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中关于文明的关键词

一

顺治元年（1644）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举行过登极大典的李自成带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了这座他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北京。形势比人强。他的身后，年方7岁的顺治帝福临站在了这座城市里，站在了皇宫面前。毫无疑问，紫禁城以它的威严和形式感传达了汉文化的先进和傲慢。虽然，它最精华的部分皇极殿在战火中被焚毁了，可这座皇宫的气质还在。顺治帝福临置身其间，先在行殿换上了皇帝礼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皇宫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应该说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差不多两百七十年时间里，这样的仪式重复了十多次。必须要说明的一点，这是个山寨版的登极大典，是由原崇祯朝的礼部官员仿照明代皇帝登极礼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清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层面上，它却不可能征服。作为游牧民族，清国连皇帝的称谓都没有，何来登极大典之类的礼仪呢？所以在文明的交锋中，汉文化毫无疑问显示了它的锋利和有容乃大。

而学习，则成了顺治帝福临抵达汉文明的原动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少年皇帝福临成了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他通读了《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汉文化的经典著作，并渐渐有了汉人思维。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实录》，就学以致用，召用了尚书梁清标等人进宫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当然，Party也是经常举办的，顺治帝福临的Party是个读书会，他不定期将学士翰林们邀集到一起，谈古论今，讲古今帝王治世之方，修身之道。如此，顺治的行政文明很快就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对汉文明的吸纳过程中，顺治发现科举制真是个好东西。天下人才，尽在一张纸中。由此，在顺治朝，内院的翰林科道臣中有许多新进之士都是他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此外，顺治十七年，顺治帝还将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分发给满族高级干部们阅读，从中汲取汉文明的智慧。

但事实上，顺治对满文也没有偏废。两种文明的融合于他而言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据《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一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闰五月初八，顺治在宫中亲自主持考试考核那些学习满文的翰林官员。这是一次有趣的考试，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心情不是太好。比如白乃贞，这个翰林官员因为记性不好，以前已经学会的满文此番又记不起来了。他所得到的惩罚是停发工资（停俸），再学三年。当然他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有两人，李昌垣和郭棻。这两个翰林官员大概是得了满文恐惧症，将所习满文忘得个一干二净，结果得了零分。顺治帝给他们的惩罚是降三级调外用，罚俸一年。顺治在考试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各位翰林官要“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俱当精勤策励，无负朕惓惓作养，谆谆教诲之意”。

在这一年里，顺治还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统一满汉文武官员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级的满汉官员年薪并不一致，满族官员的要高一些。顺治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行为上向汉文明致敬。尊重，有时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文明无极限。在向汉文明致敬之后，顺治又向西洋文明表达了善意。

因为出现了一个人——汤若望。

汤若望其实二十多年前就出现在北京。这个德国传教士在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受耶稣会派遣来到北京，试图传播西洋文明。事实上他的努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和接纳。当他将一些数理天算书籍以及类似天文望远镜的仪器推销给大明王朝时，起码有两个人表示出了兴趣——户部尚书张问达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徐光启。毫无疑问，这是汉文明对西洋文明做出的一种回应和探究。尽管还谈不到融合的层面，但自此，汤若望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起来。他甚至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承认。崇祯皇帝就公开表扬他“深知西洋之密”，令他为大明朝编修历书，甚至还邀请他督造火炮，将西洋火炮技术洋为中用。汤若望当然乐于充当文明的使者。他写出《火攻军要》一书，详细论述了西洋火炮技术，第一次将西洋军事文明引进中国。

但是很快，汤若望就发现文明的融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改朝换代了。多尔衮和他的部队以军马和战刀收拾了看上去有些文弱的崇祯王朝。清军入京了，汤若望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待下去——多尔衮一纸命令下来，要实行旗民分治政策。这样，像汤若望这样的非旗人就得搬出北京城去。

汤若望最终还是留在了京城，多尔衮也许是生了怜悯之心，让他和他的那些书籍、仪器不再四处颠簸、流离失所。就这样西洋文明继续在北京留存。汤若望愉快地发现，新王朝对西洋文明依旧表达了善意。顺治二年（1645），他为清廷修订的历法《时宪历》在全国颁行；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大清朝钦天监监正，这个朝廷命官接下来以太常侍少卿的身份在大清王朝坚强而合法地存在。

而顺治对西洋文明的致敬在汤若望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称呼这个有些年长的中国通为“玛法”，这是爷爷的意思。与此同时，顺治对天文学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关心日食和月食的形成，对彗星和流星的关系刨根问底，甚至天文望远镜成了他的新玩具。所有这些学问，是满汉文明里都不曾有的。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成了汤若望的粉丝，对其佩服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特许汤若望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宫禁，想见他就见他，因为他自己就时刻想跟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人待在一起。

在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顺治一度想加入天主教。只是身为一个皇帝，不可能做到如此决绝，最后只得作罢。但终汤若望一生，顺治帝对他一直恩宠有加。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并恩赏其祖宗三代为一品封典。当然，顺治对汤若望的器重远不止这些。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帝临死前，还把已经年迈的汤若望叫到跟前，聆听他关于立储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其建议，立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

从世俗的层面看，我们似乎很难解释顺治皇帝为何对汤若望如此恩宠有加，也许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致敬才可以勉强说得通吧。两个年龄悬殊、阅历文化都不相同的人最后走得如此亲密，成了忘年交，似乎只能说明文明的融合在这个世间还是有迹可循的。

二

有融合必有冲突。这是文明的常态。

当顺治在汉文明中流连忘返的时候，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却“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蒙汉文明的消长在孝庄眼里是关系王朝命运的大事，马虎不得。

事实上不止孝庄一人有此看法，包括两黄旗在内的满洲贵族多持此见——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文化上却弃械投降？没门！

于是要汉人剃发易服。

于是对顺治的全盘汉化不以为然。

由此文明的冲突开始以一种政治冲突的常态持续了下来。顺治终其一生，只能在这种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郁郁而终，付出了情感和生命的代价。在这里，情感不仅仅指爱情，还包括亲情，特别是母子情。

公正地说，孝庄也是有文化的人。孝庄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嗜古好学”，当然学的都是蒙学。没有证据表明她学错了或者学得不好。恰恰相反，孝庄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子，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母亲。在用蒙族礼仪教育孩子方面，她的成绩堪称优秀。《清实录》里记载了顺治登极之日发生的四件事：一是一个侍臣拿了一件红里的貂皮披风给他，顺治拒绝。因为他认为皇帝应穿黄里的；二是奶娘见他还小，想跟他同乘一辇进宫，以便照顾。顺治不许；三是在御座上顺治问侍臣：登极时诸伯叔兄长向他行礼时自己要不要还礼；四是退朝时让年龄最大的代善伯伯先走。此四件事单看没什么，联系起来看，只能说明一点：孝庄教子有方。他们的亲情关系是和谐、富有成效的。

可正因为这，亲情关系里一旦渗入了政治（权力）冲突的因素后，这样的失落感才尤显痛苦和惨烈。

第一次冲突来自于达赖五世进京晋见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

这是顺治九年（1652）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达赖五世也不是第一次进京晋见。在皇太极生前以及多尔衮摄政期间，达赖都曾经来访。只是这一次，情况稍有不同。达赖五世提出在归化城或代噶地方晋见，希望顺治帝能亲往迎接。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对喇嘛教的尊重问题。孝庄以及索尼、鳌拜等人认为满蒙一家，顺治应亲往迎接，表达其尊重之意，可汉臣们却认为“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应该屈尊亲往。顺治置身其间，左右为难。

最后让他做出拒绝亲往决定的是钦天监向他报告天象有异常，所谓“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不祥。顺治便以天意不可违为由，没有亲自前去边地迎接达赖五世，而是另派特使前往。由此，他跟母亲孝庄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化了。在孝庄看来，顺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洪承畴等汉臣，这些汉人在左右着年轻的皇帝全面汉化——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和信号。这个王朝到底是谁的？扛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孝庄认为她应该有所作为了。

突破口首先在儿子的婚姻上。孝庄以为，婚姻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权力的外化。她从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为顺治选了两位皇后，一个是她的侄女，另一个也是差不多的远房亲戚。但是顺治做出了反抗，他将那个可怜的侄女废为静妃，与此同时，他又自由恋爱，看上了正白旗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这个幸运的女人成了他的皇贵妃。皇权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当然平衡依旧存在。或者说胶着状态短时间内并未打破。忠于孝庄的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成为顺治放开手脚施政的绊脚石，也是加剧满汉冲突的重要因素。文明的冲突，最终以权力冲突的形式赤裸裸地体现出来了。顺治十年（1653）六月，顺治帝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决策：仿效明制，在内务府外，另设宦官衙门，简称十三衙门。

应该说，设立十三衙门是加强皇权之举，也是分权之举——分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人的权。此举最终的目的是打击孝庄的权威。但是让孝庄伤心的并不仅仅是十三衙门的设立，而是顺治在新衙门中重用汉官，并形成自己的小团体——权力的冲突背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冲突，母子的歧见最终上升到文化层面，这是一个难解的死结。(www.xing528.com)

死结难解，但要命的是顺治根本就不打算去解。如果联系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到四月不足两个月期间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发现，顺治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狠——一个年轻皇帝的狠劲。在这个时间段里，顺治不顾母亲的脸面，公开下旨惩罚他两个亲舅舅：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此二人的罪过是不奉诏按时来京，给出的理由是“公主病了”，顺治以他的决绝行动告诉世人，皇权的威严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维护的，不管是亲舅舅还是亲娘。随后孝庄的忠实跟随者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郭迈等两黄旗重臣也受到了顺治的沉重打击。种种迹象表明，皇权的冲突以及隐身其后的文明的冲突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死结必须要用死来解。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病死，一切似乎都了结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了结。顺治的遗诏大白于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份世界上最狠的遗诏，就像顺治的行政风格，充满了暴力和批判精神。

遗诏的自我批判精神集中在下列语句上：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的这份遗诏里头牵涉对满汉关系的检讨或者说是批判，很有“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联系到遗诏最后一段话：“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事实上整个遗诏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割裂满汉关系，重新回到满人做主的时代，拒绝汉文明的渗透和颠覆。

这真是一份用心良苦的遗诏。没有证据表明是顺治写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不是顺治写的，历史的秘密总在暗室里完成，它给出的只是结果，不是过程。这是顺治十八年（1661）的春天，文明的冲突戛然而止了，权力的交锋也戛然而止。一个年轻人死了，死于天花，他从发病到去世不足六天时间。他在这六天时间里写了一份令人疑窦丛生的罪己诏。

仅此而已。

三

顺治，作为大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帝国此后两百多年的规则和潜规则，由他确立。这是一个王朝的早晨，年轻的皇帝他看见了文明间的交融和纠结，但是，从起承转合的角度看，一切仅仅是开始。康熙对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天生就是为学习而生的人。虽然顺治也爱好学习，但是和康熙相比，就不是一个等级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与臣下大谈天文、地理、算法、声律之学，他手下的官员对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由衷赞叹“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

上天也真是给了康熙格外的任务。在狩猎一天射兔三百一十八只的基础上，又让康熙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超越。现在，如果让我们从历史的字里行间仔细搜索，也许可以发现，康熙就是那种为奇迹而生的人。他在创造一切，以帝王之尊挑战人类的学习极限。康熙经验证明，关于知识或者说人类文明，其实可以这样拥有——

理学家。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这样的见解毫无疑问是对朱熹认识论的发扬光大。在对“格物致知”的看法上，康熙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康熙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其与程朱理学融会贯通，竟然使自己成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康熙的一个新发现，也是这个帝国的新发现。康熙这个新理学家意外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看到了前人和他人看不到的风景，拥有了在这之前从未有过的认知世界的新眼光、新视界。

数学家。康熙是狂热的数学发烧友。康熙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西方数学知识，包括代数、三角、对数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学习，也是学用结合的学习。因为学到后来朝臣们惊骇地发现，这个皇上简直是太神了，竟然会计算物体的面积和体积、河水的流速，还会测量纬度，甚至会观察天体运行，纠正钦天监的错误。这简直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二合一啊！

康熙的神奇不仅在此，他还在数学理论上有所发现。康熙在学习了西方的代数学后提出，代数应当来源于中国。因为西人将代数学称为“阿尔热八达”（东来法的意思），康熙以为，所谓的“东来”即来自中国。事实上这样的设想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有学者研究后断定，代数的确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代数学天元一术，这门元代以后失传的学科与西方代数学殊途同归，两者确有传承关系。康熙的猜想充分证明其在数学上的敏感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数学家应有的素质。

地理学家。康熙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他六次南巡，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常年出塞北狩以及数度征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走得比他多，比他远。所以对地理学，康熙的感性认识是非常丰富的。与此同时，他也加强理论学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等中国传统地理书籍以及《西方要纪》《坤舆全图》等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康熙还学以致用，经常带上钦天监官员和相关仪器，对所到之处进行天文地理的考察。康熙四十三年（1704），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兼地理学家还亲自派人对黄河源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考察完成后，康熙还写了一篇题为《星宿海》的考察报告，详细记录了黄河源的有关情况。此后不久，康熙还组织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当时每个地理学家的梦想——进行全国地图的勘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康熙完成了，用时九年。康熙旗下的测绘队走遍全中国，绘制了一幅“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语）。康熙将这幅全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不是一幅简单的中国地图，它在绘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也许这功劳不能完全算在康熙头上，可要是没有他的大胆决策和远见卓识的话，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康熙对这个学科毫无疑问是有突出贡献的。

四

如果不带历史偏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顺治到康熙再到乾隆，一条向汉文明致敬的纵贯线清晰可见。这是三个皇帝的文化选择，也是他们走的由文明而政治的王朝路径。顺治陶醉于满汉文明的大融合，康熙身体力行，成为汉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多个领域的学者、方家，而乾隆更是集大成者，在位六十年，不仅是汉文明的学习者，同时也是汉文明的整理者、传播者。

比如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参与者前后有四千一百八十六人，时间长达二十年，这些文化界的精英们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对汉文明来说，这实在是继明《永乐大典》后功莫大焉的事情。事实上《四库全书》就是明《永乐大典》的精简版，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由一个满族皇帝牵头来做，又做得这样认真、费心费力，无论其动机还是最终达成的效果抑或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称道。

当然可以说是盛世之举。所谓盛世修书，乾隆也需要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其盛世的确凿性加以证明，其实面子工程不面子工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乾隆做了，留下了这么一份文化遗产。

可以这样说，乾隆对汉文明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也是不伪饰的。这是一种文明对一个王者的征服。这样的征服出现在盛世，有其象征意义，也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乾隆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历史逻辑。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间，沉醉在先进文明的巨大覆盖里，不能自拔。

只是这样的沉醉很快就有了不和谐音。一部《四库全书》背后，有文明的累积，也有文明的被戕害。乾隆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因编纂此书而禁毁的古书达十万册之多。这事实上是政治对文明的戕害，也是最高权力的一次狰狞表现。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这些书同样都是文明的载体，只是它们不符合乾隆的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文字的阴谋，一场皇权对人类文明的合围和屠杀。这样的合围和屠杀让三百名学者、三千六百名抄写者十年的劳作有了诡异的味道，也让最终得以完成的近四百二十万页文字变得残缺不全，疑窦重重。所以，一个问题产生了，一向崇尚宽养之治，对汉文明有着特殊癖好的乾隆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变脸呢？

其实我们都可能误解或者说误读了乾隆。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以道治，也以术治；以养心治，也以诛心治；以文明治，也以政治治；以德治国，也以法治国。在宽严之间，乾隆皇帝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是乾隆的统治术。他尽管山寨康熙，却不是全方位克隆。康熙宽有余，严不足。雍正严有余，宽不足。两者都有偏颇。但乾隆不同。他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名实之间有时名实相符，有时名不副实。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捏的尺度相当精妙，宽至极则严，严至极则宽，乾隆对这样的拿捏总是游刃有余。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已经初露峥嵘，这一回，乾隆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是“宽至极则严”，也是其统一价值规范和观念所采取的专项行动。

可以说，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乾隆出手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文字存在的本身成了一种罪，成了文明的罪与罚，成了反文明的证据——盛世悖论，竟至于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这是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针对文明的恐惧。文明覆盖了乾隆。身处其间的他一方面深知文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明白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所以才恐惧，才会因为恐惧而杀戮和草木皆兵。也许乾隆本人也未必相信那些文绉绉的诗人会对这个帝国的颠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还是下手了。这实在是乾隆设的一个赌局——他赌他的盛世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戕害和扫荡。因为经济正确，所以政治正确，盛世的人心向背让乾隆这个绝对自信的帝王相信，他的任何行动都是庞大的帝国可以承受和消化的。

事实上乾隆赌赢了。乾隆的雷厉风行、杀气腾腾虽然造成举国上下一片人心惶惶，但是仅此而已。盛世依然是盛世，有一部《四库全书》在，文明也就被定格和明证在那里了。这是流芳百世的证据和荣光啊……

可事实同时也证明，乾隆赌输了。实施文化恐怖主义政策之后，“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一代史学大家孟森语）《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从乾隆六年（1741）到五十三年（1788），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不满。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满的大多数。盛世失声，文明萎缩成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四库全书》，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顿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是乾隆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