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四世同堂，聚居共爨，各房饮食衣着与应用杂什等物，统由西帐房支付。由于生齿口繁，日常开销有增无减，再加上“大家”气派，处处都要讲个排场，事事要够格局，因此挑费甚大。姚家财力本来远不如“八大家。与其他盐商，局外人不知内里详情，实际上只是一空架子。又经一娶、一嫁、一丧三件大事，所费不赀；自己的成本资金，累年耗费，更不敷用。
姚家的北京京盐公柜、盐务津店有许多存款“票项”（即借约）。此项票存户，多半为大小官吏中不善经商，又无能力养房产“吃瓦片”者。存款数少则一二千两，多则几万两不等，月息一律七厘，如长芦盐运使署师爷王捷三存1000两，支应局总办陈月波存20000两，李鸿藻宦途几十年积蓄的家当，全数以“世和堂”名义存放在这里，为数有9万两。
姚家资金周转，在天津有几家大钱铺为长年“串换”，如源丰润、桐达号、德昌号、长源号等，遇有头寸吃紧时，这几家可作后援，定期借定期还，都保有信用，相处关系好，内中长源号东家是长芦纲总杨春农，与姚学源友谊甚厚，在用款数目与归还日期方面，更有很多优惠条件。(www.xing528.com)
姚家依仗上述票项存款与银号往来串换，周转灵活，年终结余还有些利钱，因而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最初还勉强维持，但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姚学源一时失算，与振德店黄静山抢租直隶省元氏、赞皇两县外岸租办后，局面即直转急下，陷于债台高垒，几乎难以为继的境地。元、赞两县本属中下级引岸，人口少，销量小，车船两运成本高，本已获利甚微，再加上当地私枭多，有时有滞销风险，更无利可取。黄静山失去元、赞引岸承租后，为了报复，从另一方面下手，高价收买京引，使北京京盐公柜日趋冷淡，无盐可进，险些停业。元、赞外引租约一年期满后，黄静山又拒不接办，后来由晋益恒杨家承租，直至经长芦众商调解，黄静山才放弃高价收买京引。黄病故后，这场风波才得平息。然北京京盐公柜至此已大伤元气，资金不足，旧债还本付息，尚无法筹措，已失去信用，难以维持，姚家负债，除北京世和堂的九万两外，尚负白银近十六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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