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内外的权斗故事

紫禁城内外，权斗的故事层出不穷。

隆庆六年（1572）七月初六日的吏部京察，是隆庆年间紫禁城搞的第六次组织考察。按年头算，刚好是一年一次。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杨博在总结前五次考察情况时如是言：“隆庆元年吏部奉命考察京官，二年朝觐考察外官，三年遵例考察京官，四年奉命考察言官，五年又朝觐考察外官。”这其中真正考察京官的年头是在隆庆元年（1567）和三年（1569），加上隆庆六年（1572），为三次。其他三次为考察外官和言官，但实在说，吏部京察的频率还是很密的。这一年，吏部员外郎穆文照，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三十二名官员被免去公职；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等五十三名官员降调外任；光禄寺寺丞张齐等二人以及司丞陈懿德闲住，这是带薪免职的意思；尚宝司卿成钟声调外任，不得再留京城。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次组织考察事件，似乎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联系二十天前，内阁首辅高拱被罢官闲住一事，那又“别有深意”了——此次组织考察中落马的官员，多为高拱在职时提拔。

就拿都给事中宋之韩来说事吧。他是在高拱手上从西安府府丞（佐吏）先升为中央谏官，再任户部吏科给事中，最后成为都给事中（六科的长官，掌管侍从、规谏、稽察、补阙、拾遗等事）的。仕途进步不可谓不神速。但宋之韩在此次组织考察中被突然拿下，不仅仅因为他是火箭式干部，还因为他上了一道奏疏——《劾冯保四逆六罪疏》。时值两个月前，穆宗驾崩，神宗即位。宦官冯保上位为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明朝特务机构），并亲自宣布遗诏，内有穆宗嘱托“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神宗皇帝云云。宋之韩由此指责冯保专擅朝政，有假传圣旨之嫌。因为有明一代，向无司礼监干政甚至辅导皇帝之先例，宋之韩因此请求神宗“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而宋之韩和高拱之间的暧昧关系，有理由让政争的胜利方冯保和张居正怀疑其是受内阁首辅高拱所指——在高拱去后，宋之韩被坚决拿下。

其实，其他在这次组织考察后的去位者，理由大多类似。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首辅其实也是一朝臣。年过六旬的仕途失意者高拱在河南新郑老家居家闲住，遥观京城人事变迁，心情大约是很惆怅的……

一

在高拱的仕途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向来填得很骄傲。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这郎中属员外级，分掌各司事务，其职位仅次于尚书、侍郎、丞相等高级官员。而工部虞衡司掌管帝国山泽的采捕、陶冶器物等事。虽非要职，但也不是虚职。要细究起来，高拱祖父差不多是个副部级官员了。而高拱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最后也官至光禄寺少卿。光禄寺专管祭祀、朝会、宴飨酒醴膳馐之事，光禄寺少卿是从四品，算起来也是个司局级以上干部。所以就出身来说，高拱可以说生在官宦人家。倘若要考公务员的话，背景还是有的。高拱其实为人也聪明，“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一看就是读书的料。高17岁乡试夺魁，前景一片看好。但不知为何，此后过了十三年，他才考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又过九年，升翰林侍读。岁月蹉跎下来，一转眼竟是奔四的人了。翰林侍读是陪太子或皇子读书的角色。嘉靖三十一年（1552），高拱刚好40岁的时候，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被选进府入讲，当了一名讲师。但是当时的裕王并没有被选定为太子。原因是嘉靖皇帝生有八子。长子朱载基，生二月即死。虽然追封哀冲太子，但很显然，真正的太子不可能由他来当。嘉靖皇帝瞩意的太子是二子朱载塥，嘉靖十八年（1539）他被立为太子。只是天不假年，这个法定太子在十七岁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时夭折。虽然三子也就是被封裕王的朱载垕胜出希望很大，但嘉靖却瞩目四子朱载圳，他当时被封景王，与裕王朱载垕同岁，仅晚一个月出世而已，是其异母兄弟。此二人当时都居京城，这说明嘉靖皇帝心里还是看好四子的。因为若封三子为太子，那么四子就应该出藩，也就是到封地居住，以免对太子的人身和权力安全构成威胁。此番原皇太子朱载塥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很显然嘉靖皇帝在三子和四子之间颇费踌躇。或者更直截了当一点，他是在为四子上位寻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高拱仕途的话，似乎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裕王被立为太子，他贵为太子老师，可堪大任；二是景王被立为太子，裕王被废，高拱作为裕王这一脉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高拱在裕王府侍讲期间，包括严嵩和徐阶等政坛大佬对其始终持谨慎观察态度，未敢轻易擢升。嘉靖三十九年（1560），已经做了九年侍讲师的高拱才悄然发现，自己的职位起了变动，成为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了。国子监祭酒是掌管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正三品。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高拱步入了高级干部的序列。但在高级干部序列中，正三品的品级不是很高，掌管宗庙祭祀之事也非要害职位。所以说到底，这还是严嵩和徐阶等对高拱谨慎观察态度的继续。毕竟侍讲九年了，那个关于太子由谁来做的谜底也快揭晓了。此时给高拱一个合适的安排，就是向未来的太子人选裕王一个致敬。政坛大佬会做人就体现在这里。人家是杀鸡给猴看，严嵩和徐阶等是借花献佛，拿国家公器来献私媚。一步不落，也一步不敢超前。可谓恰到好处。当然聪明如高拱者，对这其中的机心是看得很明白的。他期待着局势进一步明朗。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1561），局势果然明朗起来。嘉靖皇帝令景王离开京城前往封地居住。这样裕王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高拱也明白自己的价值将与日俱增，因此在百官面前甚至在严嵩和徐阶等面前也不再谨小慎微，刻意委屈自己了。当时严嵩是内阁首辅，徐阶是次辅，两人钩心斗角，形成两大门派。一般底下的官员，都为如何站队而苦恼。因为非此即彼，讨好了其中一个，也就得罪了另一个。高拱的态度是谁都不讨好，也谁都不得罪，以平视甚至漠视的态度对待他们。比如他敢和权倾天下的严嵩开玩笑，称其和下属在一起的情态是“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这个很有些调侃的意思，调侃严嵩为人傲慢、目空一切。一般人等若这样说，严嵩早就勃然大怒了，但高拱如是言，他也只得自嘲了事。这让高拱进一步明白自己在仕途上的分量了。

景王出藩后，高拱快速提升。嘉靖四十一年（1562），高拱升礼部左侍郎（相当于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后兼学士。次年（1563）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相当于中央文明委主任）。从礼部左侍郎到礼部尚书，高拱升任正部级干部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其实，在高拱的快速提升过程中也差点出了事的。他有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出考题时一不留神出现了敏感词，导致龙颜大怒，嘉靖皇帝准备将他降级外调，以示处罚。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保他，事情才得以转圜。高拱最终有惊无险。当然徐阶之所以出面保高拱，还是因为高已然是太子之师。毕竟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在藩地突然去世，这样裕王为太子的地位完全确立。高拱在仕途上的更上层楼，已是呼之欲出了。

高拱升礼部尚书后，被特召进入直庐，服侍在里面修道的嘉靖皇帝。高拱自己也努力，“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这个待遇已经直追严嵩、徐阶等阁臣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因为徐阶推荐，高拱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入阁参政。这一年他54岁，以一个不大不小的年纪跻身帝国权力核心层。

高拱明白，在紫禁城，他的巅峰时刻到来了。

二

在高拱和徐阶的个人恩怨史上，事实上更多的不是恩，而是怨。徐阶对高拱多有提拔，后期当然也有所得罪。不过和高拱的睚眦必报相比，两个仕途中人的品性高下立判。高拱是靠了一个“狠”字上位的。虽然狠的源头在于恩。徐阶对他有恩，后期的张居正在其复出时也对他有恩，但高拱以怨报德，从而完成了他的仕途和人生曲线，成为个性鲜明的“这一个”。

徐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斗倒严嵩成为内阁首辅的。此前他一直低调处事，甚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小老婆，所谓“徐阶曲意事严嵩”，最终反戈一击昂然上位，造就了一段仕途传奇。对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总理级高官，又加上上文所述的对高拱多有照顾，照理说聪明如高拱者没有必要与他为敌。因为内阁成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高拱爬到了这个位置，成为徐阶的直属下级，已经殊为不易。即便再有野心，假以时日和平过渡为首辅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高比徐小九岁，又圣眷正隆，仕途上再往前走应该问题不大。但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高拱的性格验证了那句话，不是寻常人，不走寻常路。《明史·高拱传》记载高拱“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这个就很不尊老爱幼了，不是谦谦君子的形象。性格如此，再加上上面有裕王罩着，高拱那是看谁都不顺眼。而他和徐阶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直庐期间。当时皇帝久居西苑修道，西苑已然成为第二办公场所。内阁大臣纷纷以召入直庐为荣，以未被召为耻。上文说了，高拱写青词有才，他和首辅徐阶以及有“青词宰相”之称的袁炜属于常召人员，可以不去阁中办公，专在西苑陪皇帝青烟缭绕就可以了。其他人员见了，便趋之若鹜，无心阁事，围着西苑直打转。内阁时常空无一人。嘉靖皇帝觉得还是要以国事为重，下旨：“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这就要排一个值班名单出来。谁不用值班，谁需要两头跑，需要有个安排或者说法。徐阶老谋深算，不置一词。高拱便负气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意思是你徐阁老是元老，你天天呆西苑算了，值班就由我们几个阁臣来吧。高拱的火爆脾气在这句话里展露无遗——要换成心机深厚者，意思还是这个意思，话却可以说得委婉动听，不得罪人。但高拱却自恃有背景，实话直说，终于使得徐阶“拂然不乐”。要知道当时内阁资历颇深的次辅李春芳见了徐阶“侧行伛偻若属吏”，那是相当的尊重。与此相对比，高拱的傲慢更显突出。这是他和徐阶的第一次冲突。虽然没有大规模展开，但两人的不和已经初露端倪。

高、徐两人的第二次冲突则以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一事为标志。胡应嘉主要弹劾高拱两大罪：一是“（高）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二是“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这两大罪说起来都是查有实据的。头一件指高拱虽然年过半百，却膝下无子，为了尽快传宗接代，便革命生产两不误——偷偷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又偷偷在直庐期间跑回家从事造人活动。这个严格算起来既是脱岗，也是欺君。罪状不可谓不重；第二件事更严重。高拱在直庐时听说“皇上违和”，也就是皇帝生病了，他以为不治，竟然立刻收拾东西“夤夜潜归”——连夜逃走，大约是和裕王商量接班大计去了。应该说胡应嘉奏劾高拱此二事，出手阴狠，是置人于死地的做法。但高拱怀疑胡应嘉一个小小的组织部干事，将炮口对准他这个国家大员，背后一定有人指使，而这指使人高拱猜测便是徐阶无疑。因为此事成了胡应嘉未能得多大益，败了将承担严重后果，但徐阶却不同。原因有三：一、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两人有乡谊；二、徐阶在直庐问题上受到高拱的冷嘲热讽，应该说有报复动机；三、胡应嘉的奏疏是由徐阶代递给嘉靖皇帝的，他们都有利益驱动，已然结成利益共同体。所以高拱断定，这是徐阶组织和策划的一次清除行动，以将他高拱驱逐出内阁为目的。

但出人意料的是，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一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嘉靖皇帝确实病得很厉害，已经不省人事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嘉靖去世，裕王上位为隆庆皇帝。他没有追究此事，高拱安然无恙。他和徐阶的第二次冲突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矛盾的化解，相反，由于太子上位为天子，高拱势力走强，他和徐阶的爆发终于有了旗鼓相当的现实或者说实力基础。第三次冲突由此呼之欲出。

高、徐两人的第三次冲突发生在徐阶和张居正为嘉靖皇帝密草遗诏，却将阁臣高拱、郭朴排除在外这一事件上。这一点徐阶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因为张居正是他的门生，徐阶不避嫌不说，还将中间派郭朴推到高拱那一边，党争之相已显。高拱自然是不肯受这鸟气，便在内阁会议上公开向徐阶发难。只是因为没有更适合的借口将徐阶扳倒，高拱便苦苦等待机会。

随后不久，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给事中欧阳一敬上疏弹劾高拱，将其比作奸相蔡京。虽然作为一个比喻，随便怎么说都是可以的。但要是没有证据的话，此说就涉嫌诽谤了。欧阳一敬拿不出证据来。高拱请徐阶严处此事，以保一个国家大员的人身清白。徐阶却置若罔闻。高拱见状，打辞职报告求退，终于惊动穆宗调查此事，并且向徐阶施加压力。徐阶却依旧是一副不合作、不反对的死鱼态度，由此高拱便在内阁会议上向他公开发难，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意思是给事中欧阳一敬是他的枪手，他徐某人正是幕后主使。但高拱的发难被徐阶巧妙化解。徐阶辩解说：“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意思是大家都有关系网，谁也别在这装清白。高拱当然不甘心失败，便使出杀手锏称徐阶的上位是靠写斋词写上去的，不能服众。徐阶则针锋相对，称高拱其实也染指此道：“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说得高拱面红耳赤，无言以对。(www.xing528.com)

不过这场较量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高拱的杀手锏还有一个，且是重量级的。高拱称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为了增加胜算，高拱又暗地里指使门生齐康上疏弹劾徐阶。徐阶无奈，只得打辞职报告请求归去。两人博弈至此，一切貌似水到渠成，徐阶去位合情合理合法，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于，它常常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由于徐阶在新帝上位时搞拨乱反正工作深得人心，他的请辞消息一传出，那些受益于他的新老官员便纷纷上疏弹劾高拱罪状，史料记载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而穆宗迫于形势，也只得让他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的崇高荣誉回乡养病，并派专人护送。一场闹剧至此暂时落幕。

当然，我们之所以称其暂时落幕，是因为这场闹剧还有续集，并且更加惊心动魄，完全充分地演绎了两个人的恩怨史，令世人感慨不已。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因年龄原因退休了。第二年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的名义复出。仕途其实就是这样，几多浮沉。不到生命最后一刻，是看不到谜底的。高拱复出之后，继续致力于挑战徐阶之事。这个很反映他的个性，那就是要置政敌于死地——徐阶退休后想安度晚年，可能吗？高拱重拾他的杀手锏，那就是再拿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来说事。他上疏说：“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另外他指控徐阶“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高拱出手不可谓不狠辣。尤其是后一点，说起来是很犯皇家忌讳的。但高真正的狠辣之处是拿徐阶三个儿子开刀，他授意原苏州知府后被其提拔为苏松兵备副使的蔡国熙治徐阶三子之罪——蔡国熙知恩图报，着手准备将徐阶三个儿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城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加农场劳动的劳改犯。而“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是没收个人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乃至于子孙后代。徐阶听闻高拱如此出招，没办法，“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他向高拱低头认输了。此后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二十六日，八十一岁的徐阶在家中去世，他都认栽在高拱手下。高拱在仕途上其实正是这样的人——别让我东山再起了，俺老高一旦重新得势，势必要推倒重来，独占鳌头的。接下来，他的争做首辅之路以及与张居正的总较量正是这种争强好胜性格的表现。但很可惜，张居正不是徐阶，高拱未能将其击败，最后自己反而栽在他和宦官冯保的合谋计划里，黯然引退，郁郁而终，从而完成了一个有野心、敢冒险、睚眦必报的仕途中人的命运曲线图。

三

古今中外，仕途中人最在乎的一点无非是官场排名。隆庆元年时（1567），内阁有六名成员，排名按顺序如下：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其中徐阶是首辅，高拱按资历来讲是排名第四的阁臣，张居正则是排在最后一名的阁臣。高拱在较量张居正之前，事实上存在着与其他排名较前的同僚较量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较量惊心动魄，很能体现紫禁城权力场的残酷性。我们细看高拱的挑战史，正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叫做与人斗，其乐无穷。高拱无疑是乐在其中的。

应该这么说，徐阶去后，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自居，开始了在内阁中上位为首辅的举动。但在当时，高拱并不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虽然自以为是隆庆皇帝的肺腑之臣，可在徐阶去后，隆庆皇帝（穆宗）还是任命资深阁臣李春芳为首辅。并且除李春芳外，其他阁臣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比如郭朴，早在嘉靖四十年（1561）就任吏部尚书了。四十五年（1566）三月，郭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高拱同时入阁。另外在阁臣中像张居正，也不是等闲之辈。张居正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初为编修官后升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在组织派系中，张居正是亲徐阶派的。上文所述，当嘉靖皇帝去世时，时为内阁首辅的徐阶和张居正一起商量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高拱，这是高、张之所以走向不和的由来。高拱要想问鼎首辅，按正常官场资历或者说程序而言，实在是希望不大。但作为一个自负之人，他又想快速达成自己的目标。由此，高拱开始了驱逐行动，借助他和隆庆皇帝的特殊关系，将对他有威胁的阁臣们排挤出去，以求尽快上位。

高拱的排挤行动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先从新晋阁臣赵贞吉开始。赵贞吉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进士，隆庆初在宫中担任直讲，和高拱一样都是帝师。隆庆三年（1569），赵贞吉在徐阶去位后进入内阁，也称得上是老资格的阁臣了。赵贞吉在内阁掌管都察院，相当于现在检察院院长职务，而高拱在内阁兼任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两人权力高度集中，赵贞吉对高拱又不以为然，称高拱“久专大权，广树众党”，高拱自然是要除之而后快。他指使自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上疏弹劾赵贞吉，逼迫后者上乞休疏。而隆庆皇帝在权衡利弊后，选择弃赵保高——赵贞吉终于被赶走了。

其实在赵贞吉离职之前，另一个阁臣陈以勤目睹同僚间尔虞我诈，自己却无法作为，便在隆庆四年（1570）向皇帝连上四疏请求告老归乡。这样，在隆庆朝的阁臣中，高拱最有分量的对手只剩下首辅李春芳了。李春芳原为次辅。隆庆二年（1568）徐阶去后，58岁的李春芳继徐阶升任为首辅，“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明史》列传第八十一），由此成为高拱的重点攻击对象。实际上齐康当年弹劾徐阶之时，也曾攻击次辅李春芳和首辅徐阶在内阁中狼狈为奸弄乱朝政。只是李春芳性格恭谨，穆宗下旨慰留，李春芳才递进为首辅。《明史·列传第八十一李春芳传》记载说：“始（徐）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这表明在高拱的逼迫下，李春芳的处境也很是艰难。隆庆五年（1571），给事中王祯在高拱的暗示下，上疏指责李春芳“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意思是说李春芳高居相位之后，就罔顾亲人，是为“不忠不孝”。李春芳在高拱的道德压制下，不得不五上乞休奏疏求去。由此，高拱的又一重量级对手从内阁中消失。

李春芳之后是大学士殷士儋。这个人比较猛，不似李春芳等人委曲求全，比较富有斗争精神。他虽然和高拱一样，曾做过裕王的老师，却并不因此讨好高拱，故而长期得不到提拔。隆庆四年（1570），直到李春芳去职后，他才任文渊阁大学士。所以当高拱将目标对准他，指使门生韩楫弹劾他时，殷士儋终不能忍，和高拱在内阁当场爆发了。他怒骂高拱说：“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还当众挥拳击打高拱。只是殷士儋的鲁莽行为适得其反，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他被逐出内阁，成为高拱大棒之下的又一牺牲品。

由此，内阁中除了高拱，硕果仅存的人物便是郭朴和张居正了。其实，郭、张二人若联手的话，高拱要达成目的殊非易事。但此前徐阶在草诏事件中未和同列阁臣的高拱、郭朴一起商量，有意无意间将郭朴和高拱绑在了一起。《明史·郭朴列传》记载：“及世宗崩，（徐）阶草遗诏，尽反时政之不便者。（高）拱与（郭）朴不得与闻，大恚，两人遂与阶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当时言官弹劾高拱时多波及郭朴，郭朴作为一个“受害者”，自然不会和张居正结成战略联盟。而高拱也乐得区别对待，只将矛头指向张居正。隆庆五年（1571），高拱的手下人传言张居正接受已经下野的徐阶三万金的贿赂，以为其犯事的三子进言。两人关系愈加紧张。次年，给事中曹大野上书言及高拱不忠十事。高拱则怀疑他是受张居正所指使，愈发产生要逐张居正出内阁，自己独掌大权的想法。高拱较量张居正，至此正式拉开帷幕。

应该说在较量的最初阶段，高拱是占优势的。因为在当时的内阁里，张居正其实再无结盟的对象。另外作为亲徐阶派，在徐阶退隐的背景下，他也没有外力可以援助。同时就和皇帝的私人关系而言，张居正也不如高拱来得深厚。高拱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裕王出阁讲读时，就任首席讲读官。随后讲读九年，“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给他，可谓深得裕王的赏识和倚重。高拱后来之所以敢在阁中与时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公开舌战，倚仗的就是当年裕王、现今隆庆皇帝对他的私人感情。而张居正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后才去裕王府讲读的，只不过是当时数位讲读官中的一员，和高拱的首席讲读官身份及其与裕王的私人关系无法相比。所以在这场高拱发动的首辅争夺战中，张居正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那么，高拱又为何最终落败呢？这是因为张居正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联手敌人的敌人，各取所需，同时增强自己的胜算。张居正观察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与高拱结怨颇深，是谓可以联手的敌人的敌人。而隆庆皇帝病入膏肓，高拱可以倚重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如何在仕途危局中破局、做局进而构筑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局面，高拱做得不如张居正老到。

或许我们在这里还要重点介绍一下冯保。因为高拱不仅是败在张居正手里，其实也是败在冯保手里。在他和冯保的前史中，其实已经隐含着将此人往张居正那方力推的因素。这是高拱为人、为官最终失败之所在。和张居正的处境一样，隆庆时代的冯保也是个郁郁不得志者。他虽然早在嘉靖时期就混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却在隆庆年间受到高拱的弹压，始终得不到升迁。隆庆元年（1567），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是内府之中的最高职位，按道理原本应该由秉笔太监冯保来递补的，高拱却打破常规，有意打压他。甚至在陈洪被罢免后，高拱仍不让冯保去掌司礼监印，而是推荐了另一个叫孟冲的人上位。由此冯保和高拱结怨。张居正联手冯保，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高拱以及各自的利益追求。冯保想上位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也想成为内阁首辅，如此而已。

但高拱却不明白这些。他高高在上，麻痹大意，听任张居正和冯保结盟。在隆庆皇帝病危的时候，张居正瞒着高拱，和冯保一起秘密准备了隆庆“遗诏”。史料记载，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交益固”。这份遗诏其实是张居正起草的，中心意思是让司礼监辅佐太子，并让司礼监太监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同受顾命。遗诏只字不提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名字，只以“司礼监”三字一笔带过，以麻痹高拱可能会产生的疑心。但遗诏公布后第二天，两宫（指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和穆宗正宫娘娘陈皇后）亲传懿旨称：“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中官考》卷一〇〇）高拱悔之晚矣。

冯保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后，高拱立刻展开反击。他一方面指使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及广西道试御史胡孝等人弹劾冯保，指责他“四逆六罪”“三大奸”，另一方面上名曰《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请求今后“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试图罢黜司礼监的权力，将权力完全归之于内阁。这是高拱从人身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对冯保发起攻击。但高拱糊涂就糊涂在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居然还看不清张居正的真面目，甚而至于派心腹韩楫将此事密报张居正说：“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意思是他要和张居正共同驱逐冯保，罢黜司礼监的权力，以做到集权于内阁，共建不世之功。

那么，张居正怎么反应呢？他将计就计，一方面和韩楫虚与委蛇，称：“去此阉（指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另一方面紧急联络冯保，要他采取对策。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在于接下来，他和冯保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桥段，借以激怒高拱，使得他祸从口出，酿成大错，以为其所利用。当高拱上疏被以内批形式退回后，他看到的是在上面，冯保以万历皇帝名义写下的四个字：照旧制行。意思是司礼监的权力不得罢黜，一切按照老的规章制度去执行。高拱由此激愤，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冯保立刻纂改这句话里的意思，向万历小皇帝进谗言道：“高先生（高拱）说，十岁儿安能决事！”表面上看，“自裁”和“决事”意思差不多，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十岁儿安能决事”性质要严重得多，很有犯下“欺君之罪”的嫌疑。十岁的万历小皇帝由此大怒，史料记载他入告皇太后，“高拱因此酿祸不可解”。

应该这么说，高拱毫无顾忌的言行在为自己减分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为张居正加分。高拱自恃是首席顾命大臣，不把李太后和万历小皇帝放在眼里，清人谷应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其嚣张气焰，由此可见一斑。而“十岁儿安能决事”一语传开后，高拱的仕途已然走到尽头。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在神宗即位六天后，两宫太后与万历小皇帝联名颁旨罢黜内阁首辅高拱曰：“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就这样黯然归去了。不过仕途虽已结束，高拱却还有话说。他归家后，发愤著书立说，写了《病榻遗言》等书。《病榻遗言》其实是一部政治回忆录，是高拱对自己与张居正较量经过的一次总结。在这本书里，高拱是己而非张，认为张居正“附保逐拱”“矫诏顾命”“招权纳财”“谋害元辅”等，很有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当然高也借此抒发了自己失意之后浓浓的仕途惆怅。

万历六年七月二日（1578年8月4日），高拱病卒，享年66岁。至此，紫禁城的一个权斗故事尘埃落定。它像一个标本，将城中人的官场生态做了起承转合的演绎，每一个阶段都栩栩如生，残酷无比，传递出中国式权力文化的诸多细节与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