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史话：揭秘古巴陵的考古遗迹

至今，在古巴陵范围内，相继出土了大量上古时代的遗址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遗迹。

在今岳阳市发掘的考古遗迹中，最典型的是“君山遗址”，它具有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特点，1982年由岳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阳市湖滨考古发掘的“费家河遗址”，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的文化特征。

岳阳县“杨林遗址”，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特征。“鹿角窑遗址”，位于岳阳市西南约30公里的洞庭湖畔，自1973年开始，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地区“吉祥湖”的三号窑和“布嘴山”的四号窑进行考古试掘，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陶器。通过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鹿角窑为南宋杨幺起义军所兴建。

汨罗市的“狮子山遗址”，为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该遗址于1982年由当时的汨罗县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汨罗磊石的“江南堤遗址”，属于西周时期的村落遗址。该处于1981年由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屈原区的“罗子国遗址”，其城池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出土的陶器质地、器形、纹饰与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汨罗市西南约两公里的曲尺塘考古发掘的“夹城遗址”，为南北朝时期梁代罗州州治所在地。屈原管理区西部湘江南岸烟墩山一带的“营田窑遗址”，人们称之为宋代“四十八座皇窑遗址”，属于宋代官窑或皇窑遗址。

湘阴县的“青山遗址”，属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特征。湘阴濠河的“黄花城遗址”，为南朝刘宋时期的城池遗址。湘阴铁窑、樟树湘江沿岸的“岳州窑遗址”，曾轰动整个中国的古窑考古界。唐代，“岳州窑”曾列为全国青瓷“六大名窑之四”，日本小山富士在《支那青瓷史稿》一书中提及的“谓岳州窑在芦林潭”，指的就是此处“岳州窑”。(www.xing528.com)

临湘市的“黄沙岭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位于临湘陆成长江之畔的儒矶山西北坡的“儒矶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位于临湘江南长江之畔的“鸭栏矶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临湘文桥的“湖嘴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位于临湘陆成长江之畔的“马鞍山遗址”，属于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陆成小台地上的“铜鼓山遗址”，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

平江县献冲小山岗上的“舵上坪遗址”，属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范畴，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平江加义的“枣仑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平江滃江小山岗上的“滃江文化遗址”，属于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平江安定的“金铺观遗址”，实际就是东汉灵帝年间（174—178），分罗县东部建立“汉昌县”的县治所在地。平江“龙门窑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宋代民间窑遗址。

华容县三封的“车轱山遗址”，其文化内涵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后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不同的阶段。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这里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生活用具和石器生产工具为主。陶器中有鼎、簋^[12]、壶、瓶、杯、豆、盂、鬶^[13]。石器中有铲、斧、锛、镞^[14]等工具。同时，还有各类玉饰、陶球、陶塑等精美的工艺品。车轱山遗址的发掘，证实当时洞庭湖古巴陵地域的先民已经开始过着以氏族为中心的集体定居生活。他们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畜牧业。石器的制作工艺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磨制，而且还出现了用管钻钻孔的技术。制陶工艺从纯粹的手捏、泥条盘发展到了慢轮修整、快轮制作的水平。原始的纺织工艺和编制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的工艺美术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薄如蛋壳的陶器杯上，用晕染法施彩，印纹与镂孔饰在白陶圈足上组成各种图案。色彩鲜明的各种陶器，玲珑美观的玉饰，栩栩如生的陶塑，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车轱山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华容东山的“长岗庙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的遗址。华容三郎堰的“石家港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屈家岭文化之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华容砖桥的“范家墩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屈家岭晚期至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华容东北的板桥湖畔的“群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从我们岳阳至湖北现代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发现大量的稻谷、稻壳或用稻秆拌泥作的建筑材料，显示出洞庭湖区域上古时期粮食生产的总量相当大，制陶业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可以满足精纺、粗纺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从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看，社会分工与交换比中原更为发达。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生机勃勃的洞庭湖区域先民们的社会财富积累、社会变革的发展都不低于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