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任贵州学政期满1898年4月回到北京,因倡设经济特科为封建顽固派所不悦,也以此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翰林院职务被免去,仅留编修虚衔。严范孙长才难展,于是便以“请假”为名回到天津。
严范孙回到天津后以其家馆为基地,推进“西学”的传播。11月,聘请年轻的退役海军士官张伯苓作家馆教师。
1900年八国联军血染天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严范孙毅然站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千方百计发展地方教育。翌年9月,他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集资假灯牌公所设两斋塾学。为了“教育救国”,1902年、190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这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同时,他又扩大原设的两斋塾学,改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津正式小学之始。1903年他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3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他还成立了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这年秋,李琴湘、陈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就是在他的举荐下,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担任学校教师。
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领导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这次去日本,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后,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孟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
严范孙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1905年2、3月间,严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民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www.xing528.com)
北洋女子师范是严范孙于1905年开始筹设的,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造就女教员。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有完全科、本科、简易科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的学生,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造就师资。年底,又选派一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
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读》、《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
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
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提倡天津的社会教育。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的图书、教具,任人观览。1907年与人合办《醒俗画报》,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同时,提倡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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