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扬
南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成立于旧民国初年，坐落在老城里大费家胡同南口一个庙宇——水月庵内（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旧县署小学）。当时南善堂以办恤嫠会为主，即对一些无生活依靠的守节孀妇，每月给以一定的救济金。人数是有固定名额的，大约200人左右。吃恤嫠会的妇女，如有子女待年岁长大可以谋生时，即停止享受恤嫠钱，或是其亡故后，该名额补给别人。一般孀妇想报名参加恤嫠会是很难的，生活无着想入会补个名额，还必须托人情面子。但其中也有舞弊之事，就是经办人从中吃空额，捏造假名，到月头派自己亲信去领取。南善堂还办理一些临时赈济之事，如冬季对衣食无着者发放旧棉衣，夏季发些暑药，春节前发些玉米面条子，三斤、五斤、十斤不等，由本人到指定米面铺领取。遇特殊情况也办理急赈和募捐活动。
南善堂成立初期是有董事会的，聘请一部分社会名流和殷实富豪为董事，如沈琢如、宁紫垣、李吉甫、范竹斋、卞月亭、李颂臣、杨宇文、高星桥等。在实际上始终主持南善堂事务的人即常务董事，最主要就是杜氏兄弟——杜宝祯（字筱琴）和杜宝贤（字笑山）。南善堂对外劝募赈款、采购赈粮和发放赈济粮物，甚至内部所使用的助理人员都由他两人主办。他们依附当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彼此关系密切，并且还在官场上担任点官衔，如警察厅勤务督察、工程处坐办等。依仗这种势力到处募集、聚敛赈款就方便多了。
民国6年（1917）天津闹了水灾。那时官府事先既未做好防汛，水灾发生后又束手无策，无有力救灾措施。南马路以南一带已成“泽国”，各处逃到市区的难民成千上万地露宿街头，老幼缺粮待哺，叫苦连天。在广大百姓、难民呼救之下，南善堂主持人杜氏兄弟出头赶办急赈。一方面派人分头到各界募集了大批赈灾捐款，一方面派人购买赈粮，开办粥场、发放“窝头”（按大人小孩计量发放，并不管饱）。同时还派人包打埝工程，购买麻袋招募临时工从事装土、打埝等劳动。就在这场募捐赈灾的过程中，杜氏和他手下靠近的一些人，从中通过多种手段徇私舞弊，各自发一笔财。
民国13年（1924）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杜氏所依附的大靠山杨以德被奉系军阀李景林驱逐下台，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督办。此时期，杜氏暂时消沉。不久，到民国15年（1926）直鲁联军的褚玉璞，担任了直隶督办，（李景林被驱下台）紧接着褚玉璞就委任了自己的亲信常之英充当了天津警察厅厅长。
这时，杜笑山与褚玉璞和其兄褚玉凤拉拢得很亲密，杜能够坐着“包月车”进进出出督办公署的大门，与褚玉璞、褚玉凤吃喝不分。南善堂原来附设了一座小学——南善堂小学，改名为“蕴山”小学。因褚玉璞号叫“蕴珊”，采用“蕴山”两个字表示该小学是督办褚蕴珊与杜笑山合办的，既给褚玉璞“贴金”又壮大杜的声势。
杜笑山借着与褚督办的关系，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势，他把天津的几个善堂、善社如北善堂、崇善东社、引善社、备济社、济生社和休仁广生社全合并起来，由杜家统一管理，实际上杜氏要垄断天津的所谓慈善团体。于1926年实行合并后，将南善堂改名为“八善堂”，总堂仍在南善堂原址，其他善堂、善社都不得不对杜唯命是从。当时直隶省大部分县多遭天灾人祸，尤其是兵灾战祸十分惨重。杜借着褚玉璞的势力壮大了八善堂的声势，组织了大批人员举着八善堂大旗去到各县赈灾。在各县公署的支持下，一边募捐，一边组办临时赈灾会进行放赈。从当地聚敛在当地放赈，八善堂人员与当地官员不乏吃喝、腰缠累累者。(www.xing528.com)
民国16年（1927）春天，八善堂的主要人物杜笑山在褚玉璞的支持下又当上了天津屠宰场场长，这在当时是个“日进斗金”的职位。不过，这个屠宰场是隶属警察厅管理的，杜笑山仰仗褚督办的势力，对于警察厅长常之英没有放在眼里，更没尽心应酬。常之英见此情景而心怀忌妒，又看到杜对褚这样百般殷勤，竭力巴结，认为长此下去对自己十分不利，恨不得一脚把杜踢开除掉，才趁心愿。
南方北伐大军正向徐州推进。褚玉璞不断往返于徐、津，去前方督战，妄想抵抗北伐大军。这时天津警察厅长常之英认为是个好机会，立即派人去查天津屠宰场帐目，结果查出许多问题，帐目不清，亏款达万元以上，多处有营私舞弊。常根据查帐的报告，先不动声色地找杜笑山谈话，当杜来到警察厅后就被软禁起来了。其实，常之英的本意如果杜要服软，或托出人情来说合，把侵吞之赃款吐出来应酬一番，就叫杜自动下台，也就算了结此案了。可是杜笑山以为自己有褚玉璞这个大靠山撑腰，设把此事放在心上，反而对常之英的举动很气愤。常之英等了几天不见杜的动静，又听到传说“杜的二哥杜筱琴已托人去北京走张作霖大帅的门路了，有可能北京来电话命令放人。”如果此事成真，常之英就会落个两面空空、两面不是人了。于是常亲自对杜讯问，他没想到，杜仍出口大言，态度傲慢，且说：“没什么了不起，反正你枪毙不了我。”从此常暗恨在心，决定设法把杜除掉，以免后患。
次日，褚玉璞从前方回来，常立即把杜笑山贪污公款之事向褚详尽地报告了，褚在当时因前方军事失利，心绪烦乱，听着常的报告很不耐烦地说：“叫他（指杜）拿出10万块钱来算了。”常趁机顺口答道：“别说10万块钱，他连一块钱也不买督办的帐。”接着又说：“他二哥已烦人去北京找张大帅去了，恐怕将来督办也落个没面子。”褚玉璞听到此言十分生气地说：“那么你就把他毙了好啦！”。常说：“警察厅没有判决毙人的权力呀！”褚说“我来！”，说着顺手写一个条子“命令警察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常拿到褚的“手谕”，马上回到警察厅做了部署，迅速地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就把杜笑山五花大绑背上插招，从警察厅弄到车上，拉到南市荣业大街南头原上权仙影院前的空场，执行了枪决。这一天是民国16年（1927）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到下午五时左右，在东门北的墙上贴出一张布告，内称“奉督办手谕，将天津屠宰场场长杜笑山执行枪决”所宣布的罪状主要是因营私舞弊、侵吞大量公款等等。
此事，正说明了当时官场内外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形。常之英与杜笑山为彼此争宠，极尽拨弄是非之能事，常为保存自己向杜施以以毒策，这种玩弄是非、乘机陷害他人的事情，在官场中是司空见惯的。这位披着慈善外衣的屠宰场场长，也以为有大靠山便可为所欲为，其实“大靠山”为保存自己也会把他抛掉的。
以后，天津“八善堂”也跟着瓦解冰消了，它只存在一年左右。其他原合并进八善堂的善堂、善社又都恢复了原状，南善堂所在地址又由樊荫慈、武孟和、雷丹林、钱玉堂等人主办，呈准于当局改组为积善社了。原附设的“蕴山”小学也改为积善小学。杜家此后迁到了租界内，从此消声匿迹、默默无闻了。
（高志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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