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年）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兴献王朱佑杬的次子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即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
朱厚熜即位后，面临生父称号的难题。他无法确定父亲使用“皇考”还是“皇叔考”。“皇考”就等于默认其父亲的皇帝身份，这与一脉相承的承传关系无法对接。“皇叔考”则承认他父亲源自另一支脉，与自己皇帝的身份不吻合。
于是，持不同观点的大臣进入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辩，史称“大礼议”。论战中，一批南海官员，如南海方献夫（1485—1544年）、霍韬（1487—1540年），顺德梁储（1451—1527年）等朝廷重臣积极参与。他们以血脉承传与儒家孝道为论点，激辩群儒，极力支持嘉靖皇帝以生父为皇考的主张。
经过漫长的辩论与各种势力的冲击交缠，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皇帝及其支持力量最终获胜，他终于可将生父尊为“皇考”，称“睿宗”，附于太庙，尊武宗为皇伯考。
这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明朝进入嘉靖帝全面统御天下的岁月。
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1482—1548年）上奏《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提出：“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夏言的奏疏突破中国古代一直以来天子以外民众不得设立家庙拜祭先祖的“臣庶祠堂之制”，深得嘉靖皇帝称许。
这一年，朝廷颁布“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的政令，允许民间设立祠堂拜祭先祖，全国展开大规模的祠堂建造热潮，更揭开长达数百年、至今仍存的中国民间祠堂文化历史。清末民初，佛山学者冼宝干在《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称：“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吾佛诸祠亦多建自此时，敬宗收族于是焉。”(www.xing528.com)
其实，早在明朝初期，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和朝廷官员就开始以修族谱、建祠堂、设立乡村制度等形式去构建宗族制度，维护乡村发展，如杏坛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杏坛逢简刘氏大宗祠、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逢简存心颐庵刘公祠和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杏坛上地松涧何公祠等。
在沙滘旁边的乐从平步村，明初唐豫就设立《乡约十则》，其中包括收成即纳粮、补解军役、冠礼依朱文公行、婚礼醮子不令据尊席、父在子立、亲丧不饮酒、祭祀称其家、礼重往来、教子弟读书、力行保甲。他们身体力行，乡人也遵礼守道，多年未变，形成古朴敦雅乡风。他们将儒家思想与朝廷规则和乡村雅致生活相融合，在民间产生良好影响，而乡间不断涌现的祠堂和日渐完善的乡规族约都成为朝廷推行祠堂制度向民间开放的基础。
在朝廷颁布“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的政令后，南海的方献夫、霍韬、伦以训，顺德的梁储等人更从自己家乡开始，积极推动建造祠堂、修编族谱、推行孝道、治理乡村的进程。
祠堂的建设与族谱的修撰及宗族制度的设立，成为南海、顺德一带官员进一步靠近权力中心的具体举措，而宗族道德指引与朝廷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令他们获得从家族到乡村再到朝廷一致而通畅的文化认同，从而不断摆脱南方偏僻区域长期远离正统文化系统的尴尬，逐渐成功转型为可与江南、京城正宗名门望族隐隐相埒的后起之秀。顺德、南海等地更大规模建造祠堂，并不断完善宗族制度，成为岭南地区祠堂规模与形制的典范和宗族制度细密且系统的区域，“顺德祠堂南海庙”无疑是此地祠堂建造的高度概括。
▼图1-5 在乐从平步，人们仍记得明代乡贤孙蕡为家乡孕育良好风气的贡献 李健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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