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明斋：天津老城旧眼镜店

李儒铨

天津宝明斋是北京宝明斋眼镜总店的一个分店（青岛也有分店），开业于1938年，而北京宝明斋则创办于民国初年。东家是张福棣，他在北京经营眼镜，特别是各种名贵茶镜，有多年历史，实为眼镜专家。他看到天津是华北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城市，认定将来必有发展前途，于是让友人刘星阁筹建了宝明斋天津分店。店址在估衣街107号，当时只有一楼作为店堂，总面积为110多平方米。

说起来刘星阁在津门眼镜行业中，早已久负盛名，经营晶石眼镜更有丰富经验。但开店选择时机不好（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沦陷后的天津工商业出现萧条局面），开业之初经营就不太景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许多工商业户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宝明斋自不例外。当时天津眼镜行业大店不少，为了招揽生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刘星阁为扩大本店经营，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收揽各家小眼镜店的半成品和成品代为销售，如当时侯家后的聚宝山眼镜店就经常送去镜架让宝明斋代销，虽得利不多，总是一项收入。二是增加新式设备，从1943年始设立验光室，以科技手段为顾客验目配光。当时服务对象主要是文教界和一些上层人士。

就在该店勉强维持之际，仍常有节外生枝之事。如1944年在日伪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伪市府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宝明斋的大铁门被迫拆除献出，使勉强维持局面的宝明斋出现窘态。与此同时一些地痞流氓、日伪军警也时常进店敲诈勒索，稍不如意，就借题发挥，使商店蒙受损失。为了维持经营，店主们不得不笑脸相迎，吃够了苦头。

现为宝明斋顾问的李逊鹏，从15岁进入聚宝山眼镜店（店址在今红桥区侯家后）当学徒，为了学会技术，他暗中“偷艺”。一次老掌柜正在磨镜片，他在身后暗地观察，被老掌柜发觉，假装一甩胳臂肘，实际捣他快走开。他忍痛躲开后，才知学艺那么难。李逊鹏有志气，下苦功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不仅掌握了磨镜片等技术，还学会了鉴别茶镜质量的技艺。据他说，茶镜质量的好与坏，关键在于色泽是否均匀，镜面干净，毫无杂质，这就是上等货色；镜面略有小花，稍微带点儿杂质是为中等；若出现大花大棉（指镜面出现棉花状的花纹），就是次品。

解放后，宝明斋销售日增，营业逐渐好转，由楼下店堂扩充到二楼（原为经营棉布业的批发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前面提到的聚宝山与其他五家一起并入宝明斋眼镜店。这五家眼镜店都在估衣街西头，即玉山斋、玉宝斋、玉明斋、玉文斋、玉丰斋。1958年，宝明斋第一批被批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www.xing528.com)

合营后公方代表是韩国兴，私方代理人是韩如恒，李逊鹏专门负责茶晶、水晶的进销鉴定和业务经营，这是宝明斋最重要的营业项目。

宝明斋当年服务的主要项目有磨、粘、焊、修、定五项。磨指调整镜片度数的磨片；粘是粘合镜片和镜架托等；焊指焊接镜架、镜腿；修是修配零件如小螺丝等；定则专指定做眼镜。这些项目说着好说，干起来并不好干。如焊镜架这可和焊一般铁活不同，一个眼镜架的合叶能有多大，要在合叶上再做焊活，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宝明斋的师傅们既管供货也管维修，认真对待每件细活。

靠着这种周到细致的服务，即使在“文革”期间有的单位营业下降，而宝明斋依然正常，这和大家热爱企业十分有关。该店大匾为书法家杜宝祯所书。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四旧”，造反派准备砸掉。殷秀华、李逊鹏、何玉宽、廖德信等老职工冒着风险，把它藏在仓库的躺柜后面，又用货架加以“伪装”，才得以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蒙尘大匾又高悬，珍藏了25个春秋的独板金匾在1991年重新挂于店堂正中。

1991年由傅秀英接任经理，她依靠全体职工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一是开展以质量信得过和物价计量信得过的“双信”活动，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二是建立三级检验制，严把质量关。三是面向广大工薪群众，长期坚持优质服务，对出售商品全部实行免费终身服务。由于实行了这些新措施，赢得了众多顾客信赖，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从1993年起，连续三年荣获天津市“双信”单位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