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师贤 武 慈 张根宝
天津市早年没有菜市，人们吃菜的来源是菜农把自己生产的蔬菜车推、肩挑运来卖给菜店和住户。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城市扩大、人口增加和工商户增多，到了清光绪年间，最早有西郊翟姓农民等二人，约集本村的一些菜农，夜间打着灯笼在东浮桥“北司衙门”（原天津海关道，今金汤桥以西沿河马路）以南宽敞地方进行蔬菜交易，天明后，如有剩菜，就自行四处分散零售。日久天长，天津近郊的吴家嘴、贾沽道、张大庄子、冯口、崔家码头、杨柳青、马庄、大小稍直口、大小蒋庄和大小梁庄子一带菜农也都在此销售蔬菜，渐渐形成蔬菜夜市。市内各菜店、杂货铺和小贩，也纷纷到这里来趸购，当时人们称为“北司衙门”菜市。因附近有一座用木船和木板搭成的浮桥，称东浮桥，所以菜市也叫做“东浮桥菜市”。由于这里临近旧城，水陆交通畅通，逐渐发展成为天津市颇具规模的蔬菜批发市场。
北洋军阀时期，东浮桥菜市开始有了坐商，有些商人在沿河盖了小房，开设了经营蔬菜的店铺，最早的有双春和、魁发顺、玉发号、万和成、荣发顺、长荣等菜店。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里坐商已发展到近百户，他们先后盖起了形形色色的草房、土坯房、木板房、篱笆房、苇席窝铺等，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张自忠路、荣吉街口（今天津市长途电信局电报电话营业处以南的地方）。至抗战胜利后，这里仍是全市最大的菜市场。
东浮桥菜市新开业的蔬菜坐商和摊贩屡屡增加，这条街上原来经营其他行业的商户有的将店铺租兑给菜行，有的干脆转业经营蔬菜，如盛记池澡塘，泰昌兴、元泰公记土产杂货店，鸿记烟行，金立园、卿祥和饭馆，以及一些米面店、凭货铺、黑银号等相继转业，改行从事蔬菜经营。这条街上的同义客栈也把楼下的房屋改辟为门脸房，供辅记、元利等四五个菜庄使用。到天津解放前夕，东浮桥菜市除剩下几家饭馆、水铺和一家名为商号实为恶霸头子翟春和脚行下处的“裕祥烟行”外，其余铺面均从事蔬菜生意，共有坐商208户，摊贩120户。
对于东浮桥菜市的管理，早年菜商在东浮桥西河沿一带设摊无人干涉，到1916年天津地方政府看到这一带划地经商的日增，就派人到东浮桥菜市，实行“地段收租办法”，先后两次建段，共划分188段，伸展到闸口街口，有的一户占一段，有的二三户占一段，每户每月缴段租1.6元到2.6元。由于菜市场不断扩展，菜商增多，到1927年天津瓜菜行业同业公会成立，同业公会就设在东浮桥菜市万合成菜庄的楼上，后来迁到同义栈内。(www.xing528.com)
抗日胜利后，天津市社会局派两个人驻东浮桥菜市设立菜市事务所，办理菜商开业、歇业登记。1947年，菜市场划归公用局管理，公用局设立五个菜市事务所，分别管理批发菜市场和四个大零售菜市，主要是维护秩序，防止私搭乱盖。当时一区、二区、五区和八区菜市事务所分别设在四个大零售菜市场内（即今长春道天津副食中心、光复道副食商场、大沽路副食商场和官银号副食商场），七区菜市事务所设在东浮桥菜市内，管理蔬菜批发。在规模较小的小西关、东楼、旱桥和凤林村菜市场，未设事务所。
旧日的蔬菜市场杂乱无章，破烂不堪，肮脏龌龊。这个全市最大的东浮桥菜市场，几百户店铺和摊点挤在沿河狭窄的街道两旁，总长不过200米。菜商搭盖的简棚陋房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菜筐菜篓堆积在各自门前，卖不出的叶菜瓜果，就地腐烂变质，散发出的臭气，令人作呕。每逢下雨天气，道路泥泞，寸步难行，每届汛期到来，在街中央加筑堤埝，更造成通行的不便。
旧日菜市场菜行的生涯也是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有些菜商将受到的经济损失转嫁给菜农，也有些菜商为了赚大钱发财致富，不惜施展种种手段欺农民、蒙买主，使用空心秤、大秤小砣、踩筐绳、弓腿等伎俩，在分量上捣鬼。再有则是乘当时伪币贬值之机，拖欠货款吃息钱，以及大价卖、小价付等等手法，骗取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
天津解放后，全市的蔬菜批发集散地仍以东浮桥菜市为中心。党和政府对蔬菜这一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十分重视，对蔬菜业的大业主同样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同时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首先是镇压了骑在菜商、菜农头上的东浮桥脚行头子翟春和及其爪牙一伙。菜商、菜农对此无不称快。东浮桥菜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后来随着天津城市建设的发展需求，东浮桥菜市迁到了河北金钟路便改称金钟路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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