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3年至1655年间,巴陵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腥风血雨十三年。这既是一段巴陵悲哀的历史,也是发生在整个中华大地上一段最为悲惨历史的写照。回顾这段历史,它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并有着诸多值得借鉴的意义。
明朝自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精心豢养了魏忠贤一伙宦官、奸党,且任其在朝廷专权。他们凭借“东、西两厂”这个庞大的特务机构,肆意残害忠良,甚至直接摧残皇帝和后宫。几十年来,一个偌大的国家机器就被他们折腾得“骨架零落”、“支离破碎”。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最糟糕、最残忍、最黑暗的一段莫过于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加之自1624年开始,西北地区连年旱灾、蝗灾,土地寸草不生,最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百姓完全无法活下去了。据《明季北略·卷五》里记载:崇祯二年(1629)御使马懋向崇祯皇帝的奏折《备陈大饥疏》,即使今天读来无不感到惊恐而催人泪下。其奏曰: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它树以为食,亦可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后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肿赤,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头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及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www.xing528.com)
面对如此大面积且十分严重的灾害,朝廷不但没有给与及时有效的赈灾,反而因为战争的需要,还要强征粮税。在这种情况下,想阻止老百姓不造反,恐怕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开始是秦中、汉中地域的百姓反,后来扩大到华北平原广大地域的百姓跟着反。开始只是“流民”四处流窜,他们纯粹为了生存东讨、西乞。后来则成为了反抗朝廷的“流寇”,从几十人、几百人,迅速发展到了上千人、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最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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