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男女混杂,有碍广仁堂声誉,堂里规定:敬节所内凡已达12岁的男孩,一律迁住广仁堂小学内学生宿舍。我于1940年住进宿舍,有两间宿舍每间住七八人,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宿舍内先后住20余人,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因广仁堂小学没有高小,因此孩子们初小毕业以后就需到外面考入市立小学就读,考不上高小,又已超过12岁的男孩则须自谋职业出堂,堂里不再收留;女孩则继续供养到结婚。上高小的大部都在西市大街小学,西北角城隍庙小学,也有在西门里中营小学的。高小毕业后则可考取官立中学,如西北角官中(现铃铛阁中学)、市立师范;私立的只限东马路甲种商业职业学校及现在吉林路上的众成商业职业学校两处,其他私立的一律不行,否则堂里不负责供养。上中学后生活费即由二元改为每月四元,另外供给学杂费,每学期书、本费六元。由1940年到1949年先后上众成商职校的七人。官立中学二人,师范四人(有两名女生),省女中一人,甲种商业职业学校二人。在众成商业职业学校初级毕业的五人,高级班毕业的仅一人;师范的四人全毕业了;甲种高职及官立中等四人均未能毕业,因生活所迫全都失学就业去了。宿舍其余男生有高小毕业的,有连高小也未能上都自谋生路去了。
广仁堂小学的校长、教师也就是我们的管理人员,所谓管理不过是每月发生活费,开学发学杂费,书本费,看管学生们别打架,晚10点是否熄灯,并负责督促辅导学习。学生生病可到医务室治疗,洗澡到广仁堂里口上德顺(盛)澡塘去洗(不用付钱只提是广仁堂的就行了,它向堂里总收费)。
由于我们一般年龄较大,自知生活环境艰难,故学习比较用功,互相鼓励,倒也不需人督促。我从高小直到初级高职毕业,每学期均考第一名,因此广仁堂小学校长找我谈了一次,表示堂里愿供我上大学。但我家因无力再供,所以我初中毕业就就业了。上学的不论远近一律去走读(师范生学校管食宿),我们众成的学生每早六时起床,漱洗完吃点剩饭当早点即匆匆上路,因为路远,一般要走50分钟才能到校,如果起的晚一点到东南角即沿兴安路一溜小跑,直跑到鞍山道才改为紧走。虽然由西南角坐电车到学校用不了一角钱,也无钱坐车,只有走着去。中午一律由家带饭,大都窝头、咸菜,偶而买块酱豆腐或一碗馄饨,即算改善生活了。
宿舍内每人一副铺板铺凳,被褥自备。室内有四张三屉书桌子,供放书包本子之用,两盏灯,供自习兼照明,我们晚上自习到八九点钟,一般10点就寝。比较愉快的是暑假。大家全放假,那时也没暑假作业之类。大家凑了点钱买个篮球,由早六时一直打到八九点钟,然后各自活动,有看书的写字的玩的;有去访同学的;有时约官立中学的学生比赛篮球;再不然约三两个人到公园去捉蟋蟀,或去李公祠(即现在的南开文化宫)后面大坑里游泳,倒也自由自在。(www.xing528.com)
有一年不知是谁弄来点稻秧、茄子秧,我们就开了几个畦种上,但由于缺乏农业知识,稻秧没几天就死了,茄秧勉强活下来,还结了几个茄子。
1941年后物价飞涨,生活日益困难,大家极为不满,遂共谋“造反”。一日晚上大家都不睡觉,敲桌子、打板凳、面盆,不知谁搞来几个两响大炮,便斜架在砖上向校长宿舍门上打去,一直闹到深夜三四点钟。那时我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老师们怕挨打,一个也不敢露面,到第二天校长才找几个同学询问是什么事?我们提出要求增加生活费,校长答应代为向堂董请示。过了一个来月,堂里答应每月增加生活费二元,包括节妇、孩子等人,但仍赶不上物价的涨势。我记得1945年后没有上中学的了,学徒的、学买卖的全自谋生路去了,我勉强上到初中毕业,也谋职去唐山了。有三人连高小都没考上的也没找到工作,就到处流浪,不幸全都失踪,听说有一人冻死在公厕中,另二人不知去向,也是广仁堂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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