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王襄庆祝八一五日本降伏，回忆战时家居生活

（1）生活勤俭

王襄自奉俭约，衣着非常朴素。1936年因任职长芦盐务局，经常外出，视察盐政，家人劝他做了一件呢大衣。在日伪统治时，为生计所迫，还是把那个仅着身一次的呢大衣拿出来换了小米、玉米面等粗粮。日常饮食极其简单，即当年历游江南几省时，早晚两餐，也不过是一菜一汤。日伪统治时，王襄正赋闲，生活日益艰辛，尝说：“苟全性命于乱世，粗茶淡饭足矣，何敢妄求。”王襄早年出入，从不乘坐人力车，常徐行于道侧，就是携负行李去车站，也是徒步往复。尝说：“奴役人身，甚不道德。”

解放前，淑修女学与王襄居第望衡对宇，后被请接替王新铭为校长。因校中经费拮据，同人们多是义务职，全校只有一位黄姓老工友。王襄每日清晨到校，就同这位老工友，洒扫校内各处。校中有一脏水筲，每日下学后，必须倾倒一次。老工友个人力不能举，同与之共抬，倒在校外脏水沟里，习以为常。邻人劝之可以雇用专人到筲，花费有限。王襄说：“学校经费短绌，同人均系义务职，不敢妄支一文钱。”

（2）喜好读书

王襄一生喜好读书，嗜读之癖，垂老不辍。83岁以后，每逢到了天夕，就不再阅读。曾说：“灯下不读书，因为晚间精神疲惫，勉强读之，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起读书。”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常是独自安静的俯仰案头，默诵幼年所读过的书，包括《诗经》、《尔雅》、《唐诗》和其它古文等。他曾说：“书非经常背诵不可，读书不成诵，用的时候就不能得心应手。”

王襄写文章，多是得自枕上，即乘睡前醒后，在枕上构思，有了一篇腹稿，起床后急濡笔记之。然后经过再三修饰，久而定稿，才用正楷录存。下笔非常审慎，书写一笔不苟。他一生的著作，多是在这样过程中完成的。

（3）磨穿石砚

王襄自幼喜临篆书，或吴清卿《说文部首》，或鼎彝铭文，如毛公鼎等，全能默写。所写的楷书，在用笔上是自辟蹊径，颇有六朝气息。有“篆势盘努，拙中见巧，返朴归真”之妙。(www.xing528.com)

王襄每逢写字，常是亲自磨墨。1963年秋间，这位88岁高龄的老叟，有一次他亲手磨完了墨，展开了纸，正要写的时候，砚池里的墨忽然没有了，俯而视之，则墨已遗浸于桌案上，他这才知道砚池已经穿漏了。可知他一生在磨墨写字上，耗去了多少精力了。

（4）热心教育

1927年秋，严范孙、华壁臣等在津创设崇化学会，请王襄主讲《左传》于早晚班，兼授书法。冬冒风雪，夏涉雨潦，向来准时到班，从未间断。有时其他老师未到，学会即派人来请代课，他毫不推辞，应声而往。虽值阴雨风雪，路上泥泞难行，也不稍待，即携雨具步行前去。遇晚班请他代课，有时正在家吃饭，则不待食毕，放下碗筷立刻出门赴学会，不愿使学员久候，终年如是。家人或劝阻，他说：“学员皆远道而来，不忍使之缺课也。”

（5）爱国精神

在抗日战争日伪统治天津时期，王襄杜门家居。他厌恶当时权势求书者频繁，遂制订较昂贵的润例以绝之。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麻醉中国人民，举办“大东亚书道展览会”于东京，特邀请王襄前往参加，王以衰老严词拒绝。他曾对人谈：“吾老矣，不能临末变节，外愧国人，内惭子弟。”

1945年王襄已是年届古稀，当“八一五”日本降伏消息传来时，举家欢腾，设宴以庆。抗战胜利后的天津，物价混乱，民生益艰。当时有北平某书商，乘此机会，先后介绍一些人来津，愿以重价购买王襄所收藏的甲骨，王未为所动。后来又有人从美国来信，请他出让所收藏的甲骨，王笑而置之，不愿以祖国瑰宝，沦于国外，表现了他维护中华民族气节和保存国宝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