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滋味：紫禁城视野起承转合背景下的探索

一

紫禁城尽管建造于永乐年间，但它最初的视野或者说格局，还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框定的，朱棣只不过墨守成规而已。

朱元璋时代的明朝是个笼子里的帝国，他规定了笼中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表情和动作。百姓们表面上安居乐业，其实却是行动权、思考权、迁徙权受限。朱元璋的乌托邦是静止凝固的一潭死水。死水里甚至没有微澜，有的只是腐败的气息和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朱元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意思是你们互相监督，谁都别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否则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严治其罪。”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儿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这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公元1381年，当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六千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公元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而大明帝国最后的日子，中西方异事异相层出不穷。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但究其实，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经感受到种种报应了。朱元璋废相后不久便发现，他摆脱了制度的桎梏，自己却被桎梏住了——他既是皇帝，也是日理万机的宰相，每天营营役役，苦不堪言。《春明梦余录》中记载朱元璋“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这么多的事情集中在八天时间完成，意味着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多件。虽然到最后他为了减轻重负，建置四辅官来分担事务，却终因所用非人而无济于事，让自己不折不扣沦为东方封闭专制制度的奴隶。

而从永乐年代开始，紫禁城内外的中国，就循规蹈矩地运转在朱元璋设计好的轨道上，直至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二

道光十八年是公元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这年4月的某一天，江南道御史周顼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名为《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的折子，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外夷洋人对于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一旦数月不吃，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直至丧命，与鸦片之害比较起来，威力当然要大得多。内地中国人并不都吸食鸦片，而外夷洋人却必须食用茶叶大黄。外夷拿无用害人之物，尚能控制中国的利权，为什么中国不能用有益于人的东西，换来外洋的银币呢？今请皇上降旨，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认真计议，对外夷购买茶叶、大黄，定出价格，只准用银购买，不准用鸦片抵交。

以今天的视角望过去，这真是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茶叶、大黄比鸦片威力要大得多，甚至摇身一变为战略武器，这样的见识出自于堂堂的江南道御史，简直称得上天方夜谭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周顼的建议没有招致他人的反对或嘲笑，反而引来一片赞同声。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巡抚魏元烺甚至包括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称的林则徐都纷纷上疏支持周顼的建议。林则徐后来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广州禁烟时在其“通谕各国夷商人稿”里还这样威胁说：“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二项，是你们外国必需之物，关系到你们的生死问题，你们不知道吗？……一旦天朝震怒，杜绝鸦片入境，严禁茶叶、大黄出口，你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后果的严重性。”

一个王朝的视野之狭窄终于在茶叶、大黄面前露了原形。当然现在还有最后一个人可以保留他自己的独立判断或者说眼界——道光帝。如果道光帝“不畏浮云遮望眼”，也许还能守住帝国些许的羞耻。这个帝国，贻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了，实在是需要一块遮羞布来为自己遮遮羞。

但是没有。道光帝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道光在看过周顼的奏折后，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搅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的备战实情。帝国以一个英国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进行了反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反击令人无语，堪称道光朝的幽默。

两年之后，道光朝的幽默在持续。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初四，鸦片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出兵已既成事实。打，还是不打是一个问题。道光皇帝拿不定主意，林则徐便上了一个奏折，奏折中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在这封奏折里，林则徐认为英夷都是没有膝盖骨的，腿也无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只要用竹竿将其扫倒，他们就爬不起来……

同时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林则徐乐观，道光帝则茫然。因为有一些问题他还找不到答案。比如中国与英国是否有陆路相通？是否可以经新疆打到英国本土；还比如英国女王的一些隐私问题。道光皇帝很好奇：“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他希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惑，以及困惑背后潜藏着的危险。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工业文明带来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但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却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他只能以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先验判断来本能地应付不期而至的危机。所用的手段无非“恩威并济”，所用的政策无非传统的剿抚政策。

也许道光帝会以为，英夷和中国历史上未开化的夷狄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林则徐不是说了嘛，“一仆不能复起”，“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既如此，对待英夷就要做到“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总之要维护天朝上国在英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这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对待英人的态度。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认识或者说视野狭窄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工业文明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建立在儒家哲学基础上的权谋之道在强大的实力不对称面前一触即溃——香港就此失去，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尊严，即“有失国体”成为残酷的事实。

不是说实力决定一切，而是视野决定一切，开放的心态决定一切。这场战争道光帝未打先输，输在他整个王朝集体的鼠目寸光上。这样的鼠目寸光有时候跟英国问题有关，更多的时候纯粹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比如道光朝著名的大学问家阮元就认为美洲位于非洲境内，他甚至认为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是“离经叛道”，没有任何研究的必要——整个鸡同鸭讲，不在一个对话层次上。

当然，道光帝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3月，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通过广东方面送来的两名懂英语的通事（翻译），总算弄清了以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英吉利国距中国水路需多少天？

英吉利至中国需要经过多少国家？

英国女王年仅22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国之主？

英吉利国究竟方圆有多大？

……

道光帝获得的答案应该说是迟到的答案，也是代价昂贵的答案。他们本应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但是很遗憾，为了获得它们，道光帝付出了“天朝”的尊严和国土。当然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哲学和文明层面上。在大洋彼岸，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已经生机盎然、蠢蠢欲动，试图吞噬或者说覆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身上所附着的保守、封闭、偏见、傲慢、脆弱、张狂以及患得患失……一切的一切已是箭在弦上。

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春天里，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真是茫茫然不知所之啊。先前，他的痛苦在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他的痛苦则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

谁能告诉他？

三

1851年是咸丰元年，在中国农历为辛亥年（猪年）。对一个王朝来说，是承前启后的特殊年头，道光朝结束了，咸丰朝开始了。道光朝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因为一切了犹未了，只好不了了之；咸丰朝开始于不该开始的时刻，因为一切都是旧摊子，没有新朝新气象。老问题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所谓人间事哪有个头啊——这里的“头”既是尽头也是开头——两头都没着落。

对奕来说，咸丰元年（1851）毫无疑问是烦恼元年。正月，他在紫禁城太和殿受贺，即皇帝位；二月，太平军就从广西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差不多与此同时，河南捻党聚集人众，开始闹事；六月，江苏通判袁云吸食鸦片，贩卖烟土案发，帝国官场的丑陋再露峥嵘；七月，经不起沙俄的软磨硬泡，朝廷被迫与其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过该约，承认了沙俄在伊、塔两地的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和设置名曰贸易亭实为租界等特权；八月，半北厅三堡黄河决口，决口处宽达一百八十五丈。户部报告，此前已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备征广西太平军，财政吃紧。治理黄河决口，不是户部不肯出银子，实在是没银子可出；还是八月，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名任命美国人贝莱士为上海港务长，并公布《上海港口章程》，从而攫取了中国港口的管理权。

1851年的奕，几乎就是在这样的一地鸡毛中跌跌撞撞地从年头走到年尾的。这一年，他二十岁不到，帝国业已承平二百年。二百年的重量压在二十岁的身子骨上，毫无疑问是一种过负。不过历史的诡异之处却还在于，它是有伏笔的，是线头绵密的。历史的伏笔总是与紧随其后的大事件遥相呼应，从而呈现出一种残酷和渐进式的存在。比如在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安徽徽宁池太道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入宫，封为兰贵人；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请禁天主教，未果；九月，御史王茂荫奏，英夷包藏祸心，宜早设求才之方，请变科举，礼部议不行；英驻沪领事阿利国致函英公使文翰，建议利用太平军起义，清廷处境困窘之际，对之施加压力以取得特权；美署公使伯驾致书国务院，论对华政策，主张与英、俄、法、西班牙共同行动……这些事件在事后都被证明有深意存焉——因为它们曲折而暧昧地指向下一场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以及战争之后，一个女人的出山与出位——所有这一切事件的源头，原来都在1851年得到了证明。

同样在这一年，在奕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一些事情也在紧锣密鼓地发生。它们有关视野，有关全球化，有关这个世界的彼与此，是与非。是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前身）举办；纽约时报创刊；路透通讯社（Reuters）正式在伦敦开业。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国国民议会，修改宪法并且延长总统任期。之后，他宣称自己是拿破仑三世皇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结束，第二帝国开始。这些事情或者说变化奕当然看不到也看不懂。他视线所及的地方已经烦恼多多了，哪还顾得了世界大势？

但世界大势事实上就是中国大势，看不懂世界大势也就看不懂中国大势，更别说影响中国大势了。奕实在是不明白，他已经身处全球化的漩涡当中，己不动，彼已动，所谓不由自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奕统治大清的11年里，1850年至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互为表里，构成了对这个王朝的致命一击。那么，这两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在大清中衰之后的咸丰朝？奕都没搞懂。他只是疲于应付，本能地疲于应付，为一个王朝的宿命而幽怨，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自怜，在自怨自艾自怜乃至于自戕当中，奕走过了其短暂的一生。

他是个视野狭窄的悲剧人物，在帝国的拐弯处力不从心地做一名船长，最终一不小心中途落水，仅此而已。

那场战争的胜负，事实上在开打之前就已经确定。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和排兵布阵方面的巨大差别，还在于双方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完全不在一个对话平台上。

咸丰十年（1860）八月对咸丰帝来说是胆战心惊的八月。在京城东郊八里桥，八旗军和蒙古马队被英法联军打得满地找牙。这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但仅仅是在帝国内部而言——放眼世界，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帝国的土枪土炮在洋枪洋炮面前，的确不堪一击。咸丰帝绝望之下，做了弃京逃跑的打算，但有一个人却在此时站了出来，给咸丰打了一剂强心针。

这个人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他所谓的强心针是贡献了一个破敌之法——棉被御敌法。殷兆镛说：夷器凶猛，当今之计，要柔能克刚。何谓柔能克刚？《皇朝经世文·兵政守诚篇》曰：防城之法，濡湿棉悬之，以柔克刚。殷兆镛接下来详解了怎样用湿棉被以柔克刚的法子。那就是将旧棉被用水浸湿，然后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竹竿的末端绑上小尖刀，以便插在地上。每一床棉被用两兵各执一端，然后各带长腰刀。马队随后。遇到夷匪，棉被军先上，前蹲后立。一人守被，一人持刀砍马足。这样敌阵虽坚，也难以抵挡了。

殷兆镛的说法可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在场的官员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敌炮弹越过棉被墙，落到阵中怎么办？这当然是一个漏着，但殷兆镛的威猛就在于他及时补漏了。殷兆镛说英夷的炮弹不是落地就即时炸开，这里面还有个时间差。我军可趁其将未炸之际，马上用湿棉被将它盖住，这样它就没法炸了。

这就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的棉被御敌法。有出处，有想象，有发挥，却不符合逻辑和咸丰年代的现实。毕竟热兵器时代的炸弹不是冷兵器时代的湿棉被可以盖住的，可要命的是咸丰帝相信了这一点，他马上下文要个参战部队“参酌施行”，如果奏效就广为推广。可以说作为一国之君，咸丰帝的见识与决策力与詹事府詹事殷兆镛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而他的一本正经和全力以赴在世界背景下毫无疑问显示出令人捧腹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是东西方文明的断层，也是错位，是一个帝国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固步自封的必然反应。

当然，只要这样的文明断层和错位一直存在，类似的黑色幽默也就会层出不穷。继殷兆镛贡献了棉被御敌法之后，山西道御史朱潮也贡献了他的破夷之策。但是比殷兆镛更威猛的地方在于，殷兆镛只贡献了一条计策，朱潮却一下子献出九条妙计，可谓井喷式爆发。我们来看一看他贡献的都是些什么计策。

第一条，海上破船法。选一些动作敏捷的士兵，手拿火炬，从偏僻小道绕行到夷人泊船之处然后抛掷火种。一船点着，数十百船继燃，这样夷人一定抱头鼠窜。

第二条，黄昏破敌法。听说夷人一到晚上即双目不明，秉性还像猪一样嗜睡。我军可在二三更时擂鼓呐喊，夷人必从睡梦中吓醒，睡眼难睁，目不辨物，只能自相践踏而死。

第三条，陷阱捉夷法。听说夷人两脚长而腿直，不能自如弯曲，我军可多挖陷阱，也不用挖得过深，只需接仗时引诱他们坠进陷阱就可以了，如此他们便爬不上来，即为我军俘虏。

第四条，拐子马法。夷人本来不会骑马，近来被汉奸教会了，但我军可仿效岳飞当年用麻扎刀破拐子马的方法，仿行破敌。

……

对于朱潮贡献出的九条妙计，咸丰帝下了如是谕旨：“将朱潮破敌九策传送胜保军营，供其采择。”

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殷兆镛的棉被御敌法和朱潮的九条妙计都成了纸上谈兵的新教材。一个月后，也就是咸丰十年（1860）九月，仓皇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悲凉地听到了圆明园被烧的消息。他急切地需要复仇，但要复仇，首先必须找到对付英夷大炮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本叫《破夷纪闻》的书进入了他的视野。(www.xing528.com)

《破夷纪闻》是山西候选教职祁元辅写的，书中对破炮之术做了专项研究。祁元辅总结，当前行之有效的破炮之术主要有五种：

一是牛皮御炮法。首先用木板制成方架，然后用生牛皮并排铺置数层，再用生漆黏合，最后再将其牢固地钉在木架上。这样制成的牛皮架可以缓解敌炮的攻击。

二是木城御炮法。选用坚硬的木板，将被胎钉于上面。把数十板组合为一队，排列起来，状如城墙。临近敌人时，以击鼓为号，士兵从中向敌方开炮，马队、步队也从后面突然杀出。

三是渔网御炮法。在木城左右及上方，多挂渔网。这样敌人数十斤重的炮弹打来，渔网悬空一挡，就可消解炮弹的威力，使其不至于击坏木板。

四是沙袋御炮法。在我军和敌人接仗时，每人都带一个装土的布袋。当敌人开炮时，士兵迅速将身上的袋子扔在地上，建成一临时城墙，然后我军再藏匿其中，敌炮就无可奈何了。

五是幕帐御炮法。在我军上空置大布帐数十张，用以御炮。炮弹刚好在帐布之上爆炸，断不会伤及我军。如一帐烧穿，可紧急再换一帐。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总结的军事理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天真的想象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尤其是“一帐烧穿，可紧急再换一帐”，很搞笑、很具创意，但被失败击昏了头脑的咸丰还是相信，《破夷纪闻》里必有真知灼见。他在随后给胜保的一封谕令里这样交代：“……所陈述各条，虽未必尽合机宜，然亦不无可取。著胜保详细体察，采择务用……”

一个王朝最高决策者的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不过尔尔，这场战争大清的惨败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乱世之中，似乎每一个人都可疑，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与担当，但最可疑、最应该担当的那个人却是咸丰，尽管他现在正一脸无辜、茫然无助地躲在热河避暑山庄为帝国的命运而焦躁，为自己来日无多的生命而惆怅，可一切都由来有自，都早已是命中注定。

咸丰八年（1858）四月，美国以和好通商为名，向咸丰递交了请派公使驻扎北京的国书。但是这封国书遭到了咸丰帝的嘲笑。因为他在国书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朕选拔贤能智士，姓列，名威廉，遣往驻扎辇彀之下……”咸丰笑笑摇头，然后用朱笔在国书后批了一行小字：“该国国王竟然自称为‘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咸丰九年（1859）八月，咸丰帝提出以茶叶、大黄离间西洋各国与英法关系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咸丰帝以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不饮用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所以茶叶、大黄是“制夷”的有力武器，盛产茶叶、大黄的大清国在这场战争中将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咸丰告诫众官员，要对“茶叶、大黄制夷”的战略严格保密，以收奇效。

……

不用再举例了。这样的例子一个与一万个没有任何区别，战前与战后也没有任何区别。它们令人哑然失笑，却到底让人笑得辛酸，笑得潸然泪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民族的悲情时刻，也是一个王朝的视点盲区。咸丰帝的悲哀就在于，他注定走不出这个盲区了。

四

1873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澄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吴大澄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澄奏折的提出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八十年前，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八十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戛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

继翰林院编修吴大澄上奏反对外国公使不跪而觐后不久，江南道御史王昕、浙江道御史边宝泉也纷纷上书同治帝，坚持在礼仪问题上要一万年不动摇。边宝泉甚至设身处地为同治提出解决方案，称外国使臣约等同于中国臣子。以中国臣子礼见皇上，怎么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一个事实很明显，英、法等国不是中国的属国，外国使臣怎么甘心做中国臣子呢？其实，更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外国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后，以后的帝国人心怎么收拾——外国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国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参照执行？所以“礼崩乐坏”的背后是人心的土崩瓦解。这是最致命的。

关键时刻，李鸿章介入了进来。在李鸿章看来，帝国正处于“数千年一大变局”当中。帝国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十几个国家的使节，礼仪制度要是不与时俱进，只能自取其祸。事实上祸亦不远——咸丰末年圆明园被烧后的遗迹还触目惊心呢。这个时代，实力说话，而礼仪只是依附在实力身上的一张皮而已。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让帝国趋福避祸。

李鸿章还认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这是礼仪的内外有别，这样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对于帝国人心涣散的担忧。另外李鸿章古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这两句名言为同治帝壮胆打气——的确，这样的时代，如果别人不安慰自己，那么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选择了。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初五日。紫禁城紫光阁。同治帝终于心情复杂地接见了各国公使。虽然紫光阁是大清皇帝以前经常接见蒙古王子和其他藩属国代表的地方，把觐见地安排在这里，同治心里颇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国的江河日下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各国使节们站着向中国皇帝行鞠躬礼，同治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没有穿龙袍，只穿了一件黑色长袍，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稀奇古怪也说一口稀奇古怪语言的各国使节，真真无话可说了。还不到十五分钟，各国使节等待了十二年的觐见活动就结束了。皇帝最后传下话来，说，以后各位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总理衙门好了。再无多言。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在礼仪问题上，最糟糕的时刻要在20年多后才到来。那是在光绪朝《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各国使节对清帝光绪提出了三条与礼仪有关的条件：一、需派黄色御轿和仪仗走中门迎送使节，并且要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二、皇帝必须站立会见外国使节，“并直接同他们讲话”，而在1873年同治接见各国使节时，皇帝在觐见时可以“坐立自便”；三、必须在乾清宫为外交团举行宴会，同时皇帝须亲自出席。这其中的第一条实在是直指帝国的命脉。因为黄色御轿乃皇帝专用，各国使节要坐黄色御轿进出中门，并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规格不在东华门外降舆，直接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毫不客气地将帝国传承千年的礼仪制度踩在脚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至此已是荡然无存了。

所以，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来看1873年同治朝的觐见，真可谓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变和预警。应该说，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帝国的秩序变得骚动不安，人心也喧嚣了起来，只是同治帝看上去面目模糊，他苍白而无力地坐在龙椅上，直将自己坐成一个时代萎缩的符号。有仙乐飘飘不知从何处传来，让每一个人都沉醉其间，却不知这仙乐其实是凶兆，在历史拐点时刻出现的一次凶险警告。

五

1898年的慈禧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默然观察了一百零三天后，她叫停了光绪帝的一切变法措施，只保留了区区一个京师大学堂。总之，1898年慈禧留给人的印象是鼠目寸光，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八年之后的1906年，帝国中央政府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沿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六部制度被改革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十五个崭新的部门，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现代政府结构：

1．总理

2．副总理

3．副总理

4．副总理

5．外务大臣

6．外务部

7．民政部

8．度支部

9．陆军部

10．学部

11．法部

12．海军部

13．农工商部

14．国土部

15．邮传部

这是1906年的帝国，戊戌六君子当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不仅实现了，甚至还超过了预期，而促成这一切的改革者正是慈禧。当然1906年帝国的新气象远不止政府结构的焕然一新，它几乎在各个层面上都显示了勃勃生机：科举制度废除了；新军编练了，现代化军队建制开始成形；《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施行，帝国的现代商业从此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所有这一切生机勃勃的变革都是戊戌变法诸君子渴望变成现实的——现在，它们真的成了现实。

这只是帝国看得到的现实，帝国看不到的现实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已经是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开始捧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她的视野似乎突破了储秀宫和颐和园的局限，开始投向海的那一边。

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对慈禧的误解。透过历史的细枝末节或者说依稀脉络，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从来没有鼠目寸光。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862年，刚刚开始“同治”的慈禧就发布一道上谕，对沿海口岸的军事训练提出自己的主张，称“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密传，能利攻剿”。此前一年，帝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火药、子弹、炸炮等，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制造近代武器装备的军事工厂。应该说，洋务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得到慈禧支持的，而同治年间，慈禧给外界的印象竟是改革开放的幕后总推手。尽管这位总推手实在年轻得可以。她31岁时，批准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32岁时，批准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同时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36岁时，批准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38岁时，批准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派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这是年轻慈禧的视界或者说眼光，开放、包容，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突破的。从这样的逻辑基础出发，再去观照清末新政时的慈禧，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们是遥相呼应的。

那么，为什么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慈禧的面目会一反常态呢？究竟1898年的慈禧是真实的，还是其他时间的慈禧是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似乎变得暧昧不堪了。

历史从来没有暧昧不堪。1898年的慈禧和其他时间的慈禧其实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女人的视野和机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为戊戌变法之初，慈禧也曾对光绪推心置腹：“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见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毫无疑问，1898年的慈禧是不可能突然变得视野狭窄的，她后来之所以突然间面目狰狞，只是因为帝国的格局出现了致命的危险，而她的命运也似乎变得岌岌可危起来。所谓一切事其来有自。

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这一年，光绪终于有机会从绵羊变成小老虎，但他的举动在慈禧看来已是频频出位：先是罢免了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然后又把李鸿章赶出总理衙门，同时录用改良人士主持新政。这些慈禧还能容忍——变法就是夺权，小小的夺权无伤大雅。至于光绪所变之法，在一直变了很多年法的慈禧看来，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地方——数年后慈禧太后新政的尺度或者说力度大超以往就说明了这一点。

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夺大权，夺她的权。1898年最大的拐点发生在9月18日。这一天，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向后者透露了慈禧联合荣禄，要废除光绪的信息；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这是致命的透露，也是荒诞的信任，因为历史的恶果在第二天就呈现出来了。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披露，1898年9月19日黎明时分，慈禧冲进光绪的寝宫，将书几上的所有章疏奏折一把捋走，留下的恶言是骂光绪“忘恩负义”：“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变法之争一夜间沦为权力之争、身家性命之争。慈禧在视野和机心之间选择了后者，她甚至大开杀心，让很多人为自己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付出生命的代价。光绪被囚禁，慈禧再次掌权。作为对光绪变法举动的报复，慈禧大大耍了一把女人的小性子：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光绪裁撤的机构被她一一恢复；撤销农工商总局；科举考试也恢复旧制重新采用八股文。取消官民上书权，取消言论自由，查封《时务报》。甚至为了体现权力之争的快感或者说胜利感，慈禧太后还把被光绪撤职的官员一概复职……总之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下倒车。

这是一个女人的怄气之举，但帝国却很可惜地失去了一次迎头赶上的机会。虽然在1901年后，慈禧开始新政，可三年后日俄战争就爆发了，帝国从此失去稳健改革的战略机遇期。随后慈禧匆忙展开的宪政改革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差来消化震荡，一些帝国的异数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了。而慈禧太后本人也终于垂垂老矣，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视野也罢，机心也罢，到此都已是明日黄花，对帝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不可能再产生实质性的帮助。王朝唱晚，1908年的慈禧太后终于带着无限惆怅和她的生死冤家光绪帝前后脚离开人间——她人生的大幕就这样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