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正阳金店：创办至解放，创始资金仅7500元

程海鸥

在天津的金银首饰业中，分为天津帮和宁波帮两大体系。在天津帮中资格较老、牌子较硬的要数天兴德、三义和义涌三家金店了。但是在1927年天津北门里新开设了一家金店，名正阳金店，股东为冯国仁（博卿）和张竹溪二人。冯博卿14岁时即在义涌金店学徒，很快就熟悉了金店经营业务，并对金房、炉房的熔炼等技术有所钻研。于是当他离开义涌金店开设正阳金店后，由于经营得法，不久便超过天兴德等数家老字号，使正阳金店跃居本帮之首。

正阳金店成立初期，资金仅有7500块银元，系冯、张二人合资。张竹溪为汉沽盐滩大灶户，开业后又将资本增加为40000元。由于经营有方，开业不几月，店中所收存款竟达125万元以上。于是冯、张二人以少数资金为周转金，大量购入首饰原料。开业初期，冯博卿深知自己资本比各家少，成立年限比各家晚，因此在同业竟争中，非有一套创牌子方法不可。他鉴于新疆、陕、甘、晋、热、察、绥及东北各省矿工多年来习惯把劳动换来的工资——荒金（即金沙）、潮银在经过天津时直接售给金店交金店加工提炼成为金料（条子、锭子），以便回家使用，冯在义涌多年对历年来津矿工颇多熟识，因此他首先设立金房炉房，为矿工及外省客帮加工提炼金料，只收加工费，同时把收购荒金、潮银炼成金料后转售同业。金房操作过程是按金沙的质量、重量，掺入一定成分的药水入炉熔化，经过一夜即变成纯金金末。此项半成品纯金金末再交炉房溶化提炼，制成金料（条锭、叶子等）成品。冯为创牌子，对提炼质量求精纯，因此不数月间天津大小同业都乐于购卖该金料改制的首饰。接着，他又派人分赴西北、东北等省与各同业联系，使各省同业对正阳条子质量精纯有进一步的评价，因而取得了内行人信用。但上海各金银楼认为正阳较上海杨庆和、裘天宝提炼的加赤成色尚逊一筹。冯为打开上海销路，乃赴沪请教杨庆和老掌柜，经他指点所谓“加赤”者是炉房炼成条子后还要再加一道工，再用一定成分的盐水入炉重炼一次，使金色更加鲜明光彩。冯乃电津柜如法试验，并将样品送沪与杨庆和比较，经裘天宝、杨庆和两家鉴定，提炼成色合乎加赤规格，与他们所提炼的并无差别，从此打开了上海浙帮销路，该店每日运沪350两售与各店。同时冯在津通知各同业，如果拿正阳条子换10个锭子，或以10个锭子换条子，只按牌价核算不取手续费，于是该店更取得同业和顾客的欢迎。该店在开业后的第5年，添设了镶嵌首饰业务，这是它经营的第二个阶段。当时天津浙帮各金店见正阳增设首饰部分，引起同业嫉妒，凡市民持正阳金饰往浙帮各店兑换，便按九八给价。例如一两重金镯按牌价为100元，实给98元，这使顾客对正阳首饰成色有所怀疑。冯博卿为抵制，乃邀集本帮同业，说明凡代为兑换正阳首饰或顾主直接来正阳兑现，一律按牌价每两多给一元，使顾客对正阳成色增加信心。不数月正阳由每日售货10余两增至50余两。

正阳金店对金房炉房及制造三部分工人的工资待遇采用按件计算工资办法。该店工人平均每月可得八九十元或六七十元不等。冬天夜作则另有加班费亦按件计算。(www.xing528.com)

1935年国民党政府鉴于进口货物俱按银两结算颇多不便，主张废两改元。于是各省金店银楼行业引起极大恐慌，乃由上海浙帮裘天宝、杨庆和等金店联合各省同业赴南京请愿。当时正阳金店冯博卿代表天津金业前往参加开会，结果国民政府对金店银楼准予照旧经营。同年7月间，正阳运沪黄金350两，所带执照在南京被宪兵司令部扣留，冯博卿乃往南京寻找门路，托张之江代为设法疏通。宪兵司令部将原货移送财政部泉币司核办，冯又往见泉币司长陈述情形。司长认为原货可以发还，但借口被扣原因系填发执照手续不甚完善，应由该店认罚3000元送交宪兵司令部。冯当即认缴罚金领回原货结案。事后冯赴沪，始悉此次事故系上海青帮勾结宪兵企图勒索巨款。冯恐以后再生波折，乃决定停止运货赴沪以息纠纷。

1943年天津伪警察局特高科科长王德春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对工商业户敲诈勒索摧残尤甚，往往捏造事实借口逮捕商店经理同人。正阳总店在北门里，有一次特高科派人将冯博卿及该店重要职员押解警察局拘留一天，结果认缴罚金六千元并具殷实铺保两家，始获释放。在沦陷时期，特高科逮捕了很多扒手小偷，常常授意某一小偷由警察押至正阳金店，硬说某日将所窃脏物戒指一只售与该店。店伙当然否认，而小偷随意乱指一同事，一口咬定是由他手里兑的钱。倘店伙不认倒霉，则伪警大肆咆哮要将店伙带走，加以隐脏不报的罪名。该店只得认晦气，另取一枚新戒指交与警察，谓之“描脏”。此种勒索事件是家常便饭，三五天就有一次。

1948年国民政府施行金圆券政策，限期金店将所存黄金缴出，正阳损失严重。1949年天津解放后，正阳金店始宣告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