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于1361年彻底解决了陈友谅之后，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设置百官，立长子标为世子，向外发布号令，直接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同时，他从南京急速逆长江而上，指挥徐达率先头部队直接攻克岳州府，接着下湘阴，到平江，以解决王世民和汤旷的问题。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本来，王世民、汤旷既不是陈友谅之旧部，也不是任何一支红巾军的部队，更不是蒙古军、苗军的残余部队。他们纯粹就是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以“自保”而成立的地方武装力量。他们战斗的对象本身就是蒙古军和苗军以及地方的土匪，从未干过“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勾当，也从未无缘无故地冲击地方政府。对于这支队伍，究竟是收编还是剿杀？朱元璋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朱元璋将绞杀陈友谅的《檄文》一经公布，就彻底决定了王世民和汤旷的命运。我们先来细阅这篇《檄文》的内容：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淮中书省咨，敬奉令旨：
“盖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之圣人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着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识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江左，再战定浙东。陈氏称号，我上游，爰兴兵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榇，既待以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作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特制孙伪，其罪二也。
“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佐丞，其罪五也。
“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负，其罪六也。
“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识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儿，其罪七也。(www.xing528.com)
“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
“凡此八罪，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
“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率领马步官军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浙西，诸地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杀章。凡我逋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尔丞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既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家室。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万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戍。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尔丞庶，毋或自疑。
“敬此。除敬遵外，咨请施行。准此。令行备出文榜晓谕。故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须议出给者。”
这篇充满儒家思想，具有维护皇朝统治的《檄文》，显然出自于刘基[42]或宋濂[43]之手。
朱元璋最初是出于贫穷，为了生存而投身“革命”加入队伍反元，靠“妖言惑众”发家，依靠红巾军壮大自己的力量。现在，他在文章尽最大笔力抹杀红巾军的革命功绩，骂红巾军是“谋杀”士大夫的“凶手”，是无情地“杀人”、“放火”的罪魁，“妖言惑众”的祸根。郑重地向世人宣告自己前半身全部事业的不合法性。并且还引用历史上轩辕、成汤、周武王来比附自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一切是为了人民”的红色帽子。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彻底与明教决裂，原来所谓“革命”的目标已经来了180度的急转弯。原来与之共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战友也成为了他必须被“革命”的对象。他从原来维护贫苦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幡然转变到了地主、富绅、巨贾利益的保护者，从一个原有社会秩序的极力破坏者，一转而成了现有秩序最顽固的保护者。于是，他认为，那些凡有碍于自己事业的人或队伍都必须尽快处之。尤其对湖南岳州府一带更是痛恨有加。因为这里曾经是陈友谅粮食后勤的供给中心地区。于是，他对石牛寨山上的人马是“招安”还是“杀戮”的问题作出了快速的决断：“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徐达受命后，命杨璟[44]于1364年三月从岳州府起兵，直达平江攻取石牛寨。
作为石牛寨寨主的汤旷开始并不知道东路红巾军已经与西路红巾军经过绝杀的情况，更不知道朱元璋已经开始对自己展开了最残酷的杀戮行动。当杨璟的军队到石牛寨下，他还以为是路过的蒙古元军、苗军残部或各路经过的土匪杂牌军队，没有组织强有力的防御。但石牛寨确实是易守难攻之处。杨璟部队与汤旷的对峙并不是史料上所记载的“经过了七年之久”，而是很快就结束了。主要原因是杨璟开始与汤旷经过几番接触，就感到此处不易强攻。于是寻找到了汤旷“爱护百姓”，“无有疑心”的人性弱点，命自己的队伍假装撤退。事态平静下来后，然后叫自己的士兵穿上当地农民的服装，耕地耙田。当时正值春耕季节，百姓们整田插秧，山下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农忙景象。汤元帅不知是计，以为山下进入春季播种季节，一派太平气象。于是，他一边安排民众下山忙于春耕，并决定独自下山观察形势。当他双手挟持两片薄门板从绝壁上凌空展翅而下时，立即被杨璟手下的士兵生擒活捉。石牛寨上其他战士们也陆续中了伏击失手被擒。杨璟遵循徐达指令，将汤旷和他的战士们就地屠杀。诗人胡天游知晓情况后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四年后（1367），在悲愤抑郁中逝世，享年80岁。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自保”斗争，就此偃旗息鼓。汤旷遇难后，当地百姓自发组织对其祭祀，称他为“神战勇士”，“百姓护法神”。
徐达在东路红巾军中是一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手下的杨璟更是心狠手辣。岳州府境内的老百姓本来在元朝的统治下已经死亡大部分，加之引入苗军，这里更是雪上加霜。杨璟解决了石牛寨之后，已经疯狂到了极点，从平江一路回头杀向湘阴，杀向岳州府，再过洞庭湖杀向华容等地。由此，整个巴陵全境都遭到了极大摧残，岳州城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杀戮，成了一座空城。历史上将朱元璋这次惨绝人寰的大杀戮称其为“岳州屠城惨案”。
后来，踏着自己战友尸骨和鲜血登上皇帝宝座的洪武皇帝，对岳州府的这次大屠杀心有愧疚，决定实施“江西填湖广”的大迁徙工程，并颁布谕旨，减免岳州府三年的赋税，以作为对自己良心的一丝“安慰”。
今天，我们到石牛寨，绝不是仅仅欣赏这里的山山水水，更应该怀着崇敬之心来缅怀为当地百姓的生存而与蒙古元军、苗军进行艰苦战斗的汤旷元帅。要体悟元末明初时期整个民族的灾难。要感怀诗人胡天游那片忧国忧民，期盼太平盛世尽快到来的赤子之心。
石牛寨，是汤旷和胡天游两位英烈永不磨灭的丰碑！他们的精神不仅属于平江，应该属于岳州府，乃至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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