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历史深处的滋味

宣统元年（1909），主角不是宣统皇帝，而是摄政王载沣。因为这一年，溥仪不谙世事，依旧在牙牙学语。

年初，载沣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此前，袁世凯已经未雨绸缪，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把北洋军的第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以为避嫌。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慈禧也曾有所动作，将袁世凯调离北洋，让他到京城来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名为优礼，实为监视，同时即夺其兵”——名义上是中枢重臣，实质上明升暗降，以削弱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力或者说掌控力。另外，慈禧针对袁世凯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是在推举新皇帝人选时，事先不让袁世凯与闻，以“不预定策之功”使其脱离权力核心层，尽可能压缩袁世凯对未来政局的染指。

而载沣采取的动作更干脆，直接将袁世凯驱逐出中央。在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的鼓动下，载沣拟将袁世凯革职拿交法部治罪，以彻底消灭袁世凯及其势力。这似乎体现了一个摄政王的雄心或者说企图心。但张之洞劝他：“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意思是稳定压倒一切，免得激起事变。载沣这才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圣意”。

历史由此展开了另一种可能性。因为两年之后，辛亥事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直将载沣一并收拾了——将他的摄政王一职给撤了。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历史的演绎从来都是睚眦必报，不留半点情面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没有几人可以参透。即便聪明如袁世凯者，在当时也是意志消沉，不复有东山再起之念。他被解职后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终日垂钓，并写诗名曰《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一首写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落寞萧条之心绪，从中可见一斑。

所以，宣统元年（1909）的主角注定是载沣。他下令编练禁卫军，并将其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成立海军部建设海军，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以图自强；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一时间，载沣给世人雷厉风行之感。但究其实，这只是他的A面，他还有不为人知的B面。在载沣雷厉风行的背后，其实也隐含无奈、软弱以及得过且过的心态。比如他处理朝政的能力欠佳。既无判断力更无决策力。“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有请示机宜者，载沣“嗫嚅不能主断”；更有大臣汪大燮出使日本回国向他报告日本人的阴谋，载沣却只是“默无语”，甚至啼笑皆非地告诉汪大燮“已十钟矣”，暗示他别多说——载沣如此治国能力，跟当年的摄政王多尔衮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www.xing528.com)

但偏偏宣统元年（1909），烦心事层出不穷。5月15日，一个叫于右任的人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声称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开办三个月后，《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帝国当然不需要一张报纸来疾呼——早在年初，帝国就命各省正式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同时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但偏偏有些“刁民”等不及了——3月12日，四川革命党人佘英、熊克武在广安“闹事”，虽然很快事败，却到底让国人看出帝国不稳定的气象来。11月，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十九人在苏州虎丘创立南社。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决定30日赴京请愿。总之处处都在蠢蠢欲动。这一年，老天也不长眼。云南宜良、阿迷连续地震；福州风火大灾，死伤数千人；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三十余县，灾民近三百万人——看来维护稳定的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

当然了，摄政王载沣领导下的帝国也不是无所作为。继查封《民呼日报》后，帝国又以泄露机密、有碍交涉为罪名，封禁了《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家报馆。总之不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都已经“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了，有点耐心好不好？好在这一年也不尽是坏消息。京张铁路就在这一年修成了。作为连接北京和北方重镇张家口的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毫无疑问增强了帝国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只要国人不闹事，不聒噪，团结起来还是能成事的。世上万事就怕不团结。

但是，站在宣统元年（1909）的年底纵观这一年的时局变迁，警讯还是多过了喜讯，久经考验的帝国栋梁张之洞在这一年十月去世了。同月，孙中山从伦敦赶赴美国筹款，力图推翻大清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而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宣统元年（1009）年底赴京请愿，又为帝国来年的稳定蒙上重重阴影。宣统元年（1909），溥仪四岁了，他依旧步履蹒跚，不谙世事，依旧还会为小小的得失或喜或悲，依旧不知道城外的帝国，已是风起云涌，巨变只在刹那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