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巴陵河湖港汊密集，因而，自古以来这里渡口也就多。巴陵古渡自明清以来分为“官渡”和“义渡”。
所谓“官渡”是由朝廷出资建造，码头、舟船及维修和舟夫资金全部由朝廷承担，是解决州府与外连接的主要交通要道和保障连接各驿站道路畅通的问题。
在府城岳阳楼旁的渡口称为“岳阳官渡”，也是岳州府最大的官渡。《光绪巴陵县志》载：“西路通华容。渡夫二十名，每名银两五钱，带闰银八分三厘三毫。同治五年（1866），知县盛一朝核定渡船章程，立石碑于岳阳楼门外。光绪九年（1883），邑人易干三添设渡船四只，舟夫四名。”同时，他还捐资自己在孙家庄莺头岭各处水田共三十石，并买城外柴家岭房屋六间以作该处官渡的捐资。另外还将自己在马家湾靠近洞庭湖边的一处仓库提供给官渡，以便水退之后作为收藏船只之用。后来，他还在岳阳门官渡边修建了一座凉亭，以供来往乘客歇息。
府城附近还有“花板铺官渡”[54]、“新墙官渡”[55]和“枫桥湖官渡”[56]。
“义渡”，是纯粹的民间慈善事业，它不需要官方出资建造，只需官方发个告示，以示支持或准勒碑旌表而已。古代社会中，地方绅商大都愿意为地方设渡修桥，方便桑梓。一方面源于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要求，一方面为绅商们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一个为公共服务的舞台。地方绅商出资或倡导捐资设渡修桥被认为是“修桥补路福及子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善事，于己荫及子孙，德惠后人；于人惠及乡民，便利行旅。所以在巴陵城附近的义渡相当普遍。捐资义渡的经费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和运营义渡的开支，修建义渡渡口、码头，设立渡口的维护经费；二是船只的修造、维护经费；三是舟子[57]的薪水。(www.xing528.com)
清代，岳州府城附近的义渡就有“羊角山义渡”[58]、“城陵矶义渡”[59]、“南津港义渡”[60]、“大桥湖义渡”[61]。城周围有“白泥湖义渡”、“公田义渡”、“西塘义渡”、“步仙桥义渡”、“关王桥义渡”等共43处。其中，南津古渡本人已在《南湖史话》一书中作了详细叙述。
在“义渡”中，最为重要的是“城陵矶义渡”。这里地处三江交汇之处，无论是战略地位还是交通等诸多方面，都是一处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光绪巴陵县志》载：城陵矶义渡“西渡荆河脑，通荆州路。邑人赵登模呈请设立，捐田十八石，渡船五只，渡夫五名。又于两岸建房屋，以安行旅。”这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当地几个“土霸王”式人物的阻扰，并且诉诸于官司。因为当地几个人一直将渡口居为己有，一旦“义渡”启动，必使其断了财路。后来通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众人的协助，义渡才顺利运行。为此，当地的学子们恳请“教谕刘德礼、刘德智、刘诗锦等公捐督学钱为城陵矶义渡碑记事。[62]”即树立一块石碑，以示众人。其文曰：
“为众情所利，未有不宜亟兴之矣。必迟又久而后成，以此见兴事之难。洞庭天下巨浸，南汇众水，北轮之江，至巴陵城下，两堵始见涯涘。南隶巴陵，曰城陵矶，被隶监利，曰荆河口。招舟而济，虽属通津，以非官衢，故不领于官，两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值得无阻，已而必取盈焉。不遂欲不止官司屡禁不听，耕农贩夫，无业贫子徒手觅食者，往来甚以为苦，又尝不量力之所任。但务多载夏秋水盛，江或返注洞庭，洪波汹涌，重舟绝流，一再激荡，辄同沉没。春冬涸浅，然风飚不时，重舟之患亦复如之。巴陵赵氏，谨遵母命，慨然捐产约三千余金，议置义渡。向时居利者结党徒出死力扰其成至讼于督抚各宪司。余膺简命视学，非有地方之责，投牒诉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胜彼。所图不过一身一家之私也，且众怒集焉。今冬余来按试，岳州阖属诸生以事既成，请为文刻石记之。
“赵氏名登模，尝官于浙，所捐水田原在一千八百两，每官租入完赋外，悉以瞻渡夫又捐银四百两置舟，凡五又捐银千五百两，于两岸埠置基建屋，又捐百两，取息以作岁修。子乐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赵氏此举甚义且众情利之然，扰者曾无多人，必至今而后焰始熄，彼其利在己立心专，而党徒之志壹也。义渡之设，获济者众，然所利者在人也。贤者造事终籍愚者用力，凡今以后，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产置渡者之心为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恶劳，役役然，终日为人而不倦，吾未见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务以多载为便，必先坚緻其舟，帆樯篙櫓之属亦必完好。而后求济者，不至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无或不良，然操之者以为非己物也，则爱护或不至必易至蔽，又惮责而不一亟告也。其为患又岂小小哉。盖创于始难，从后持之尤难，以为姑尽。吾之所为，余以付之来者于君子造事之哲，或有所未尽也。夫，利人之心诚专又必与我为徒者，亦无不壹其志，斯永无蔽之道矣。虽然又岂可为后来者宽哉，前人美意所存，失视其力所可致，即无不致其力君子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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