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方史专家,王斗瞻的学术贡献与反帝斗争

刘炎臣

王斗瞻一生精研经史，学识丰富，勤勤恳恳地从事教书育人工作近半个世纪，并写出了不少有关天津人和事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位天津地方史专家。而其为人是朴实无华，蔼然可亲，对于提携后进，可谓不遗余力。

早在1928年，我每逢星期日必参加国文观摩社作文会试，该社设在西北城角天津广智馆之内。王斗瞻在这个机构工作。国文观摩社主要领导人，是庚子后与严范孙先生共同兴学而闻名的老教育家林墨青先生。王斗瞻与林先生有亲戚关系，他经常辅佐林先生照料国文观摩社的学员学习，对各学员有所了解。我比他小10岁，对他特别尊重，他常亲昵地称我为“老弟”，并常给我解答不明白的事理，使我获益很多。后来我离开国文观摩社，他也忙于教学工作，仍不断晤谈。天津解放后，因工作情况改变，我们来往机会才较少。在他逝世之后，我和其哲嗣彦达同志犹有接触，谈起往事，备感亲切。

王文光字斗瞻，天津人，1897年7月21日（清末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天津城西汪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后三年，戊戌变法前一年倡议废科举兴学堂的时侯，也是帝国主义加强入侵旧中国年代。

王斗瞻自己说过，他的先人是天津乡区的自耕农，虽劳苦终身，也不能过活。他的高祖母有七个寒冬没能够穿上棉衣裤，所以他从小对于农民生活的困难是非常清楚的。他的曾祖父参加过捻军，离家在外三年才回来。庚子年（1900年）他祖父在本村组织过义和团。义和团，是由山东北方发展到直隶（今河北省），先到天津城西，逐渐进入城内，在这年春季，他祖父出钱买面烙饼，熬绿豆汤。当攻打租界时，将村里的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拿出来使用，失败后，武器也丢在海河边马家口一带，还惹出不少祸端。因为攻进天津城的八国联军，有的官兵借检查义和团为名，常到汪庄诈财，老百姓难以应付，许多人家不能安生，纷纷外逃。那时因为王斗瞻正生天花，家中老人不愿舍弃他，故未逃奔他乡，照常住在家里，几乎全家因此丧了命。由于王斗瞻幼年受过洋兵们的欺凌刺激，造成他后来见到外国人总是感觉不舒服。他说这是他对帝国主义心怀仇恨的根源。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严范孙（修）先生个人出资在天津西郊大稍直口村创办了一所民立第十九小学堂。当时9岁的王斗瞻，知道了这个消息，高兴的不得了，他没有告知家里人，立即到这个小学堂报名，要求准许入学，他童年思想所以这样先进，主要因为受当时在天津兴办新学的林墨青（兆翰）先生的影响。林先生是他的表伯，他从小常随祖母入城，每来必住在西门里路北神机库胡同（今中营前街）表伯林家。

1910年（宣统二年），王斗瞻在汪庄民立第十九小学堂初等小学毕业，转年正是辛亥革命，王斗瞻来到天津城里，考入模范两等小学堂（今南开中营小学的前身）。为了便于就近上学，从此他住在表伯林墨青先生家。

王斗瞻在天津模范两等小学毕业，1915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俗称“铃铛阁中学”，即今市三中的前身）。这个中学是庚子战乱后经高彤皆（凌雯）先生等创办的，王斗瞻考入时校长是王用熊先生。当时19岁的王斗瞻，国文（语文）程度较高。他常听到有很多人对存在海河岸的各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在称呼上多把“租”字取消了，如对英租界简称“英界”，对法租界简称“法界”甚至还有人竟直呼为“某国地”，如称日租界直呼“日本地”，如此等等，相沿成风。王斗瞻对此情况深感很不安，因而他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说租界》，劝导人们不要把这个“租”字忘掉。应该知道被列强侵占的各租界，原业主还是我们中国，只能说它是“租”界，更不能说它是外国地。这篇短文在1915年投到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创办的社会教育《星期报》，在创刊号上发表出来。这是王斗瞻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早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表现。

王斗瞻23岁在官立中学毕业时，正值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热血沸腾，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挥旗呐喊。在听过李大钊先生鼓励学生的讲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说法之后，其爱国之心更为振奋。

然而王斗瞻由于家庭生计困难，仅念到中学毕业，没有升入大学深造。因为他在中学读书时，他表伯林墨青先生任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总董。他常参加有关社会教育活动，如参加演新剧《剪发不易服》、《雪娃娃》、《橄榄树》等等，所以他在1919年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当了职员，担任社会教育《星期报》和其他有关改良社会的课本编辑工作。在林墨青先生领导下，从事戏剧改良、曲艺改良、年画改良、以及参与盲生词曲传习、正俗新剧社、天足会、崇俭会、讲演传习、儿童图书馆和天津文庙与祭孔洒扫社各项活动。从20年代林墨青先生仿照济南智院筹办天津广智馆时，王斗瞻担任搜集天津工商业、手工业、农产品有关民俗文物等展品，做了大量的提倡社会教育开通民智的工作。1927年天津社教办事处结束，专办广智馆，王斗瞻继续任职。天津解放后该馆改为天津市第二博物馆。(www.xing528.com)

王斗瞻对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下过艰苦功夫。早在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严范孙先生曾约请梁启超在南大讲《历史研究法》，严先生特嘱王斗瞻去听讲。以后南大举办暑假期大学，王斗瞻也参加学习，又听过陶孟和讲《教育与社会》，胡适讲《国语文法概论》和《国语文学小史》等课，从此引起他研究文史的兴趣。

1927年严范孙看到当时学校教育，重理轻文的现象很严重，于是联络各方创办一个研究中国学术的团体崇化学会。聘请当时寓居天津的长州（苏州）章式之（钰）先生主讲，并约王斗瞻为文史研究员。严先生特嘱王斗瞻在学员中搞好师生关系，后又推荐他加入董事会。1929年严先生逝世，王斗瞻继续追随华壁臣先生维护崇化学会。后来的崇化中学和崇化会计学校，全是由崇化学会增设，这些成就与王斗瞻是分不开的。

王斗瞻研究文史所取得的成就，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写出关于天津的文史材料，曾刊登在天津《泰晤士报》。1945年抗战胜利，河山光复，王斗瞻又应天津《大公报》之约，根据乡士资料，写了些天津人物史料，其中包括严范孙、林墨青、张伯苓、刘竺笙、陶仲明、王仁安、高彤皆、王寅皆、华石斧、李琴湘、陈哲甫、王纶阁、金浚宣、徐东海、刘幼樵、华壁臣、华瑞安、陈雨人、王猩酋、石次卿、顾荩臣、张明山、孙菊仙、冯峻亭、缪润生、李叔同、林氏王周节母、邓贤节母、章式之、卢慎之等30几人。这些人物传记，都是高凌雯先生编纂《天津县新志》所未收入的，文字是笔记体，名曰《天津近贤见闻脞录》。其取材来源，或摘自所写人物的著作，或引别人所记证信，事无巨细，兼收并蓄，他所以要这样做，旨在提倡学术，鼓励士气，是珍贵的史料，这是王斗瞻晚年从事文史工作的过程和成就。

王斗瞻的一生，前一阶段从事社会教育，后一阶段从事学校教育，在这中间参与了崇化学会的讲学工作。他献身学校教育方面的经历，是从1929年开始。当时英租界天津公学成立中学，登报招聘教员，王斗瞻报名应试，被录取为国文教师。后来该校更名为耀华学校，仍继续任职达23年之久。我曾听王斗瞻说，这个学校早期的校长，先后有王紫虹、严东牧、赵君达、金邦平、陈晋卿、俞大酉、赵伯英、韩烽等人。

王斗瞻因与林墨青先生有戚谊关系，他从青少年时就接近当时所谓“士大夫”人物，即庚子以后兴教育、办实业的一些人士。特别受到严范孙先生的赏识，多方予以照顾提携。1929年严先生病故，王斗瞻恭送挽联，以示哀悼，文曰：

白杨古道，去吾舍匪遥，年年寒食有余痛；

黄石老人，谓孺子可教，叶叶遗文欲启哀。

王斗瞻一生辛勤，致力于教育工作，在提倡国学，辅佐高凌雯行生编纂《天津县新志》和自己撰写乡士资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由于他追随严范孙、华壁臣、高彤皆、王仁安、林墨青诸先生多年，他自己想把这些乡贤维护天津文庙和崇化学会等继承下来，但因时代变化，力不从心，未能达其愿望。更使他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他终生积存的许多当代名人书画、扇面、信札及其他文献资料，多被视为“四旧”，不得已而忍痛付之一炬。当时他冒着大雨，在家中院内打着雨伞，边哭边烧了不计其数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有保存价值的文物。他为此极感怵然心伤，暗自流涕，遂抱病于1967年9月5日逝于南开区鼓楼东寓所，享年七旬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