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澍伟
提起天津老城，久居天津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老城范围，一般是指今天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之内，即老城里，也就是天津旧城。其实老城至少还应该包括东门外和北门外沿河环城的街衢闹市，因为没有这块地方，也不会有天津老城。
关于天津老城的兴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聚落兴起，建卫筑城，设府置县，被迫开埠和屈辱拆垣五个时期。
先说聚落兴起时期。天津的城市聚落，最初并非兴起于老三岔河口西南的卫城。早在13世纪初的金代，这一带便有直沽寨的出现。直沽寨在什么地方？至今无人能够确指。过去大都认为就在昔日的老三岔河口附近，由于这里是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是舟车的必经的水旱码头，自然容易兴盛繁荣。粗想起来，大致不差，细一琢磨，又有可推敲的地方，因为明代以前，南漕北运不经南运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御河，而是由江苏刘家港走海道，经渤海湾入海河；再到老三岔河口换装平底小船，经北运河运往今天的北京。海河东岸的大直沽地势高昂，是漕船上行的必经之地，这里从无水患之虑，却有居高临下之势，元朝把漕运管理机构和保卫机构都设在大直沽，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又在直沽设海津镇，很可能也在大直沽。当时建有两座天妃庙，以建在大直沽的东庙规模最大；最早的西庙据说也并非今日天后宫，而是河北的娘娘庙。老三岔河口附近因有连樯万艘的漕船聚集，大批的吴罂越布岸边交易，自有一番热闹景象。此地很可能是历史上的小直沽。大、小直沾合起来泛称直沽。说直沽是形成天津老城的早期聚落，似乎更全面，更准确一点。
天津旧城图
到了明朝初年，都城改设南京，但北边因有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骚扰，北京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朝的国祚能不能绵长，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北疆的安全与否，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之变”就是明证。所以燕王朱棣在夺得皇位之后，以直沽为海河往来之计，决定在这里设卫。又因为这里是他昔日率兵南下渡河的地方，遂赐名“天津”，意即天子车驾所渡。这就是天津卫的由来。当年北门外河沿建有“龙飞渡跸”牌坊，相传这即朱棣率兵渡河之处。从此天津进入了设卫筑城时期。
天津卫设于永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半个多月后，也就是十二月九日（1405年1月9日）又添设天津左卫。同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网筑城浚池，城址基本上就是日后的天津老城。筑城之时，三岔河口以下的海河西岸因系商贩往来之冲，已得到繁荣发展。但卫城主要是个军事城堡，在规划设计时，自然不会把当地的经济活动区包罗进去，因而采取了“局部封闭，总体敞开”的原则，以致造成天津的经济中心一直是城垣之外，这是历史上天津城市独具特色的地方。
天津卫城垣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始建的城垣虽为土筑，因修建得十分壮观整齐，以致博得“赛淮安”的美称。
到了弘治初年，土筑的卫城历经80余年的风风雨雨，已颓圯不堪，兵士往来越堞，如履平地。于是天津按察副使刘福积累帑项，委派都指挥陈逵将城增高培厚，用砖包砌。由于精工细作，竣工后隅方准平，四门上重建的城楼，形制亦较前加大，“俯瞰迥出尘垢”，并分别题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寓意中很有雄壮威武的气概。城楼之中，又以北门楼最为壮观，“登眺之际，神竦心畅”。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之谜，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天津设卫之始，卫址似乎选在后建的卫城之北。《明史·地理志》说，静海“北有小直沽，卫河自西来，与白河合，人于海。又有丁字沽、咸水沽。又北有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一月置”。清乾隆时所修《天津县志》好像察觉到了这一点，特地指出：“今之天津，且非复置卫之天津”。这部书还引明朝的《一统志》说，天津三卫“俱在静海县小直沽。永乐二年筑城，三年调天津卫并天津左卫，四年调天津右卫以守备”。可见筑城前所设之天津卫及左卫是在卫城修好后自置卫之处调来。那么最早的卫址又选在什么地方呢？至今无人知晓。
天津卫城因筑于卫河南岸，因此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卫阳。这个名字虽然更能体现城的地理位置特点，但因“天津”二字系皇帝钦赐，卫的名字也只好被冷落在一边。
天津卫城的平面是东西宽，南北窄，呈矩形。因状如算盘，所以也叫算盘城。城里的规划格局，一如中国传统的县城，如城内干道为沟通东西和南北四门的十字街，沿十字街向外延伸可通四乡大道。十字街的交叉处建有钟鼓楼，以司晨昏；为了不影响交通，钟鼓楼的基座为十字穿心。城内用地被十字街切分为均等的四个地块，每个地块里的胡同坊巷多为南北走向，大概是后来因建筑物和民居的日益增多而自然形成的。
卫城建立之初，城里主要是三卫衙门及附属机构、庙宇等等。后来，由于明王朝迁都北京，以及漕运和地方民、刑事件的增加，又增设了管理漕粮和民、刑事务的机构。
三卫指挥使衙门。天津卫在南门里西，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使倪兴修建，成化二十年（1484年）重修。左卫在东门里门房后，永乐年间指挥使袁得修建。右卫在西门西三皇庙前，永乐四年（1406年）指挥杨运修建，成化二十年（1484年）重修。
仓廒。储备三卫用粮，有天津卫大运仓6廒30间，左卫大盈仓9廒45间，右卫广备仓7廒35间，同时建有镇仓关帝庙。
户部管仓分司衙门。宣德十年（1435年）建，在三仓后，正德年间户部郎中汪必东在衙中建浣俗亭，方亭曲槛，十亩清池，为公余休憩纳客之所，也是当时卫城内唯一的花园。
天津兵备道衙门。在卫城内西北角，兵备道施槃修建。
文庙与卫学。正统元年（1436年）建。
武庙。初设于卫城西南角楼，万历四十年（1612年）移建于城内西北角。
都察院衙门。万历十八年（1590年）天津巡抚汪应蛟修建。
集市。城内设有五处，宝泉集在鼓楼，逢五开集；仁厚集在东门里，逢三开集；货泉集在南门里，逢六开集；富有集在西门里，逢九开集；大道集在北门里，逢八开集；弘治六年（1493年）又在城外添设五集一市，然而城内五集不见发达，而设在城外沿河地区的五集却日益兴旺。
由此可见，明代天津卫城主要还是一个军事控制中心，直到明末天启年间毕自严任天津巡抚的时候，城内仍是“屋瓦萧条，半为蒿莱”，城内四隅都是水坑。而城外却是“商贾辐辏，骑填偶侧”，“素封巨室，率萃河干”。听老辈人讲，在清末民初，城里四角还是水坑，老城的历史在这里显得多么凝重。
明朝末年，天津卫城还经历了一次三卫军士举行起义的洗礼。就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1644年4月26日），三卫士兵全体倒戈，在城上竖起了“天祐民顺”的大旗，城里居民也都在自家门口贴上了写有“民顺”两个字的斗方。一个多月后，李自成部下李岩率大军来到天津南郊，但因被迫起义的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等人发生动摇，李岩没有率兵进城就返回北京了。不久，天津即被清军攻破。
清代是天津老城比较辉煌的一个时期，可是到了清末又使老城经历了最屈辱的遭遇，这就是老城的城墙在八国联军占领期间，被帝国主义强行拆除了。
清代在军事建置上不再实行卫所制，顺治九年（1652年）先将天津三卫合并为一卫，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裁户部分司。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不久再升为直隶州，卫城也因此成为了州城。雍正九年（1731年）设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这时的天津城既是府城，又是县城，也就是府县同城。从此老城进入了设府置县时期。此后虽然没有天津卫了，但卫城对天津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很多具有天津特色的东西始终与“卫”相连。比如，形容天津地理特点，常说“九河下梢天津卫”；在天津形成的河北梆子派别，称“卫派梆子”；能说会道但又令人厌恶者，叫“卫嘴子”；周围乡镇的老年人至今管进天津叫“上卫里”或“下卫了”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天津城有了一个比明代要好的机遇。明代在天津城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仅重修过两次。清代就不同了，自顺治到嘉庆不足150年，天津城就重修过12次，平均每隔十几年就要修一次。
顺治十年（1653年）大水淹塌了两面城墙，由天津镇总兵甘应祥、副使梁应元重修。
康熙十三年（1674年）总兵赵良栋又将天津城重修一次，还疏浚了城濠。主要工程包括：
拆除城里依城而建的民居。重建时一律离城三丈，理由是城楼内贮有火药。
重建城楼，四隅新建角楼。东南角楼为魁兴楼，并重题四门匾额：东门为东运沧海，南门为南达江淮，西门为西引太行，北门为北拱神京。新题四额虽有粉饰太平之意，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比较稳定，以及天津城市地位的变化，即由一个军事城堡转变为舟车必经的水陆交通枢纽。
设石闸，辟水门。于城东南之濠筑石闸一座，引海河潮水入城濠，并于南城墙辟水门，引水入城，至今南马路东南侧尚留有闸口街之名。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城、濠皆坏，落籍奉天的朝鲜族大盐商安尚义、安歧父子捐钜款重修全城，奉旨俞允，并令同城官吏实力相助。名为重修，实际上是就旧基筑城浚濠，也就是落地重建。
重修后的天津，垣高1丈9尺8寸，垛高4尺2寸，合计2丈4尺，较前矮一尺，共有城垛1454个。城基3丈2尺，上宽1丈9尺，城东西宽504丈，合二里八分；南北长324丈，合1里8分5厘。城周长1626丈6尺，合9里2分。东去海河220步，北抵卫河300步。如果志书记载无误，那么这次重修时将原来的天津城南移了100步。
新题的四门匾额，东为镇海，南为归极，北为带河，西门奉旨赐名卫安。北门楼称真武阁。听老辈人讲，这次四门改名，竟成了日后天津城注定要消失的谶语，因为门额中含“带卫归海”四个字，预示着天津城有朝一日将被带归大海，凌波远逝。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与环境也相应得到了改善。明代天津卫城内外均为土路，清代开始在繁华的东门和北门内外铺设了石板路，以便行人和车马往来。为加强天津城的对外联系，清代还修筑了宽敞的通往京师的北门外叠道，和东门外至大沽口的海河叠道。
天津城地处九河尾闾，水网纵横，为方便车马行旅，自康熙时起先后在西沽、北门外钞关和东门外盐关配置了三座规模巨大的浮桥，这就是有名的“三道浮桥两道关”。清代天津由于城市建设的日趋完善，还出现了“八景”，“浮梁驰渡”为其中之一。
天津城的环境状况在清代也有所改善。当时城里虽与明代一样五坑并存，但开始得到治理，五坑中以东北洼最深，明代有闸通卫河，后淤塞，当地人称下有泉眼，因坑旁有黄姓住，又称黄家潭。县衙东一坑俗名红坑，光绪初年填平，东南洼稍浅，因有长堤、小桥连水月庵，也叫水月池。康熙时修水关通城濠及月池，并建闸通海河，这样既可利用潮汐涤荡污水，又可为附近居民送去清流，由于“清泉日注，饔飧是资”，遂使这里“土风清美，坐使形胜日尊，都邑日胜”。又，水月庵于同光年间为淮军军械局占用。
清代天津城里的官署，由于管理体制的变更和城市地位的重要（天津府在清代为冲、繁、疲、难四字“请旨缺”即知府的任用要由军机处提供名单，皇帝钦定；天津县为四字最要缺）比明代增加很多。(www.xing528.com)
总督河道都察院衙门，在东门里，原为天津道衙门，乾隆二年（1737年）改建。后来又改为天津河间兵备道衙门。
天津县阁（在东门内仓门口）
天津钞关衙门，在户部街。
分巡天津道衙门，在西门里原天津同知衙门。
长芦盐运使司衙门，也叫盐道衙门，原设沧州，康熙十二年（1673年）移天津，在钟鼓楼东大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购民房改建。
天津府衙门，在北门内大仪门西大街原天津卫衙门，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
海防清军同知衙门，在大仪门西。
天津县衙门，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于旧仓廒基址。
天津府经历司衙门，在天津府衙门东。
天津典史衙门，在天津县衙门西。
天津镇总兵官衙门，也叫镇台衙门，在钟鼓楼西大街原天津右卫衙门。
左、右营游击衙门，均在神机库汛地后；城守营都司衙门，在武庙东；河营守备衙门，在东门里南季家大院。其他如城守营千总，左、右所千总，天津北码头把总，左营存津把总等衙门均系租赁民房办公。
天津府学，在天津府衙门东北旧卫学。
天津县学，在府学西，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与府学合称文学。
校士馆，亦称贡院，在城内东南。
问津书院，在鼓楼南大街，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盐商捐地基创办。
文庙，规模较明代扩大，而且更正规，内设会文书院，专课全县孝廉，并给以津贴，后该书院迁至义仓前新址。
有些衙门虽然没有建在城里，但和天津城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
巡按长芦盐课察院衙门，俗称巡盐御史衙门，原在北京宣武门外，康熙七年（1668年）移驻天津，署址在河北旧饷道衙门，这里也叫院门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裁撤巡盐御史一职，此处遂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同治九年（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又裁，这里复改为直隶总督行辕。
青州分司衙门，在东门外。同治九年（1870年）增设津海关道，此处改为津海关道衙门，负责盐务的批验所、盐关厅，税课司等也都设在东门外，因这里是盐坨所在地。
演武场，原在东门外，康熙十三年（1674年）移于西门外西北，今尚有教场之名。
城内外还有一些公共建筑也很有名，如：
钟鼓楼，俗称鼓楼，实际上有钟无鼓。有人以为应系古楼之谐音。清代时有重檐三层，原顶歇山，楼上抱柱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情真意切，久为人所传诵。关于钟鼓楼的作用及兴废，高凌雯先生在他的《志余随笔》中有生动的记载：“鼓楼钟声，余尝状之曰‘舂容’、曰‘轮囷’，自谓得其仿佛。每晨光熹微，钟鸣五十四杵。响将终，总兵署鸣炮应之，城门遂开。及夜分入亥，钟鸣炮应如之，城闭而杵声起矣。庚子敌兵据城，以其地为了望之所。收还以后，因西国无以钟司晨昏之制，遂废而不用。”清末，楼上供有大仙像，谓可保护全城，因而香火甚盛。
万寿亭，在北门内只家胡同以东，雍正八年（1730年）建，因亭内供有“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牌位，俗称龙亭圣庙，各级官吏除每年在此行岁时朝贺之礼及为皇帝祝寿外，还不时在这里宣读“圣谕广训”。
馆驿楼，在北门外，上有“津门重镇”和“畿辅要津”匾额。
皇华亭，在北码头，又称邮亭，为驿递至津的标志。
浙江乡祠，在户部街北，镇仓关帝庙旧址。康熙七年（1668年）绍兴人高启泰联合寄居天津的浙江同乡捐资兴建，作为乡人聚会之地，有同乡会及会馆之意。
保赤牛痘公局，在鼓楼南，邑绅创办，盐商资助，每年春夏间为全县幼童免费接种。
庙宇，较明代更多。清初荷兰使节路过天津时见到这里“到处被庙宇所点缀”。
住宅，清代由于天津城里不断发展，住宅尤其是豪富之家的大宅明显增多，著名的有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鼓楼东姚家、北门东海张五家、东门里权家、只家胡同童家、二道街李善人家等等。
胡同，天津城里除了衙署、公共建筑、庙宇、住宅之外，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胡同。仅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县城内图说”所标绘的就有近百条。有的因地近衙署及祠庙而命名，如户部街、运署后二道街、鲍公祠胡同等；有的用商业手工业经营门类或商号名称来命名，如铁匠胡同、盐店胡同、罗底铺胡同等等；有的因地形地貌特色而命名，如南、北大水沟，石桥胡同、九道湾胡同等等；有的因居住者姓名或身份来命名，如牛家胡同、孙阴阳胡同、杠张胡同、张志尧胡同等等。
东北城角（官银号）
尽管天津城在清代有了很大发展，但城里仍是行政中心和居民区。城市的商业和经济中心除了原来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以外，北门外的沿河一带因有大关（钞关）之设，也很快发展起来，各种专业性的街巷如估衣街、针市街、锅店街、茶店口、竹竿巷等等纷纷出现，北大关及附近街市成为清代天津的商业中心。直到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僧格林沁率清军布防时，天津城里仍是“民无宿粮”，地无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济。所有“富商大贾，百货居集，均在城外”，所以才有掘濠筑墙之举。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自大沽口侵入天津，但只驻札在三岔河口一带，没有进城，目的是逼迫清王朝订立城下之盟《天津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将大沽占领，并于七月八日（8月24日）把军舰开到天津城外。清朝官员登舰求和，被拒绝，联军遂张贴布告，宣布占领天津。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大举入城，并在城墙之上遍插联军旗帜。这是天津城第一次被外国侵略者盘踞。直到《北京条约》签订后，清王朝被迫将天津开为商埠，并向联军付出“赔款”后，英法才撤出天津城。联军占领期间，曾拆城砖垫道，还将东门外城濠填平，给天津造成了很大破坏，此后天津进入了被迫开埠时期。
开埠之初，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因接近租界，而租界一时不能建设起来，不少洋行设在这里，还能保持一时的繁荣。可是随着租界的不断发展，天津的经济中心逐渐向租界转移，而且由于清王朝的灭亡，城里的众多官署不复存在，租界人口却日益增加。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局势不稳。昔日繁华的东门外和北门外商业区，遂逐渐转移到日租界的旭街、法租界的梨栈和英租界的小白楼，老城里渐渐萧条。
义和团运动期间，天津城被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用作抗击八国联军的“制高点”，使联军和租界遭到重创。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1900年7月14日）联军攻破天津城，并大肆烧杀抢劫。第二年，由联军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下令拆除天津城墙，同时还根据《辛丑条约》拆毁了自天津至山海关的所有炮台。后来又在交还天津的条件中订明：“天津城墙不能再筑”，这座具有496年历史的天津城垣从此不复存在。屈辱拆垣之后，老城内外的界线虽然没有了，但近500年形成的天津老城特色，包括遗留下的文物古迹，却始终没有从历史上和社会上消失。
天津城墙的拆除，虽然便利了环城交通和官绅士庶，但不少爱国志士却认为“拆城之举实为国耻一大纪念，幸勿因其便利遂忘其为国耻”。在此后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老城里的一些公共建筑如广东会馆也成为众多革命者举行集会和活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地方。1912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著名革命家黄兴在北上时，都在这里做过讲演。“五卅”运动期间，爱国青年邓颖超和觉悟社的一些成员，曾在这里演出话剧，募款赈灾。“五卅”运动时，广东会馆又成为爱国群众集会和举行义演、支援上海工人斗争的场所。不久，天津最早的工会组织——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
城墙拆除后，因为没有阻隔，城南偏西一带得到开发。这里原是一片开洼。又因为在城南，遂有南开之名。后来这里创办了南开学校，由于创办人严修、张伯苓的呕心沥血，这所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桢干伟器，使“南开”两个字一天天地响亮，中外人士、老少妇孺，皆知天津有南开。南开对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还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一代革命伟人周恩来。青年周恩来从南开汲取了知识，汲取了革命传统，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回首前尘，周恩来曾怀激情地说：“我是爱南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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