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州嘉庆府志》载：“至正十五年（1355）皂旗张者叛乱。世民[18]与旷[19]谋为保障。……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阻止朱元璋进兵，世民称元帅，屯永平寨。旷称江淮枢密使[20]，屯石牛寨。……”《湖南通志》称：“吴王[21]元年（1364）二月，已灭伪汉陈友谅。……吴王遣湖广行省杨景略定岳州，随后，吴王遣参政帅帅师擒王世民、汤旷。”
仅看上述简短的文字，很难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一个全面正确的判断。否则，很容易将“江湖草寇”、“流民”、“土匪”等词汇与汤旷挂起钩来。为此，很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大概轮廓的交待。
元末时期，职业“革命家”、弥勒教主彭莹玉曾两次组织民众起义反抗蒙古元军的统治。第一次在袁州起义，他推主周子旺为王，失败后，他毫不气馁。元至正四年（1338）九月，起兵占领蕲水[22]和黄州路，建蕲水为都城取意为“西方莲台”，号为莲台省，推主徐寿辉[23]作皇帝，国号为“天完”，年号为“治平”。不久疆域扩充到了湖南、江西、杭州一带。而彭莹玉自己却绝不居功为私，退宿得无影无踪。
这支人马史称“西路红巾军”，主要以汉水、洞庭湖一带为中心。而徐寿辉本是布贩子出身，为人忠厚，人虽然生得魁梧，一脸福相，但确实没有任何知见，更无政治谋略和军事常识。他所占领的地盘虽然很大，但却无法守住。从1338年到1357年共15年间与元军相互交战于汉水和洞庭湖流域，打来打去，苦了百姓。1357年，徐寿辉被手下的领兵元帅阴谋家陈友谅[24]给杀害。陈友谅自己当起了皇帝，改国号为“汉”，改年号为“大义”，接着占领江西、湖广之域。后来，与“东路红巾军”发生绝世拼杀，最后死在朱元璋手下。
而“东路红巾军”以小明王为共主，主帅是郭子兴[25]，依托淮水流域为中心，与元军战斗。郭子兴死后，这支队伍实际控制在朱元璋手中。总体上来说，无论是东路红中军还是西路红巾军，从开始建立到后来与蒙古军队的战争过程中，都具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与蒙古军势不两立，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而，在初期的军事战争中，表现出了严明的组织纪律，不杀百姓，不奸淫掳掠，口念“弥勒”佛号。只是到了后来，西路军被陈友谅占据后，西路红巾军的性质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在全国范围，除了这两只红巾军队伍，还有一大批投机造反叛乱的军事队伍。如方国珍[26]等。这批人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投机取巧，趁机发国难财。他们既无原则，更无政治目的。元朝政府招安，就开始与之谈条件。一旦条件优厚，就暂时称臣。时机一到，觉得对条件不满，马上又造反。然后又与之谈判，越谈官位越高。这些人实质已经成了社会的祸害。(www.xing528.com)
这时，还出现了一群毫无组织纪律的社会流民群体，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前面那位叫后人“忘汤不昌”的樊拥德全家就是实实在在死在这批人手里的例子。
而蒙古军在历年与各地的起义军战斗中战力越来越弱，他们决不可能组织汉人军队与红巾军对抗。于是，干脆从湖南、广西、贵州等省的偏远山区组织了一支“苗军”来为其助战。关键问题是，所谓的“苗军”并非一支纪律严明队伍整肃的军事团体，而是一个五花八门、各行其是、杀戮无常、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其中以杨完者[27]所统苗军最具恶名。当时人陶宗仪记载云：“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王事日棘，湖广陶梦祯氏举师勤王，闻苗有众，习斗击，遣使往招之，由千户累阶至元帅。……完者取道自杭，所统苗僚洞徭等，无尺籍伍符，无统属，相谓曰‘阿哥’，曰‘麻线’，至称主将亦然。喜著斑斓衣，制衣袖广狭修短与臂同，衣幅长不过膝，袴如袖，裙如衣，总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兽皮，曰‘护项’。束腰以帛，两端悬尻后若尾状。无间晴雨，披毡毯。军中无金鼓，杂鸣小锣，以节进止，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军行尚首功。[28]”从以上记叙可以想见“苗军”的情况。看来“苗军”也并非全由苗人组成，其成员也有其他族人，但无论如何，总是以苗人为主体。
杨完者所率领苗军主要活动在江南一带，多次同起义军作战，杨完者以功升至江浙行省左丞。元末史籍中多有苗军镇压起义活动的记载。但更多的则是这支军队如何残害地方的事件。例如“苗军主将杨完者在杭，纵其军钞掠，莫敢谁何，民甚苦之”[29]，“至正十六年（1356），上海陷，苗军复县，大掠”[30]；“苗蛮素犷悍，日事杀掠，莫能治”[31]；“苗军素无纪律，肆为抄掠，所过荡然无遗”[32]；嘉兴城经杨完者苗军之乱后，“城中燔毁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33]。可见在天下纷乱的元代末年，杨完者所率苗军不仅是元统治者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同时也成了破坏元朝统治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
本来蒙古军就非常痛恨汉人，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仗打赢了，地方被抢得精光。打输了，当地更是一无所有，见人就杀，不留余地。现在又加上一支毫无道德底线的“苗军”到汉人居住地杀戮，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因此，江汉和洞庭湖两大流域内的百姓生灵涂炭，真正到了“十户九空”境地。当时，民不反就是等死。反，可能还有一条活路。
汤旷，平江浆市人，出生乡绅富户，自小研文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人生得虎背熊腰孔武有力，性格豪爽，仗义疏财，乐于周济乡亲。有抱负未曾有机会伸展，在方圆几百里有很好的口碑。他亲眼看到百姓遭受的苦难和凌辱，无法再忍受下去，决定“为自保，举义旗而反之”[34]，这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春至正十五年（1355），在修水大桥镇上，他遇见与自己有着共同理想和志趣的王世民，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保护自己的家园为宗旨，于夏季组织队伍进行自卫。之后，王世民占据永平寨，汤旷占据石牛寨，两寨互为犄角，相互照应。王世民自称“元帅”，汤旷自称“国防部长”，开始了轰轰烈烈为保生存的抗争之战。他们举事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加入朱元璋的队伍，也没有加入陈友谅的队伍，纯粹出于“自保”的动机。《岳州嘉庆府志》所载：“至正十五年（1355）……世民与旷谋为保障。……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阻止朱元璋进兵，……。”不错，汤旷与王世民确实于1355年上山为保护百姓而组建了一支护卫军，但绝非“阻止朱元璋进兵”。因为，自1355年到1361年期间，朱元璋与陈友谅一直在潘阳湖一带进行生死决战，至正十八年即1358年朱元璋的部队根本没有精力，也无法进入到岳州府的范围之内，更不可派兵去直接攻打石牛寨。这时的汤旷正在与那些不断屠杀、欺辱民众的蒙古军和苗军及那些冒充红巾军的土匪鏖战，真正达到了“救民于水火”的目的。于是，山下的老百姓为之欢呼，不断为其捐献粮食和布匹即生活用品、武器装备。而汤旷则以身作则，每次战斗都冲锋陷阵于前，深受百姓与战士们的拥戴和敬佩。为了减少民众的压力，他组织百姓和士兵在山上建造城堡，还在石牛寨“海子”上开荒种粮，基本解决了战士们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从1355年到1364年，石牛寨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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