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观的影响 天津开埠以后，外界冲击日大。舶来商品，争奇斗艳。亲戚之间，群趋奢侈。家中子弟不甘寂寞，加以族众日多，互相攀比。在家在店，老辈再难用已成规章行事了。
（二）商店中的变化 以前家中和店中，人员较少，第五代和第六代前期的主事人和在家在店能亲自主持，直接督率子侄及同事甚严。到了后来，资本渐增，规模渐大，用人渐多，第六代主持人年事渐高，第七代的年轻人，所谓“少东”，羡慕外边花花世界，不安于坐拥巨资而不能任己享用。社会上和商店中有人乘机诱惑。如额外花销，从店中暗中支付，代为在账上弥缝。或设法从店里套出资金，私自在外开业。这类事在天津富家子弟中已不稀见。
（三）家中的变化 本以勤俭著称的家风，转向奢糜发展。家中遇有婚丧大事及老辈生日，渐讲排场。出大殡之风在天津富户间日益盛行，我家也如此。(www.xing528.com)
家中长辈每以亲戚家的书垫，学生不认真读书，老师敷衍度日，形同虚设，告戒子侄，并为子侄敦请名师。如在1900左右，家中有二书塾，分别请邑中胡家祺先生玉孙（后曾任江苏、直隶教育厅长）、李金藻先生芹香（后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讲授。此后家中的人入学堂，有的仍在家塾。大多不愿意刻苦读书而养花养鸟、斗蟋蟀、放风筝、玩照相之风，一哄而起。我的堂兄迪新字惠吾（生于1892），多才多艺，极有风趣，演京剧丑角在天津票房里有小名气，可是读书不成，一生潦倒。
又如家中有大厨房供应全家每日三餐，午、晚四菜一汤，各房分别食用。在账房另开一两桌，以供账房先生、临时过往亲友以及家中一些男青年食用。到了清末民初，第八代的年轻哥们，常常在饭前叫厨房来报菜单，厨房就派一个小徒弟回报。听后大发牢骚，认为太差，于是这一顿就成群结队到饭馆去吃。纨绔子弟，日以挥霍相尚，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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