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者：严嵩，历史深处的滋味

一

紫禁城里的角色，君主与人臣自然各有各的扮相。

位置不同，责任与义务就有分别。在某种意义上说，人臣比君主的为人处世之道更为艰难。君主可以一言九鼎，人臣却要察言观色、左顾右盼，在钩心斗角中完成进退之道。

所以这就演绎出为人臣者的生存哲学。比如严嵩——清纯、柔媚、阴狠、沮丧，这是善变者严嵩的四张面孔。紫禁城内外，一个书生被城池或者说权力场改变的故事，留下了帝制中国关于生存术的一大范本。

最初，那个叫严嵩的名人留给世人的面孔是清新可人的，恰似一个书生。这个江西分宜人五岁启蒙读书，九岁读县学，十岁时县试成绩已经出类拔萃。十九岁他乡试中举，廿六岁廷试二甲二名，赐进士出身。正德二年（1507），严嵩授翰林院编修，官居七品。这一年他才27岁，轻而易举地就成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

但即便如此，严嵩得以名世的依旧是他的才华。严嵩的才华可以说是横着溢出来的，哪怕在他少年之时，也已露出鹤立鸡群之相。严嵩十岁时县试成绩了得，当地父母官有心考他，出上联曰：“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严嵩是怎么应对的？他随口答道：“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此中气势，确实不同凡响。

《明史·严嵩传》说严嵩“长身戍削，疏眉目”，很是一副郁郁寡欢的书生形象。有时忧郁，有时愤世嫉俗，“大音声”，嗓门会突然间变大，为国计民生讨说法。事实上严嵩并非官二代，亦非富二代。他家境贫寒。分宜已是偏僻之所在，严嵩出生在分宜介桥村里，更是穷山恶水之地，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做孩童们的启蒙老师，状况像极当下的民办代课教师，收入很没有保障的。严嵩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人头地，所倚靠的只能是知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古今同理。

但命运似乎变幻莫测，并在正德二年（1507）对严嵩发出隐隐的冷光。这一年宦官刘瑾矫诏开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名高官大名单，称之为奸党，并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搞得百官们很没有安全感。而正德皇帝朱厚照性喜游乐，将内宫改造成集市。他和太监们在这个封闭式的集市着商人服装，熙熙攘攘高声叫卖讨价还价，沉溺在角色错位中不能自拔。后又在八月十五这天下令于西华门中开建“豹房”，以为寻欢作乐之场所。书生严嵩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对政坛丑陋现象自然不能容忍。可世上事大多无第三条道路好走。或阿附，或决裂，而决裂者的下场却是惨不忍睹的。这一年，南京御史蒋钦就为他的决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月，蒋钦上疏说：“刘瑾是一小人，陛下视为腹心股肱，不知其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一贼弄权，万人失望。陛下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乞听臣言，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这是蒋钦在以命和刘瑾相搏，但朱厚照看了此疏，无动于衷。三天后，蒋钦又上疏说：“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刘瑾畜恶已非一朝……陛下不杀刘瑾，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蒋钦因这份奏疏言辞过激，结果被杖三十，投入狱中而亡。

毫无疑问，蒋钦之死给了仕途新人严嵩一个警告，那就是鸡蛋碰石头，结果会很惨。他这个翰林院编修人微言轻，自是不可能改变官场生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严嵩刚踏入仕途，心情是很郁闷的。第二年也就是正德三年（1508），严嵩祖父及母亲相继去世，按制他应该回家服丧守孝三年。这似乎给了严嵩一个躲避暗黑官场的理由。既然从皇帝到宦官都是胡作非为式的人物，自己也没必要陪他们玩了。愤青严嵩自此欣欣然地回到江西分宜介桥村里，开始去做他的孝子兼隐士去了。之所以称严嵩为隐士，是因为他借守孝为由，在那个山沟沟里待了八年之久。从正德三年（1508）到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远离政坛，像极了一个愤世嫉俗、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书生。

严嵩在家乡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的状态。起码正德三年（1508）到正德十一年（1516）的严嵩留给世人的，还是一张“颇著清誉”的面孔。“颇著清誉”是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阁臣李梦阳给他的评价。严嵩入翰林院时，包括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就“咸伟其才”，对他很是赏识的。甚至严嵩在归隐期间，屡遭刘瑾排斥的李梦阳还曾屈尊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则和诗道：“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严嵩此时的心态，或许还是陶渊明式的，是归园田居的状态。他在自己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著《钤山堂集》，称自己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学种南山田”之语，暗示了二三十岁时的严嵩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志存雅趣的，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严嵩在钤山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33岁时喜得贵子——严世蕃，这个后来为他带来无尽烦恼的儿子对当时的严嵩来说，却是上苍赐给他的珍贵礼物。他为此欣然作诗道：“三十年过方有子，却论情事集悲欣。总叨先德宜昌后，每为身愁欲废官。琴书他日期堪付，堂构兹丘幸苟完。庭中翠竹红葵色，乘醉邀宾秉烛看。”（《有喜致醉》）严嵩归隐期间共做诗七百余首，同时应袁州太守之请，修撰《袁州府志》。严氏如此这般的生活，的确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淡泊名利的书生才具备的。

从正德三年（1508）归隐，到正德十一年（1516）复出，帝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正德三年（1508）正月，戊辰大计，考察外官。那些不肯阿附行贿刘瑾的官员纷纷被贬。六月，因有人将写有刘瑾罪状的匿名信投放于御道上，刘瑾下令彻查。矫旨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又在当夜将三百多官员收入锦衣卫狱。由于正值酷暑，被关押的刑部主事何轼、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竟中暑而死。八月，刘瑾又设立内行厂（简称内厂），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自己亲自统领，一时间帝国官员人人自危。正德五年（1510），太监张永因与刘瑾有隙，向皇帝密奏刘瑾谋反情状十七事。刘瑾下狱，随后帝国大治刘瑾奸党，“一时朝署为清”。原以为吏治会从此向好，却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祸乱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营边军兑调操练，江彬得他宠信，在宫内操练营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号声达九门”。而正德经常做总司令状不时加以检阅，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观乐，不理朝政已成常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37岁的严嵩结束了归园田居优哉游哉的生活状态，选择复出了。

但其实，就内心操守而言，严嵩还是个书生。因为他很快发现，复出后的自己依旧是个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小官员。严嵩复出这一年元旦，紫禁城很有些诡异和凶险的气氛。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初一是元旦（旧时元旦按阴历计，取一元复始，万物更新之意），百官们早早地入朝向皇帝祝贺元旦，但正德却久未露面，因为除夕之夜在豹房玩了个通宵，他还在龙床上呼呼大睡，直至元旦酉刻（17：00到19：00）才匆匆赶到奉天殿，接受百官们的朝贺。当然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朝贺而是晚贺了。晚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当贺礼结束时，已至深夜。百官们急于回家，竟然争先恐后，互相踩践，以至于情形狼狈不堪。有丢了官帽的，也有官服被挤破而大打出手的，更有右将军赵郎因为拥挤被活活挤死在禁门，酿成悲剧事件。初六日，官员正式上班。浙江道御史程启充上疏请皇帝“勤于视朝，屏绝游宴”。但正德依旧我行我素，对此置之不理。

严嵩复出后，还是做翰林院编修，这个职务并无多大实权。不过即便如此，严嵩还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批评“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又对皇帝运楠木北上的做法提出批评，直言不讳地说：“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这个就为他进一步树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与他交游的人物李梦阳、何良俊、王阳明、何景明、王廷相等也都是一时名士。前文所说的阁臣李梦阳是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公开表扬严嵩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严嵩）为最。”何良俊是当时的戏曲理论家，自称与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题书房名曰“四友斋”。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对严嵩也是颇有好评。他评价严嵩的诗是“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另外在当时，哲学家王阳明，“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的何景明，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王廷相都乐于和严嵩交游。一个毫无背景的翰林院编修，能与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说明严嵩作为一个书生官员，其文字功底应当是很不错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严嵩的青词之所以写得好，跟他文章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牌匾“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这一点，也是实打实的功夫啊。

作为公知，严嵩复出后书生本性不改。批评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游玩作乐、不理政事的背景下，严嵩的那些慷慨陈词除了为他博得更多的清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或者说坏处。因为皇帝直接将他无视了，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年仅三十一岁。随后，嘉靖皇帝统治帝国，严嵩的仕途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机。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45岁的严嵩升国子监祭酒，从南京回到北京。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主要任务为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严嵩虽然在职务上有所提升，却依然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而彼时的严嵩仍旧书生意气，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可是没有人知道，一场静悄悄的、来自他性格深处的改变正在进行。三年之后的嘉靖七年（1528），严嵩开始变脸，他不再是一个清纯的书生，而变身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

二

嘉靖七年（1528），严嵩由国子监祭酒提拔为礼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是从二品，拥有实权，比国子监祭酒的从四品要高两级，严嵩相当于从一个闲职单位的副厅级干部摇身一变为实权单位的副部级干部，从而进入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干部行列。

这一年，嘉靖皇帝朱厚熜给严嵩派了个任务，到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这个工程是在嘉靖皇帝已故生父兴献王园寝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正德皇帝死后无子，从族系上讲，朱厚熜为他的堂弟，血缘关系最近，因此得以入继帝位。嘉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顾百官反对，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帝，并且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由此在他心目中，显陵扩建工程是个关系到孝道的重大工程，非稳重老成之人去主持不可。严嵩这一年48岁，从年龄上说老成是老成了，稳重则未必。因为以往他的所作所为，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愤青形象。现在人到中年，他会不会从愤青沿袭为愤中呢？的确，严嵩此时的仕途正面临一个拐点，或者借此机会一跃而上，或者老毛病发作，继续愤世嫉俗，将事情搞砸了，从而在仕途上遭遇重挫。那么严侍郎接下来又是怎样做的呢？

严嵩到钟祥后，遵照嘉靖皇帝“如天寿山七陵之制”的要求对显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先是建成方城明楼，然后立献皇帝庙号碑，同时还构建红门、碑亭、石像生等。显陵扩建工程前后共征用湖广布政司各府州县民夫两万余人，总花费达白银六十万两。作为一个礼部侍郎而不是工部或者说户部侍郎，严嵩能做到这个程度可谓尽心尽责，功德圆满了。但谁都想不到，严嵩功成还朝后竟然节外生枝，上了一道与显陵扩建工程完全无关的河南灾区灾情严重之奏疏，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

这一年是嘉靖七年，是嘉靖皇帝执政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帝国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兵部尚书胡世宁令游击彭浚平定吐鲁番武装力量进犯肃州的图谋；总督两广军务的王阳明在广西断藤峡平定瑶民起事；重订《大明会典》；颁示《明伦大典》；通惠河得以修浚。帝国不说欣逢盛世，也谈得上有所作为了。特别是这一年，嘉靖皇帝经过大礼议事件后终于为自己的生父生母加上皇考、圣母尊号，称皇考（生父）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圣母（生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并且诏告天下。正所谓吉祥如意之年，不能给皇考、圣母抹黑的。而严嵩督建的显陵扩建工程其实正是吉祥如意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他而不是别人在工程完工后上河南灾情严重以致于发生“人相残食”惨状之奏疏，事实上除了用脑子进水来解释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通。

但是很幸运，嘉靖七年的严嵩最终却有惊无险，不仅没有受到皇帝的严处，反而得到嘉奖。这又是为何呢？原来严嵩上的不是一道疏，而是两道。他在报忧之后紧接着又上了一道报喜之疏。严嵩在奏疏中说，他这次督建显陵，途中所见除了灾情外更多的是祥瑞，特别是立碑所用之石非同凡响——“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严嵩因此欣欣然建议皇帝要撰文立石以记此祥瑞之事。严嵩的这两道奏疏一忧一喜，先忧后喜，再没有了以往作为书生时代的严嵩所具有的有话直说、直抒胸臆的品质，而是暗含机心——先呈河南灾情严重疏报忧以体现他的忧国之心，后呈祥瑞疏以体现他的忠君之情。一忧一喜实际上表达的是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两个字——柔媚。

柔媚是仕途中人的基本功，却非书生本性。嘉靖七年的严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变脸，从愤青转变为媚中。很显然，嘉靖皇帝是很乐见严嵩的这样一种改变的。对于严嵩的报忧疏，皇帝不但没有责怪，而且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他发布指示称：“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至于报喜疏，嘉靖皇帝更是表扬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总之，严嵩是报忧报喜两相宜，深谙为官之道了。

嘉靖七年“两疏”事件之后，严嵩的仕途呈向上的趋势。从礼部右侍郎升为左侍郎，随后转任吏部左侍郎，再然后在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杀一个回马枪，顶替入阁办事的夏言接任礼部尚书一职，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正部级干部了。但是两年之后的嘉靖十七年（1538），严嵩突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这一年，嘉靖皇帝想让他的生父称宗入太庙，命令礼部开会谈论此事。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必须直面这个敏感的问题。虽然在嘉靖七年（1528），嘉靖皇帝的生父已上皇考尊号，但本生皇父称宗入太庙之举，却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严嵩如照办，自己“颇著清誉”的形象将立刻崩溃；如不照办，礼部尚书还能不能当下去就很难说了。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的群臣伏阙哭争“大礼”事件严嵩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一年，尚书秦金等为了阻止嘉靖皇帝给其生父上皇考尊号，率朝臣二百一十五人赶赴左顺门，跪伏恸哭，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此事发生后，嘉靖震怒，有一百三十四人因此入狱，八十六人待罪。大学士丰熙等八人编戍充军，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廷杖，王思、裴绍宗等十七人先后被活活杖责而死。群臣伏阙哭争“大礼”事件其实阻挡不了嘉靖皇帝给他生父上皇考尊号这样一个结果。嘉靖七年（1528）严嵩到湖广安陆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就是这个结果的达成。现今嘉靖想让他的生父称宗入太庙，严嵩不能不考虑逆势而为的可怕后果。由此，他做出的选择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援宋儒之说，称宗入太庙以功德宜配文皇，以亲则宜配献皇。意思是皇上真想让自己的生父称宗入太庙，从宋儒之说仁者爱人的角度出发，也似乎是可以的——整个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不负责。但没想到皇帝竟然勃然大怒，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的文章来责难严嵩，嘉靖皇帝的意思是严嵩必须摈弃模棱两可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其生父称宗入太庙之举。史料记载严嵩挨训后“惶惧，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其柔媚神态，再一次浮现出来。严嵩先是引经据典称，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庙，晋则十一室而六世，唐则十一室而九世。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据，而今“皇考亲孝宗弟，臣谓宜奉皇考于孝宗之庙”。不仅如此，严嵩还为此事撰写《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以取悦嘉靖皇帝。

至此，严嵩那张曾经清纯的书生面孔消失殆尽，代之以一张柔媚的权臣面孔。经过三十余年的仕途历练，严嵩终于变成一块毫无棱角的鹅卵石，似乎不再锋利。不过，真的如此吗？其实不尽然。在另外一些层面上，严嵩锋利依旧，甚至可以伤人，只是严嵩的锋利不是针对皇帝而是针对同僚的。比如那个曾经引荐他做了礼部尚书的阁臣夏言。(www.xing528.com)

三

嘉靖七年（1528），当礼部右侍郎严嵩到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时，比他小两岁的夏言因为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而被皇帝调入翰林院，成为一名侍读学士。起码在这个时候，夏言在仕途上的成就是不如严嵩的。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三甲进士，严嵩则在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比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早了足足十二年。他们俩其实是江西老乡——夏言是江西贵溪人，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虽然在嘉靖二年（1523）时，夏言曾任吏科都给事中，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看上去也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但给事中只是从七品，人微言轻，也实在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夏言在当时作为一个低级干部，与中高级干部严嵩之间，看不出有什么故事值得发生。

但是嘉靖七年（1528）却是意味深长。这一年严嵩在进步，夏言也因为他的那份奏疏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侍读学士没做多久，夏言就掌翰林院事了，随后兼礼部左侍郎，再到最后升为礼部尚书。嘉靖十年（1531）三月，夏言被提拔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嘉靖十五年（1536）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而严嵩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要入阁参与机务时，才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并且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严嵩才加太子太保，十九年（1540）七月，加少保，比夏言足足晚了四五年时间。在嘉靖七年（1528）到嘉靖十五年（1536）的时间路径上，严嵩和夏言就如龟兔赛跑般，逐渐拉大了距离。这其中，原因何在呢？

正所谓“高富帅”在任何时代都吃香。夏言身材高挑，眉目俊朗，又留了一副很有艺术范儿的胡子，恰似玉树临风般，在人群中很有鹤立鸡群的感觉。“高富帅”三个字夏言占了头尾两条。同时夏言有才，应该说是“高才帅”。青词写得相当好，皇帝每次看了，都要赞不绝口的，“欲大用之”。果然这一用就收不住了，最后夏言在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三年后升为首辅，将严嵩远远地甩在后头。

不过严嵩阴狠的面孔并没有在最初的时候显露出来。他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后，夏言对他一直颐指气使，屡以恩主身份待他，严嵩这才决定对夏实施报复。但是严嵩的报复行动深藏不露，他甚至以柔媚的身段对待夏言的傲慢，以达到麻痹对手的目的。严嵩所在的礼部有时需向内阁呈送文稿，而其亲拟的文稿经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甚至夏还将文稿掷还严嵩，令其重拟。严嵩每次都笑眯眯地接受了。此其一；其二，严嵩为了与夏言搞好关系，常常在家里设宴请他吃饭。夏言要么答应了不来，要么来了之后一声不吭，故意冷场。面对如此羞辱，严嵩还是笑眯眯地接受了。

但正所谓口蜜腹剑，严嵩一旦抓住不利于夏言的机会，那是要毫不犹豫地下手的。由于夏言为人傲慢，擅自坐轿出入西苑斋宫，以及拒绝佩戴皇帝特赐给阁臣的道家香叶冠，还上疏称此“非人臣法服，不敢当”；最重要的是夏言对写青词一事不再上心，经常拿旧作敷衍了事，嘉靖皇帝对他渐渐疏远。严嵩则抓住机会，趁机有所作为。他每次写青词，都搜肠刮肚，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每去西苑时，必定恭恭敬敬地戴上其升级版的道家香叶冠——在叶冠上笼一层轻纱，看上去很有一种朦胧美。

嘉靖二十年（1541），帝国的天空出现日全食。皇帝要下诏罪己，严嵩乘机在其身边密语说该罪之人不是皇上而是首辅夏言。正因为此人胡作非为，所以天象才示警。由此，嘉靖下诏革去夏言官职，令其回籍闲住。与此同时，严嵩的仕途出现异动：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他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仍掌礼部事。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严嵩获赐银记（即银印）一颗，印文为“忠勤敏达”，以便他朝夕入见，密札言事。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严嵩加太子太傅。该年九月，改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升任首辅。该年十二月，严嵩加少傅。

一边是夏言的去职，一边是严嵩的高升。严嵩的口蜜腹剑之功可谓收效显著。但世上事常常波澜起伏。嘉靖二十四年（1545）底，夏言复出，跃居首辅。严嵩则为次辅。正所谓圣心难测，严嵩的仕途突然遭遇危机。这不仅仅是复出后的夏言一如既往地对他颐指气使，要命的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有把柄落在夏言手中。严嵩任首辅时，让严世蕃出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结果这个宝贝儿子贪污受贿什么都来，夏言抓住这个把柄后准备告御状，附带想让严嵩也下台。严嵩是怎么做的？严嵩开始危机公关。他放低身段，亲领儿子去夏言府上请求对方放自己一马。夏言也老到，托病不见。事实上此二人的博弈到这个时候夏言是占了上风的。如果他能将心肠硬到底，直将此事捅到皇帝面前，严嵩将圣眷不再。但很可惜，严嵩是人心大师，他抓住夏言不够决绝的性格弱点，先是贿赂夏言门人，进得府后直接跑到夏言跟前扑通跪倒，作可怜状，作悔恨状，作感恩状，作效犬马之劳状，直将夏言的心肠软下来，答应不将此事上报皇帝为止。由此，严嵩的危机公关得以功成。

如果我们将严嵩的此次危机公关放在日后他诬陷夏言且将其置于死地的背景下去考察，严的阴狠面孔由此得以完整呈现。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曾铣此前曾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的蒙古部落，他之所以要收复整个河套地区旨在建功立业。而夏言二次入阁，也有为自己增光添彩的念想。这样一件看上去毫无私心的政治议题，在严嵩眼里却成了扳倒夏言的绝佳机会。

严嵩先是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对皇帝身边的宦官毕恭毕敬，以为他日为自己进言所用。嘉靖皇帝身边的一个老宦官曾经如此评价几位内阁首辅对他们的应酬态度：“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严嵩经常给皇帝身边的小宦官一些好处，和颜悦色，作知心状，由此宦官们经常在皇帝面前为严嵩美言。在议复河套问题上嘉靖皇帝之所以出尔反尔，倾向于严嵩最后所论，实在是与身边宦官经常性的美言分不开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严嵩善于抓住和制造机会，令皇帝疑心渐起。夏言奏报议复河套时，嘉靖皇帝当初也是同意的。但过后不久，蒙古部落出兵侵犯延安府宁夏镇，严嵩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让言官上疏弹劾曾铣轻启边衅，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严嵩又收买皇帝身边的小宦官，别有用心地将各地灾异报告与议复河套奏章趁嘉靖醮斋祈祷时一起呈上，又唆使皇帝深为信赖的陶真人等道士进言河套不可复之言论，使皇帝疑心渐起。

其三，在政治上搞垮曾铣和夏言。严嵩唆使因犯军法曾被曾铣弹劾的边将仇鸾上疏诬告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粮以及贿赂夏言等“罪行”，又唆使锦衣卫都督陆炳站出来揭发曾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曾铣被杀。曾铣之死为夏言的去势埋下最后伏笔。

“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朝堂之上，皇帝向百官发出的这一连串疑问确凿无疑地将矛头指向夏言。夏言立刻做出辩解，并试图拉严嵩来为自己站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那么严嵩又是怎么回答嘉靖皇帝质疑的呢？他以退为进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如果放在官场政治学的背景下看两人的回答，真可谓高下立判了；再加上严嵩笼络人心功夫在先，皇帝的倾向性已是不言自明。此后，夏言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岁。

之后，严嵩重新站稳首辅之位。他的脸上重现和蔼可亲之神态。但表层皮相之下，严嵩那张阴狠的面孔其实若隐若现。总的来说严嵩是善变的，就像危机四伏的仕途，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恒定之策。善变者生存，不过善变者也可能遭遇死亡。因为世上的逻辑是生死相继。严嵩站上权力顶峰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他要走下坡路了。

四

严嵩的最后一张面孔是沮丧。

沮丧是因为遭遇了一个人：徐阶。

在严嵩的仕途履历表上，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月升任首辅直至嘉靖四十年（1561），其官场曲线一直是向上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月，严嵩加太子太师。该年十二月，加少师。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月，加特进光禄大夫。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兼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严嵩加升正一品俸。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改兼支尚书俸。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改支伯爵俸。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加岁禄二百石。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之前，严嵩升的是官职；嘉靖二十七年（1548）之后，严嵩官职已经升无可升，只能在职称工资上更上层楼。从一品俸到一品俸兼支尚书俸，再到伯爵俸，最后在伯爵俸的基础上加岁禄二百石，严嵩事实上领的不仅仅是工资，而且是皇帝对他的恩宠。

其实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出事之前，有关他的各种弹劾就层出不穷。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罪五奸；三月十一日，巡按云贵御史赵锦上疏弹劾严嵩恃权纵欲；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严嵩贪财纳贿。这些弹劾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弹劾者的命运或革职为民，或流放充军，更有甚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弹劾者杨继盛先是下诏狱，杖一百，随后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二十九日，被斩弃市，时年仅四十岁。这些人的遭遇说明皇帝对严嵩的恩宠确保了他的仕途可以一直安然无恙。如果我们在这些背景下看徐阶暗战严嵩的话，那的确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好戏。而严嵩败在徐阶的算计之下，最后一张面孔以沮丧示人，又仿佛让人想到了那四个字——因果轮回。

徐阶比严嵩小二十三岁，他们两个的的确确是两代人了。在仕途起点上，徐阶自然要落后得多。严嵩是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的，徐阶则在嘉靖二年（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也就是说徐阶踏上仕途要比严嵩晚了整整十六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初九日，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但在此之前，严嵩已经做了八年内阁首辅，是个老资格的相国了。徐阶如若在这样的比对情况下挑战严嵩，当然很傻很天真。

不过真实的历史情境是徐阶没有出手，而是严嵩出手了。或者说严嵩一直未雨绸缪，在警惕徐阶可能的崛起。徐阶这个人总的来说也是有才的，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他以探花及第，说明文章写得相当不错。他进入仕途仿佛是严嵩当年的克隆版——以撰青词博得皇帝赏识，在礼部任职之时就和其他阁臣一起被召至西庐为皇帝写青词，还获赐飞鱼服等，隐隐然已经显出要发达的气象来。严嵩之所以警惕徐阶其实不仅仅于此，还有一个他很忌讳的原因是徐阶当年进入仕途是夏言荐用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夏言的人。因此严嵩要尽一切可能阻止徐阶上位。比如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严嵩就向皇帝打小报告说：徐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

但徐阶这个人也的确老辣。他不像夏言那样傲慢、高调，而是夹起尾巴做人，韬光养晦，以图发展。为此他两手抓，两手都硬。一手抓严嵩——“谨事严嵩”，一手抓皇帝——更加“精治青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成长。

正所谓世上事此消彼长。一方面徐阶在成长，另一方面严嵩在衰老。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81岁，作为内阁首辅，很多政事他已经转给儿子严世蕃代为处理。最要命的问题是“严嵩受诏多不能答，所进青词又多出自他人之手”，皇帝开始有些冷淡他了。但即便如此，要是没有更大失误的发生，严阁老或许可以在仕途上以全始终的。只可惜这年十一月，严嵩还是出现了失误，或者说他犯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由于嘉靖皇帝当时所住的西苑永寿宫失火，严嵩建议他搬到南城离宫去住。南宫曾是英宗皇帝被也先俘虏归还后被幽禁的地方，皇帝认为严嵩此举为“且欲幽我”——相反，徐阶在此事上要善解人意得多，他建议皇帝重修永寿宫，并且用当时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的余料重修，以节省国库开支。皇帝一听，当然是龙颜大悦，并让徐阶之子来督造工程。第二年三月，永寿宫修复，嘉靖皇帝加官徐阶为少师，徐差不多与严嵩有同等的政治待遇了。

但严嵩最后的落败还不在这件事上，而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十九日，御史邹应龙受徐阶暗使，上《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父子弄权黩货，多行不法事。邹应龙弹劾说：“严嵩父子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抑勒侵夺，怙势肆害，所在民怨入骨……严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这样的一个弹劾要是放在嘉靖四十年（1561）之前，邹应龙恐怕凶多吉少。但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严嵩昏招迭出，已呈失宠之势，所以邹应龙弹劾正逢其时。皇帝马上下旨：严嵩放纵严世蕃，负国恩，令致仕还乡，严世蕃则下于狱。

其实严嵩在最后出事之前，也曾重施柔媚身段，向徐阶乞怜的。他在家中摆酒设宴，并让子孙家人跪拜徐阶，自己举杯说：“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其沮丧神情，难以言表。但事已至此，严嵩颓势难挽。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被贬官籍，儿子严世蕃处斩，家产亦被抄没。嘉靖四十五年（1566）严嵩病死，终年87岁。严嵩虽得高寿，却没能善终的。死前的他寄食墓舍，死后“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严嵩的仕途人生，以清纯始，以沮丧终，一路行来，恰似走了一个轮回，繁华落尽，峥嵘毕显，最后的结局不可谓不苍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