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上了大学，也如愿进了矿科。
第一年的课程有英文、数学（微积分）、物理、（定性分析）、矿物学、岩石学、测量、工程绘图等。每周有五个下午都是做实验，其中物理一个下午，化学两个下午，矿物（岩石）一个下午，绘图一下午，开始时，对物理一科觉得不能入门，但到学期终了时，感到已能应付了。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刚刚读完一学年时，学校突然将矿科停办。原因是捐款办矿科的李祖绅先生，由于他经营的煤矿不景气，本身的事业难保，因此无法对矿科资助。矿科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学校便允许我们转入到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各系。
我当初怎么会想到矿科学习呢？主要原因：矿科是一门实用科学，毕业后谋事容易；同时我认为自己天资有限，比较适宜于应用学科的学习。
现在矿科停办，如果转到其他学校再读矿科，也很困难，因为在当时，大学中开矿科的学校极少，在北方仅有一所北洋大学。我如留在南开，由于第一学年成绩优良，可以免掉学费、宿费，这在我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权衡再三，决定转入本大学物理系。
南开大学那时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中学倒有几千人，大学部的学生只有三百多一点。教授都很有名望：理科有姜立夫、钱宝琮二位，物理系有饶毓泰、陈礼二位，化学有邱宗岳、徐允钟二位，生物有应尚德老师。
我在南开四个学年，选修了下列课程（学分）：(www.xing528.com)
国文（6）、英文（6）、世界文学（6）、德文（6）、微积分（6）、高等微积分（6）、解析几何（6）、近代代数（6）、微分方程（3）、复变函数（6）、物理（10）、电磁学（3）、电磁度量（实验2）、近代物理（3）、初等力学（3）、力学（6）、光学（3）、分子运动论（6）、高等电磁学（6）、直流电机（3）、交流电机（3）、无线电（3）、定性化学分析（6）、定量化学分析（6）、物理化学（6）、气象学（3）、矿物学（4）、岩石学（4）、测量学（2）、工程绘图（2）。时隔较久，对上列所列学分数，容或有错误。
这些课程，除了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科学技术进步而有所差别以外，与目前的并无大的不同之处，仅仅在训练上有些区别。那时，所有的数学课程每课都有习题。每星期一、三、五留下的，必须隔一天，即三、五、一交出，教授又隔一天，即五、一、三阅改后发还，师生都绝无拖延情形。物理课程的初等力学、力学，做习题同数字一样。此外如高等电磁学，由个人自行作《J·H·Jeans》一书中的习题。其他如电磁变量，直、交流电，无线电等实验，都要写出详尽的实验报告，就像书中的一章。这些训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清楚的感性了解，得以作出有条理的叙述。
在大学二、三年级时，我开始用功，涉猎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最先是在一个暑假里，将《Oliver Lodge》这本讲原子的通俗书译成中文，然后又将Planck的《热幅射论》由德文译成英文。目的，一半是学习它的内容；一半是练习德文的阅读和写作。以后又将Sommerfeld的名著《原子结构及其光谱线》的德文本与英译本对照起来阅读。并和杨景才、龚祖瑛、沈士骏等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分别研读，轮流报告，我读的是相对论。在四年级时（1928——1929），自行摸索着阅读期刊中介绍“量子力学”（矩阵力学）的文章。刚好，在近代代数课程中学过矩阵代数。姜立夫先生的近代代数课只有五个学生，陈省身是其中之一。因为人少，所以每人作一篇报告论文就代替期中考试了。我作的一篇是关于微分几何的，因为它与相对论有关。
在大学的几年中，不仅真的明白了求知的意义，也提高了求知的兴趣。那时，我的希望是将来能从事研究，得列著作之林，这多少有些“功名”思念掺杂在内。那一段时间我从未经过真正的考验，不知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以为前途像地毯一样，一推就会自动展开。一个人最快乐的心情，乃是对前途的企望。
1929年我大学毕业时，饶毓泰老师获中基会研究奖助金去德国研究“碱金属原子之Stark效应。”另一位陈礼老师也辞职去从事工业方面的工作。校方乃聘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习电机工程的卢先生教授普通物理课程。我亦借此机会学习古典力学（A·G·Webster的书）、热力学（Planck的书）、量子论（Max Born Sommerfeld的书）等、当时虽然没有人可以请教，却发现了教人亦是自己进修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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