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的建筑形态很多,但是能够长久流传,并在不同地区成为代表的建筑形态集中在窑洞、四合院、木板屋和石片房几种。如果就事论事地看问题,这些都属于土木石结构的建筑,在工艺甚至是居住效果上并无太大差异;如果从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着眼,即从产生这些建筑的文化背景上着眼,我们便可能发现形成这些建筑类型的深层原因,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性,归纳出关中传统民居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悠久的历史性。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离不开历史的孕育,尤其是离不开农业文明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作为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关中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关中这块土地上的营造活动,起源于仰韶文化,成型于周代,兴盛于汉唐,延续于当代,可谓源远流长,并以空间的形式展示了农业文明时期华夏建筑发展的全过程:这里不仅有堪称“北方民居建筑源头”的西安半坡村落遗址群(图6-1),还有宝鸡岐山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由夯土和砖瓦建造的凤雏村遗址(图6-2)。尤其可贵的是,关中城乡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几百年历史的院落,有“北方民居之祖”称号的窑洞,在乡村民居的施工中依然可以看到夯土墙、木梁架等古老的制作工艺。这些都很好地见证了这一地区民居建筑的悠久历史,以实物的形式勾勒出了关中传统民居的发展脉络。
图6-1 西安半坡村落遗址群
图6-2 凤雏村遗址
其次,良好的规范性。民间有“无规矩不成方圆”之说,说的是规范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任何能够流传下来并成为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标志的东西,都只有在一定的规范中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并在这种认可中代代相传。以传统民居为例,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曾有过多种多样的建筑活动,也形成了各种各样营造方面的“规矩”,但只能是影响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时代。关中地区在这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延续千余年的建都史,使得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可以通过最高级别的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的各种行为,当然也可以将营造方面的“规矩”提升为国家意志,既可以为全国的建筑活动提供规范,也成了历代王朝遵循的榜样:成型于西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在古代中国的各种营造活动中就具有法典的意义。汉唐盛世不仅将古代中国的建筑水平推向了巅峰,还成了后世营造活动的基础和楷模——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中的不少关键“法式”就是对汉唐“传统做法的延续”;明王朝建立不久便发出了“复衣冠尽如唐制……尽复中国之旧”的诏令,自然也会成为《园冶》之类造园书籍的指导思想。在承担清王朝建筑达两百年之久的样式雷同的图样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汉唐时期建筑方面的一些规制。(www.xing528.com)
再次,丰富的多样性。师法自然是农业社会建造活动的惯例,也形成了“一方水土养一方建筑”的普遍现象。与其他省份不同,关中的传统民居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在取材用料、建造工艺、形制样式和使用功能上都更加复杂多样。从取材范围上看,南方地区多木石建筑,北方地区多土木建筑,这是由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而文化核心区的历史经历,使关中的传统民居集这三种材质之大成,并在使用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建造工艺上看,不管是布局规划还是环境营造,不管是垒砌夯筑还是雕梁画栋,全国地方性的营造工艺确实灿若群星,但是国家都城所在地的优势,使关中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博采众家营造技艺之所长,不仅在本地区建造了各类高水平的建筑,还通过官方的途径示范全国。从建筑功能上看,民间重使用,官方重礼仪,这是古代中国建筑的基本区分,而且官与民的建筑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作为农业社会盛世时期中心地带的关中,尤其是关中的中部地区,不仅建有规格极高的皇家建筑,民间建筑的档次也不同凡响。同时,宗教建筑、军事建筑、少数民族建筑以及丧葬建筑在这里都很发达,以空间的形式展示着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政治开明与经济繁荣。从建筑形态上看,将民居建成什么样式,基本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但是,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既有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建造起来的窑洞和夯土墙,也有严格按照政治秩序布置的院落格局;既有中规中矩的四合院、三合院,也有“南味十足”的飞檐翘角和漂亮的马头墙……
悠久的历史使关中民居不仅保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信息,还浓缩了古代中国巅峰时期的建筑辉煌;良好的规范性,让关中传统民居在保持浓郁地域特点的同时,折射出更多礼仪之邦的大家风范;丰富的多样性,令关中传统民居风格兼具南北、贯通古今,从气派十足的大户人家,到普普通通的黎民百姓,家居环境中都浓缩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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