂有着关宁铁军的威名，但自吴三桂撤兵入关，充其量也就只有三、四万人。他根本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只是由于以大将刘宗敏一伙反复向李自成“力请”，不能再打了，也不愿打了，干脆招抚吧。于是，李自成才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三月底，他特派吴三桂的好友，大明降将唐通赴吴三桂军营，表明大顺皇帝的谕旨，给予吴军四个月的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另外，还将派遣两万军队协助吴三桂守关。并一再声明，到时候，一定给予升赏。吴三桂当时确实也欣然接受了大顺的招抚条件，交出守关重任，由唐通驻守三海关，自己准备入京“拜见新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收到了两封内容完全不同的书信。一封是由大顺朝文官之首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代吴三桂之父的名义写的一封文情并茂，以古喻今的家信，劝其以大局为重，归顺大顺王朝。目的是为了巩固前番唐通的招抚工作，使吴三桂顺利地归降。送信的人是前明的一位巡抚和另一位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李自成是给足了吴三桂的面子的。而另一封则是吴三桂的家人送过来的一封密信。信众详告了吴三桂之父已被刘宗敏抓获，现在正受极刑，原因是大顺军队对其父正实施“考掠追赃”，逼迫其父必须交纳白银二十万两，而现在只交得出五万两。故，只能天天受到无以形容的酷刑。更为重要的是，信中说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亦已被刘宗敏所霸占。事实上，确实是刘宗敏将吴三桂全家三十余口关在一起以追赃为名严刑拷打。刘大将军也确实是将陈圆圆藏在自己的府中，视为“禁脔”在慢慢享用。于是，整个事件立即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吴三桂立即将大顺使者绑上帐前，立斩一名来使，另一名将其割去双耳，并咆哮地令其向李自成传言：“李贼自送头来！”即刻起兵回师攻打唐通，夺回了三海关。而这一切，皆发生在四月九日前。也就是说，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紫禁城，到四月九日，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整个事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由于吴三桂的反叛，必然导致了大顺王朝的昙花一现和清王朝的顺利“请入”。
四月十三日，大顺皇帝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东出京城，直奔三海关。其结果已如前所述，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关宁铁军和大清铁骑的夹攻之下，全线崩溃，而且败得十分惨痛。
耐人寻味的是，当大顺军队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城后的十多天，即三月底大清廷才稍有一点了解大明王朝已经灭亡的消息。于是，四月初七，大清摄政王多尔衮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神灵祭告出师征明。初八，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驾临笃恭殿，大会诸王、贝勒及八旗将领，颁赐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他“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有关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初九日，多尔衮率十万大军缓缓地向大明方向无目的而行。直到四月十日，才证实李自成确实进入了北京城，多尔衮才率军过锦州、越宁远、直奔三海关。这一路都是按正常行军路线和速度前行。待四月十五日，清军到达一个叫“翁后”的地方，“三桂使至”即多尔衮这天接到了吴三桂的《请兵入关函》。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吴三桂连续向外发出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三个文书。第一个，是向大顺翻脸后，当即给他父亲吴襄的一封《父子绝情书》。紧接着，他向关内散发了大量的《讨贼书》，其中心内容就是为了给大明皇帝崇祯复仇。这两封文件都是为了与李自成翻脸而制造舆论所用。至于后人评说，吴三桂是因“红颜一怒”而不惜与大顺对着干，这是后话。这第三封文书，是以机密的形式秘密传送给与他多年征战在宁远和三海关之间的死敌多尔衮的。文章共分三段，第一段，无非是我以前之所以与你为敌，确实是因为身负皇命，不得已而为之。但在于你的多年交战中，我非常仰慕你的威望“王之威望，素所深慕”等等，总之，是为了套近乎。第二段，着重叙述了我当下的敌人绝不是你大清，更不是你多尔衮，而是“流寇逆犯天阙”，“贼首僭称尊号”。紧接着，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段，现将部分摘录如下：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关，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绝继，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女子，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抵都门，灭贼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从以上文字中可看得出，吴三桂向多尔衮“请兵”，仅作权宜之计。按照他自己的打算，即使你大清帮我灭了流贼李自成，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裂地以酬”。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情，都是以一个错误的开始，最后必然导致一个错误的结局。正是由于他的“请兵入关”，使得当时中国历史面貌出现了一个直转弯。也正是由于他的“请兵”，吴三桂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了最铁杆的“汉奸”。
而吴三桂主动请兵入关，无论其动机还是手段，在当时确实很难分析。很多史学家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到最后，陈圆圆在云南日子过的并不好，最后还是出家当了尼姑。倒是一个洋教士“旁观者清”，他对吴三桂有一个比较中肯的分析。这个人就是来自德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汤若望。汤若望，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科隆人，出身贵族，早年就读于天主教耶稣会设立的三冕中学，十七岁被保送到了罗马日耳曼学院深造，以三年的时间修满了哲学课程，加入耶稣会为会士，后又经过了五年的学习和实习。在实习期间，受到了早年在中国传教十分成功的利马窦的影响，于1616年请求耶稣会派来中国传教。第二年他升为神父，1618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启程，经历了近十个月的旅程，于1619年7月15日抵达澳门。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经辗转来到了中国的国都北京城。崇祯三年（1630年），他经当时朝廷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推荐，正式参与钦天监的工作。他除了观察天象和编写历书外，同时，还帮助崇祯皇帝铸造大炮，协助完成京城的防卫工作。清军入关后，孝庄皇太后同样尊称他为“师父”或“长老”。康熙皇帝继位，与他的力荐有着直接关系。当1644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是历历在目。20世纪初，一名叫魏特的学者，根据汤若望生前遗留下来的书信和回忆录以及临时记录的许多资料，整理成册，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取名为《汤若望传》。以后许多学者研究明清交界的历史，大部分都来自于这本书的记载。在《汤若望传》里，这位神父对吴三桂作了一番评论。文章里说：
“这个人（吴三桂）的心理，我们无法推究，然而他的军事才能确实毫无疑问的。至于说他对（明朝）皇帝和王朝所表现的不忠、不义和没有爱国心则似乎都是实情。支配着他性灵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其次则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
大清军队确实是被吴三桂“请了进来”，问题是，接下来的情况完全出乎吴三桂的预料。
四月二十二日黄昏，从一片石到三海关一带，成了鬼蜮之地，显得格外的阴森寒冷。经过了近两天的鏖战，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战死士兵的尸体和双方混战留下的军器。初更时分，吴三桂和大清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骑着战马，各自带领着“关宁铁骑”和“白旗战士”回转三海关，向距关城五里之遥的多尔衮的军营走来。
这时，摄政王多尔衮全副戎装，立于中军帐外，八旗将士整齐排列，遍布整个山城上下，全然肃立，静候两位功臣的到来。当吴三桂和阿济格进入多尔衮的视野之中时，突然，整个山城和军营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所有将士一片欢呼之声，响彻山关，久久不息。吴三桂随同阿济格翻身下马，急速向前，以军礼拜见多尔衮。之后，多尔衮携吴三桂进得帐来，自己径直走向中央首座。护军首领赞礼之后，一道宣旨如天雷从空中向吴三桂劈来：“吴三桂听封！”霎时，整个中军帐下哗啦一声跪满了大小将领和随同而来的明朝降将洪承畴等人。吴三桂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听谁的“封”？凭何“听封”？我们不是讲好了你多尔衮帮助我灭了流贼之后，“以地裂相酬”吗？你不是帮我来剿灭流寇为大明皇帝复仇吗？我们难道就不平等了吗？但现实已经由不得吴三桂多想。因为多尔衮的眼神直射吴三桂，满地的跪臣已如泰山压顶。稍有不慎，他将成为多尔衮刀下的肉泥。如此，他只好跟着跪下。吴三桂的这一跪，彻底地卸下了多尔衮心中多年来的石头和无以言表的压力。他满怀喜悦地宣召谕旨：“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接着，以大清皇帝的名义，赏赐平西王玉带、蟒袍、貂裘、鞍马以及代表身份的玲珑伞和武器。从满族建立后金到大清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由清朝皇帝直接给汉族将领封为王爵的仅只四人。第一位是智顺王尚可喜[55]，第二位是恭顺王孔有德[56]，第三位是怀顺王耿忠明[57]，第四位就是当下的平西王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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