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广智馆：历史文化遗迹，颜真卿体字牌令人留念

顾名思义即广开民智，启迪认识之处所，系教育家严范孙提倡，林墨青主办的社会教育场所，设在西北角小石道东头，文昌宫小学的左邻，至美斋糕点店之旁，（现已拆除部分，只剩边楼）。坐北大门，有扇宽阔的木板门，上悬白地黑字的楷字“天津广智馆”匾额，左右各为一面高大砖墙，墙上钉有一米见方的白字黑底牌四块，左右各两块，每块书写一个颜真卿体的大字，分别是“礼、义、廉、耻”。据说系天津市书法家华世奎所写。

天津广智馆

进馆左侧小窗，出售参观门票，每人铜元四枚。馆内庭院宽阔，中有花坛。西边、北面各有一排二层楼房。展室在西边楼内。上下各为一连五间长的通室。

楼下展品，主要有当时新兴的电报通讯、纺织作业的生产流程。电报从拟稿开始，陆续译码，拍发，到电波振荡，收报接码，翻译等操作过程，有文字说明详为介绍。其中有一段史实值得追记，以飨读者：

同治三年（1864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重用道员盛宣怀开办电报，原来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电报，直达北京，遭到清廷之拒绝。俄国遂改变计划，采取迂回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到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九年（1869年）完工，大戢山岛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清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理。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入，直达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设局营业。这样，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以至传到圣彼得堡，再到欧洲各国，谓之“北线”。另一条“南线”，系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达950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开始只用洋文，后发明用四个阿拉伯数字编组的中文字码，共7000字，印刷成书，普遍应用。

光绪五年（1879年）中俄关系紧张，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鉴于运用电报掌握军情，可占有先利之妙，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所设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署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进而创设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李鸿章奏请办电报，举例说驻英使节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从俄国拍来电报到上海，只用一天时间。而由轮船传递要6～7天，如海运不通，由陆路驿递，就是“加紧飞骑”也要10天，虽上海距北京仅2000多里，而比起俄国至上海的数万里反迟10倍。清朝廷同意开办电报后，盛宣怀便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开办电报学堂。他向清朝廷的亲贵王公大臣介绍，电报本身并无了不起，全在于应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引用岳武穆之语向醇亲王奕环（光绪帝之生父）说，有了电报就可敌暗我明，处于主动地位。兵贵神速，可以事先备战，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举，秘密部署，潜藏战机，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而引起醇亲王之兴趣，要亲自观看并试用电报。遂在醇王府的“风月双清楼”写下一则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在醇王府“抚松草堂”处亲自照料，收到拍来电码后，命两名电报学生翻译，只见电文是：

“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疑。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朵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竞日夕，暂欲忘簪裙。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经译出后，醇亲王认真阅读，告之“少荃”即李鸿章之字。“九思堂主人”系个人书斋之称谓。然而译文中之“女足女足”四个字不通，实系“娖娖”二字之误也。盛宣怀见之乃骇，经查数字号码，竟无“娖”（chuo音辍）字，故译为女足，遂告醇王。王笑谓此为僻字，难怪译不出也，遂兴奋之极，赞誉电报之“准、简、速”，因而倡导各地兴办之。(www.xing528.com)

这一史实极为生动，使观众对电报之科学顿开茅塞，有明确认识，善于运用。

楼上之展室，多系工艺品及历史文物。室中正中置放十多张八仙桌并列，放有李鸿章死后的杏黄色木刻讣闻（俗称报丧帖）。其中历数罗列李鸿章一生所受封的官爵，如一等肃毅伯，北洋钦差大臣，各国事务总理大臣，赴外国的特派大使，钦赐黄马褂，赏戴翎眼花翎，以及直隶、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等，足有七八十行。据说这是李鸿章在光绪末年死后，其家人向严修报送的一份，竟成为向观众炫耀显赫之物。

展室四周贴墙处，架有几凳，陈列“泥人张”之作品，主要有天津市大户人家奢办红白事的全套仪仗执事。这些工艺品，极其精巧，虽属泥塑，却维妙维肖，神情逼真。

红事中“娶媳妇”的仪仗，前有领马高照，旗锣伞扇，金瓜钺斧朝天镫，华盖云觞八宝銮驾，童子串灯，谱子鹤龄，吹手样鼓，彩色花轿，子孙长明灯，等等数十人。红色鲜艳，富贵吉祥。

白事最为热闹的是“大出殡”的全堂泥塑，浩浩荡荡，蜿蜒陈设，长达数米。什么“开路鬼”、秦琼、敬德之“大门神”、“铭旌”、“神轿”、“诰封亭”、“匾亭”、“炉亭”、“影亭”、“香亭”、“花亭”、“海屋添筹”、“宗祠家庙”、吹鼓手大乐，和尚、老道、尼姑、喇嘛唪经、军乐队、“谱子”、“香伞”、“松伞”、“雪柳”、挽联、“棺罩”等等八抬大座，全副执事，素车白马，一应俱有，以及披麻重孝的儿孙，白袍青褂的女婿皆栩栩如生。特别醒目的是执绋送殡的人群，本应是伤心吊祭的悲哀相，而实际上却是互相交谈、谐趣风生，毫不关切的喜笑相，讽刺地刻画了送殡人漠不相关的世俗民情。

此外，还有剪纸，及该馆编印的《广智丛刊》，为四开版，报纸发黄，印刷粗糙，内容介绍陈列的说明，以及社会见闻之动态，仿照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故宫画刊》，但纸质不是铜板纸，且无铜锌版图，枯燥乏味。天津沦陷后既无新展品补充，又因观者稀少，门票收入不抵支出，延缓到40年代初期，遂停闭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