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忆旧-传播新文化的读者书店

柳　季

1947年7月，在天津文化战线上继知识书店之后，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筹办起一个进步书店——读者书店，它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传播进步书刊，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一个文化据点。读者书店的地点在南开区东门外袜子胡同49号。1947年7月6日开业，1950年5月结束。

读者书店筹备于1946年5月。地下党赵光谦当时无职业，经常到同学李秉谦家中，两人交换阅读一些进步文艺理论书籍。李因患肺病在家休学，常常感到买书读满足不了求知欲望，渴望有更多人经常交换书读。后来他受到邹韬奋办生活书店传播新文化的启发，打算约请几位同学办个书店。赵光谦对李这个想法颇感兴趣，就及时向地下党负责人居世琛、岳亭作了汇报，得到组织支持后，立即与李秉谦研究筹办书店的办法。俩人商定，分头找些比较要好的同学共同筹办。李秉谦找到了北洋大学的刘思箴、铃铛阁中学的王振纲和任希儒等同学。赵光谦找到了地下党员骆群同学。据骆群介绍，当时彼此不知对方是地下党员，只是经常联系要好同学，互相交换阅读进步书刊。赵光谦来找他，俩人都不谋而合地说到办书店之事。骆群认为，天津仅有知识书店一个点，满足不了上进青年的文化要求，再有几个就会更好一些。就这样，赵光谦、骆群、李秉谦三人见了面，共同议论办书店的事，兴致很高，从办店宗旨，到销售什么书、书的来源和经费问题等等，商谈多次，最后按邹韬奋所写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精神拟出了个章程。

骆群当即向地下党负责人娄凝先汇报了他们三人的打算。娄凝先表示大力支持，同时讲需要向“老家”（城工部）请示一下。过了一个星期，娄凝先来到骆群家，告诉骆群“老家”同意了，并嘱咐骆群说，要把书店办的灰色一些，要代售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书，还可以代卖一些文具，别光卖进步书店的书。同时可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集股集资。所以说，这个书店是地下党组织批准的，只是在经济上没有联系，但后来他们把书店的全部利润当作党股了。

经过多方奔走联系，1947年4月李秉谦找到了店址，在老城区东门外袜子胡同49号，前后两间小屋，每间不过10平米，临街一间作门市，后边一间存书、办公和住宿。骆群通过他的工作单位——敌伪产业处理局一位科长的关系，办好了营业执照。他们还书写了一个股东花名册，共联系有200多人入股，募集资金三四千元，每人提供股金五元、十元至几十元不等。资金凑齐之后，他们与上海生活书店、北京中外出版社等书店联系求援了一批新书，还从知识书店借了不少书刊，开张营业了。

书店原订在1947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正式成立，后来有人提醒，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改为7月6日。营业前，召开了第一次读者书店理事会。理事会由李秉谦、赵光谦、骆群、任希儒、刘道庄等人组成。会上决定办店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股东就是读者，读者就是股东，读者办店为读者，面向学生工人，出售进步书刊。每季度召开一次理事会，研究书店工作。大家一致推选李秉谦担任经理，赵光谦担任副经理兼管帐务。其他同仁，有的因有职业或在上学，所以都没有担任书店的实职工作。1947年9月以后，赵光谦离开书店到伪财政局工作，但仍经常参加书店工作。赵走后，徐才（原名韩文才）经北京地下党介绍，来书店工作，担任书店的副经理。1948年6月前后，徐才到究真中学教书，又有张殿有和田宝藩两位同志先后参加书店工作。

书店开业以后，书籍刊物是陆续增添的，主要销售生活书店、时代出版社、读书出版社、新知识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社的书刊。如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的一些小说、杂文、诗歌等文艺书籍和《大众哲学》、《新人生观》、《社会学大纲》、《社会发展史纲》一些理论和青年修养的书籍，翻译苏联哲学政治理论读物和文艺作品，以及《时代》、《文萃》、《群众》、《展望》、《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同时，赵光谦还将家中的一批旧书，也入在书架上。书刊陈列五花八门，以红为主，呈现出一点灰色，以麻痹敌人。

在革命高潮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里，这个进步书店一经出现立刻吸引来许多知识青年，购书读者比较踊跃，但因资金微薄，不能充分进书，影响了书店的业务开展。这时，骆群又联系了陈国桢、王更生、冯国良、高志宁等人，募集了一批股金，及时解决了书店经济困难的问题。书店的理事会又增加了王更生、冯国良二位。同时，书店通过许多支持者的辗转介绍，逐渐吸引了大批各界青年，每天从几十人，增加到二三百人。

书店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正式工作人员仅有二三人，每天以粗食冷饭聊以充饥，既没有工资，条件又简陋，但大家热情很高，以能为知识青年服务，传播新文化知识为最大愉快。他们编印图书介绍，布置新书宣传，千方百计满足读者需要，在出版发行事业上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书店发行的图书大体分三类：一类是上海比较进步书店出版的一些公开发行的进步书刊；一类是党在香港出版的一些革命书刊；再一类是解放区出版伪装的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书店后期被敌人监视，第二、三类书刊主要靠一些学校文化服务社来发行。书店根据读者需要，还及时选编和翻印了一些书籍。多是从解放区和香港来的一些书籍中，编选出的有关民主与革命、政治与生活、知识分子思想修养一类的小册子，还有京津一带进步出版团体一起编印了《方生未死之间》等几十种书籍。印这些书的有两处，一个是袜子胡同附近的一家印刷局，另一个是南市华安大街荣兴印刷局。一般每次印五百册至一千册，有的最多印了两千册。除门市销售外，大部分是销售给大、中学校的文化服务社。(www.xing528.com)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书店不仅门市部的读者显著增加，读者面也扩大了，从学生，职业青年扩大到工人、店员、郊区农民，而且还在大、中学内建立起文化服务社，代销书店的进步书刊。据李秉谦回忆，开始是南开中学学生刘廉志要求在学校设个点，代销书刊。这件事使他们深受启发，先后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中学等学校建立起文化服务社，仅四五个月时间，这几个学校就发行了将近上万册书刊，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开展。有的人通过读书，“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解决了对中国革命方向的疑问，坚定了革命信念。”

书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就开始受到敌人的监视。1947年秋天，一个自称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人，客气地找书店经理说自己喜欢读书，希望交个朋友，切磋学问。从此每隔一两天就来店一次。从他亮明身份那天起，大家就认定，这是一个来书店“钓鱼”的特务。没过多久，书店发生了第一次搜查。

1948年春天的凌晨，从书店后门闯进两个便衣特务，他们盘问了徐才之后，就到处乱翻，先看书店的帐目、单据，又到门市部翻找书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什么，就匆匆忙忙走了。事情发生后，徐才根据地下党指示转移了，临走时对李秉谦说，书店是敌人注意的地方，要严加警惕。果然不几天后，书店里又光顾了一个不速之客，30来岁，说在郊外一个农场工作，就喜欢读书，但买不起，想借书店一席之地看点书。他说起话来，天南海北，滔滔不绝，一坐半天，有时上午来了，中午离开，下午又到了。书店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把书店存放的一些色彩明显的进步书刊分散转移到几个同志家中去，告诉外地兄弟书店，今后再发新书改写大学文化服务社转递，同时增加了一些古旧书，把书店灰色起来。

1948年7、8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反攻，摧枯拉朽，蒋介石垂死挣扎，在白区实行大镇压，暑假期间，天津全市逮捕。8月20日凌晨，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等，同时受到武装搜捕。就在同一天凌晨，读者书店突然闯进一个便衣特务，惊醒了熟睡的李秉谦和张殿有。他只说执行任务，不许李、张二人乱走动。清晨又来了七八个警特。先是盘问他俩人姓名、年龄、籍贯。而后是搜查，从书架上拿出几部苏联小说，盘问不休，后来，搜查一本《苏联版画集》和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其中有几幅，是解放区作家的木刻，说这都是违禁的。李秉谦据理争辩说：“这些书都是合法出版、分开发行的。”

解放津城的炮声隆隆，书店白天只留下田宝藩一人守门，晚上关门以后，几个人商议，如何将地下党转来的宣传材料《华北人民政府告工商界书》《解放区的工商业税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布告》等等，油印分发。他们将一卷卷宣传材料，按电话簿地点，寄给各级伪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官员们，在风声鹤唳的形势下，起了警告和瓦解敌人的作用。

1949年1月15日早晨，在书店里顶班的田宝藩，被外边喧哗声音惊醒了，走出店门一看，原来天津解放了。

转天，市军管会代表来到书店与李秉谦接上了工作关系。不久原来为支持书店这个革命文化据点募集来的二三百户股东，都自动献出了全部股金。书店正式成为国营出版发行事业，明确隶属于市委宣传部，迁至东北角单街子14号。

1950年5月1日，根据市委宣传部示，读者书店与知识书店合并，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