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10 朝廷将制度下移到宗族，祠堂成为充满权力的空间 李健明 摄
清代以来，朝廷不断推出各种强化宗族制度的政策，以期搭建一个从朝廷经州府县再到乡村顺畅直达的管理体系，达到一竿子插到底的综合管理效果。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的《上谕十六条》就明确规定宗族的作用：“孰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教，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又指出“族长不能教训子孙，问绞罪”，将家族子孙的训导职责以法律的形式落实到族长身上，令其在严苛的重罚威逼下不断加强对族中后辈的严厉管束，获得在萌芽状态时清除各种异端的效果。
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提出：“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进一步将宗族的功能落实到每个细节中，散发着浓烈的道德指引性与价值倾向性。
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推行“族正制”，令族长在政府与草根基层间具有准官方的身份，更授予其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族人生杀权，令其获得涵括家族实权、教育导向、经济裁决、治安保护、族内判罪等切实权力，实现着皇权支持下的部分实际性族权制度。
本来，因日积月累的威望及广泛活络的社会资源，以及刚柔并济地处理盘根错节乡村关系的特殊能力，族长一直是乡间重要的资源整合者，如今，获得政府正式授权后，他们的身份与权力更合法化与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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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祠堂成为解决家族与乡村事务的首选区域 李健明 摄
忠诚履行肩上职责的他们奋力完善各种乡村管理功能，恩威并施地解决错综复杂的乡村关系，更举重若轻地调整着城乡资源，成为县衙门在乡村的事件处理代理人。
于是，一个潜规则也慢慢形成：某人犯罪，若家族惩罚，官府大多不加追究。若官府捕获，可授权家族处理。
顺德大良龙氏族谱中清晰写到：
族内子姓如因事争执，无论亲疏，须先将事由投诉敦厚堂，绅耆秉公排解，息事宁人，不宜遽报官厅，以敦亲睦。若未经投诉请理处，遽行起诉，显乖亲谊，宜将该原告罚本身丁贤寿胙三年，以为蔑视族例，呈刁好讼者戒。如系妇人有违此例出头遽然起诉，亦将其子孙照议罚胙。惟经投诉请族内投诉处不服起诉者，不在此例。
族规将族内矛盾的处理程序清晰表述，更阐明族人突破规限所要承受的惩罚，也表明家族处理矛盾与纷争的资格和权力与衙门隐隐相埒，更具有内部消化、融睦亲情的特殊效用，这比刚硬无私的衙门处置方式更多地呈现出淡淡亲情。他们将朝廷的政治理念、管理制度、处理模式，通过流淌着家族温情的族规家法等形式进行有效结合，彼此都获得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进一步减轻行政部门的管理负担和行政成本，更在早期就彻底消弭朝廷在日后积壅大溃、燎原之势才调兵遣将的隐患。彼此共赢，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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