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光绪帝的挣扎与困惑

一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兴致勃勃地报道光绪皇帝说：“今年21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英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十六年后的1908年，《纽约时报》同样报道了中国的光绪皇帝，只是笔触显得忧伤了许多：“光绪皇帝的晚年生活对于他的随从们来说不过是一种令人怜悯和非常奇特的境遇。他体质羸弱，致使他只好充当一名傀儡皇帝。长期以来，他不但一直受着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不佳的困扰，同时也一直处于恐惧和绝望之中。后来，他表现出了明显的精神错乱，以致8月份他对外宣称说自己疯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个变动的时代，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事都难以做出恒定或非此即彼的判断。旧的世纪飞快地过去，新的世纪不容置疑地到来，一些东西在错位、断层，另一些东西则在胶着、沉淀。尤其是在紫禁城，在大清帝国，内部的变动和外部的变动纠缠在一起，国事呈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过程。似乎没有人可以适应这样的变化，更遑论掌控了。光绪二年（1876），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了第九个年头，一个叫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的人发明了电话。在帝国，可怕的“丁戊奇荒”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在随后的两年间，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约一千万，而帝国受天灾影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达两亿人口，差不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这一年，小皇帝刚刚六岁，什么都不懂，准备启蒙了。光绪九年（1883），越南阮朝的宗主国从清国改为法国，这意味着帝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了。2月21日，黄河在历城县漫溢，令人窝心。比天灾更窝心的是上海在这一年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后影响到整个中国。光绪十年（1884），一件影响后世但帝国当时不以为意的事情发生了——美国自由女神像在这一年安装竣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生根发芽。随后，帝国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逝世，帝国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当然这一年还发生了许多事，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发明了机关枪，第一辆摩托车在德国问世。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倡导日本要“脱亚入欧”的思想。这些事一时间也不会影响帝国的安危，但其潜在的风险不容低估，特别是日本“脱亚入欧”，反映了其骨子里的蠢蠢欲动，差不多在十年之后，帝国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沉重一击。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大婚后亲政。这一年，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了第二十二个年头，弘扬普世价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生效。7月14日，在恩格斯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宣告成立，并决议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年，巴西宣布成为共和国。华尔街日报首刊。中西价值观的对比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光绪十六年（1890），在专制体制下亲政的皇帝想有所作为，想视野更加开阔，力图看清世界的变化，而美国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则通过望远镜第一次看到了火星表面的“人工运河”。光绪二十九年（1903），皇帝因为变法失败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渴望自由、渴望飞上蓝天时，美国的莱特兄弟乘飞机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行。他们在这一刻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1908年在中国是戊申年（猴年），是光绪三十四年；在日本是明治四十一年；在越南是维新二年。这一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会正式成立；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国伦敦开幕；美国首次出现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女性运动员首次出现在现代奥运会比赛。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发生通古斯大爆炸，二是爱新觉罗·载湉清德宗光绪皇帝逝世了。光绪之死在如此纷杂的世界背景衬托下，实在是意味深长。这个忧伤而多病的年轻人在飞速变动的时代前试图有所作为却最终郁郁不得志，像极了帝国的宿命，可以善始，不能善终。

尽管他还不是最后一位接棒者。

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年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国有一些蠢蠢欲动，有一些蓄势待发，有一些欢欣鼓舞，有一些风雨欲来。这一年5月28日，41岁的南通人张謇考中了状元。这是他自16岁中了秀才后，长达二十五年科举跋涉的结果。随后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正式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事实上张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于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帝国为了庆祝这个吉诞，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作最后一搏，没想到否极泰来，功成名就。

这一年1月，名不见经传的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主张。但是很遗憾，他没能面见李鸿章。六个月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十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中国国民党之前身）。帝国开始有了异动。

帝国的异动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军机处章京陈炽则撰成《庸书》，主张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似乎是先知先觉了，但是帝国不为所动。帝国在这一年忙着向官绅商民借款，以筹措甲午战争的军费。户部正儿八经地拟定《息借章程》，规定月息七厘，六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这大约是帝国最早发行的内债了。还不错，此次“息借商款”筹措了一千一百余万两银子，大大解了帝国的燃眉之急。

但光绪皇帝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来。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最操心、最焦虑的人儿。一方面太后的六十大寿不能不办，也不能不办好；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能不化解，可这里头却是两难，光绪一时间找不出破解之道。

早在三年前，慈禧宣布，“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随后，帝国拨出三千万两银子的专款，以为慈禧太后举办庆寿典礼之用。在慈禧太后的庆典想象中，1894年的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生日）应该大排銮驾，在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应该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热热闹闹庆贺她的吉诞。然后就是在颐和园内听大戏，开大宴，难忘今宵。但光绪却突然向太后提出“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由此，帝后党争从幕后走向台前。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为帝国政治博弈的催化剂。慈禧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对主战的翁同龢等御前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令吾不欢者，我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意思是“谁让我痛苦一下子，我让谁痛苦一辈子”。慈禧太后这话既然是当着光绪皇帝的面说的，那就是针对他的——果然，若干年后，变法失败的皇帝被囚禁了。光绪的余生毫无疑问是痛苦不堪的。

但1894年的光绪最初还是生机盎然的，起码看上去无所畏惧。这一年，他23岁。23岁的皇帝这样对李鸿章下令道：“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李鸿章却自得于北洋舰队“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所以他既不主动出击，也无所作为，直到这支名声在外的舰队全军覆没。当败局已定时，光绪悲愤地诏责李鸿章：“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他下令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但李鸿章却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安然涉险——其深层原因其实在于后党构筑了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令光绪皇帝无奈加无趣。对此，历史学家范文澜如是分析：“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力，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

所以1894年的光绪虽然看上去是生机盎然的，但是生机盎然的背后却是苍白无力。而1894也注定成为一个告别的年头，与同治中兴三十余年来改革的成果说拜拜。从1860年开始的帝国自救运动虽然有一个不算太坏的开始，但结局却是惨不忍睹。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于是，在帝国的一襟晚照中，光绪只能摆一个不自然的姿势，留下一个生硬表情。他的灿烂笑容转瞬即逝，而慈禧太后开始睚眦必报了。四年之后的1898年，光绪的老师、帝党重要成员翁同龢被太后开缺了，随后，他自己也差点被开缺，只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或者说称号——皇帝。这时候，19世纪走到了尽头，新世纪开始扑面而来，吉凶未辨。

三

1898年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6月，紫禁城，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轮回。此前几天，操劳“洋务”近四十年的恭亲王奕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仅仅四天之后，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去有所作为；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事实是，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

当然这样的不对等仅仅是一个表象，毕竟变法是大势所趋，是帝国自救的唯一正途。几年之后，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惊愕地发现慈禧太后步他后尘再言新政时，他或许应该明白，自己输了1898年的这场较量——两个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主宰帝国命运的较量。

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就像康有为和荣禄的问答。康有为变法期间在等候皇帝召见时曾经路遇荣禄。两人有过一段锋芒毕露的对话。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回答应该说透着他的不妥协和以死明志的消息。

也许，最初的较量还是有悬念的。慈禧太后长袖善舞，精于权谋，懂得先发制人，也懂得后发制人。但光绪的新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他年轻，有激情，等得起，换句话说时间在他这边。只要光绪谦虚谨慎、不急不躁，他或许可以笑到最后。

只是很遗憾——年轻最后输给了年老，激情输给了计谋。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我们看到慈禧太后出招了，她不疾不徐，却处处留有后手或者说伏笔。6月15日，慈禧在让翁同龢去职的同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的官职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另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十天后，慈禧太后又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只指向一个图谋——将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枪杆子以外，还有权把子。慈禧令光绪帝下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格端佑康颐临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顶，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军臣，亦一体具奏折谢。”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到皇太后面前具折谢恩，这是对最高权力归属的明确指证，也变相剥夺了光绪亲政以后暂时的皇权支配资格。如果具体到当时的变法实践活动，慈禧此举一可以防止光绪起用新党人物担任高层职位，二可以防止亲太后派的守旧大臣被废黜。一举两得。

光绪当然也出招，但光绪的招法刚有余而柔不足，表面上很凶猛，却没有后劲，显得苍白脆弱。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光绪接连下了一百多道有关新政的诏令，所谓“维新之诏联翩而下”，但是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新政的寥寥无几。中央二品以上大臣，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一人敢言新政，地方上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属真心支持新政外，其他“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这是一种观望或者说排队，在太后与皇帝之间，很多人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6月24日是意味深长的一天。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则奏劾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受贿二百六十万两。62岁的张荫桓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的工作，政治面貌左倾，支持新政。事实上张荫桓有没有受贿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胡孚宸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奏劾他，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较劲与僵持——新政每行一步都会有阻力。

不过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对她有杀伤力的出招还在两个多月后。9月4日这一天，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同时赏礼部主事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光绪这样的操作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此前三天，王照上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变法情况。但是怀塔布、许应骙却不肯代送其疏。许应骙甚至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光绪便出手了。光绪的出手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他随后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还直接召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光绪此举在慈禧太后看来不仅有笼络人心之嫌，还有阴谋作乱的可能。因为袁世凯不仅是直隶按察使，还统率新建陆军，可谓实力人物。更要命的是光绪公开要权了。9月13日，光绪帝请旨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这真是危险的挑战——光绪开懋勤殿无异于设立政治改革中心，至于设顾问官是请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虽然这只是个动议，但慈禧却心存疑虑。她大声说“不”了。由此两人摊牌的时刻不期而至。

透过1898年的迷雾，我们也许还能依稀看见那场不对等的较量是如何一一展开的。最后时刻，光绪慌了手脚，露出了他的生硬和迷茫、天真和急迫。9月17日，事情紧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但他对袁世凯的政治倾向却一点都不摸底。同样不摸底的人儿还有谭嗣同。他竟然夜访袁世凯，说皇上希望他袁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以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将自己的政治底牌泄露无遗，也让光绪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的手腕要老辣和从容不迫得多。首先，她的政治敏感性很强。18日，当她看到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上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立刻决定从颐和园回城监察。20日，当光绪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询问日本改革情况时，慈禧太后到场监听，令光绪不敢有所作为。这场原本有很大操作空间的会见仅仅持续了15分钟就结束了，伊藤博文没有什么收获，光绪也同样没有任何收获。不仅如此，光绪的命运在第二天急转直下。由于荣禄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了光绪帝，然后下诏训政——这场1898年的较量在中秋节前就匆匆结束了。光绪的权力人生犹如昙花一现，黯然收场。

从历史上看，任何变法其实都是需要买单的，戊戌变法尤其如此。事败之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六人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被“即行处斩”，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两年后他在新疆被杀。光绪则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度过他的余生。1898年帝国的权力博弈谱系在经过激烈的震荡之后重归平静。(www.xing528.com)

1900年，慈禧太后还想进一步有所作为。这一年的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以为将来大统之畀”。慈禧此举无疑是用公开立储的方式来变相废黜光绪帝，以对光绪帝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追加惩罚。但慈禧太后没有料到，帝国的权力格局开始走向微妙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率先反对，称“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反对废黜光绪，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是否就立储上贺表态度暧昧。这让慈禧太后深感失落。最要命的是西方国家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公布光绪病情，同时允许外国医生进宫为光绪帝诊断。随后法国医生德对福博士（Dr.Detheve）入宫诊断光绪帝病情，结果是“血脉皆治，无病也”。于是，这场发生在己亥年（1900）的建储计划被迫搁浅了，光绪作为帝国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形象深藏瀛台，并只能将自己活成一个符号，一个传说中的失败者。这个王朝虽然以他的名义艰难向前，但一切微妙暧昧，首鼠两端，充满了大崩溃前的混乱气息。

20世纪开始的时候，强悍如慈禧者也感到了力不从心。毕竟她也老了，快70岁的人了，和大清帝国一样，不再思维敏捷，充满往昔的那些生机和可能……

四

1900年是一个充满了暗示的年头。它是开始与告别，是欢乐圆舞曲，也是忧伤的离歌。这一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而让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重现人间。但是很快，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被闻风而至的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劫掠到世界各地，中华文明的命运在1900年由灵光一现变得支离破碎。

同样是在这一年，首次发现甲骨文并购藏它的王懿荣以身殉国。这位光绪六年（1880）的进士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当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东便门后，他偕妻小投河殉国，时年55岁，身后留下大量甲骨文无人看守，更无人整理和破译。

甲骨文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分别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和20世纪的第一年，中华文明最神秘和最久远的风采乍现人间，但人间正是乱世，光绪王朝此时岌岌可危，所以文明的命运注定是要流离失所的，这是1900年的帝国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前六日，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在和平的旗帜下，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一再照会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这是危险的信号，此时在帝国内部，义和团焚烧教堂、打杀教民以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愈演愈烈，帝国对其是抚是剿，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行动。这个问题貌似简单，非此即彼，可在决策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皇权的争夺和对帝国今后命运的判断或者说把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剿。给出的理由是内忧外患，不先解决内忧就无从解除外患，如果招抚义和团，毫无疑问将给列强以入侵帝国的口实，此举风险甚大；而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以及大学士徐桐则主张招抚义和团，但背后的理由却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此三人中，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儁的父亲，徐桐是溥儁的老师，刚毅则是后党集团的骨干，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目的是利用后者为其火中取栗，抗击一直支持光绪皇帝的西方列强，以武力解决废立问题，光绪下台，溥儁登基。所以端王载漪等将爱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以售其奸。

慈禧太后首鼠两端。她当然也想让光绪下台，溥儁登基。但义和团真能抗击列强吗？这是一个问题。五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了御前会议，此前她已连续四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讨论剿抚问题，无果。这一次的御前会议观点依旧针锋相对，结论依旧无果。忠于慈禧太后的力量和忠于光绪皇帝的力量胶着在一起，历史的脚步停滞了下来。

一个人开始铤而走险，准备有所作为。载漪。他在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夜晚制作了一份不平淡的文件——列强“归政照会”，从而改变了历史可能的前进脚步。这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慈禧太后手中的“归政照会”令她下定了决心。因为“归政照会”中有这样一条：“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御前会议再次召开，慈禧太后宣布“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以借力抵御列强。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历史的残酷性至此清晰呈现，真可谓泾渭分明。

帝国在8月15日这一天尊严扫地。这一天清晨，北京城下着忧伤的细雨，打湿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他们中有慈禧、光绪以及载漪、溥儁、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等，还包括内监李莲英。一个王朝的家底就这么稀稀拉拉地出发了，他们行走在逃难的路上，直至傍晚，到达昌平。这一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饥寒交迫。一份史料如此记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这一天的狼狈行状：“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萁，人相枕藉而卧。”

狼狈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还有整个京城。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城的狼狈难与人言。这是一种羞辱式的狼狈，也是尊严扫地的狼狈。它构成了帝国最深层次的灾难和创痛。八国联军进城以后，于8月28日在皇宫举行了阅兵式，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然后通过天安门、端门，再穿过皇宫，最后出神武门。现场有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欢乐的气氛响彻云霄。随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六千万两白银，而象征帝国礼仪尊严的鼓楼更鼓，则被日军用刺刀刺破。至于帝国统治阶层的尊严，更被踩在脚下：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了，被侵略军欺辱而死；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也在天坛这一神圣的场所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的轮奸……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与此同时，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9月25日，清廷屈从德国的意见惩处主战大臣，将十名王公大臣革处，并分别向德国、日本发出国电，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表示哀悼和歉意。

帝国尊严扫地，北京已然沉沦，东北也不例外。这一年，俄国政府一面派兵参与进军北京的联军；一面调集十七万大军，兵分六路全面入侵东北。十月下旬，东北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全部沦陷。这一年，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帝国的子民真正地流离失所了，一如他们的国君，“西狩”西安。

……

1900年是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大清帝国364岁了，步履蹒跚，来日无多。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西狩”的时候，八国联军“当仁不让”地在京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帝国垂垂老矣，已然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壮哉，我少年中国……”梁启超发表此文的时间是1900年2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时刻，也是有历史深意存焉的时刻。同样在这一年，梁启超致书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陈少白则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此后不久，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而在遥远的俄国，一个名叫高尔基的人完成了《春天的旋律》这组文章，其中包括后人广为传诵的《海燕之歌》——新时代、新气息扑面而来，而在中国西安，清廷在许诺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准备启程回京了。这时已经是两年后的1902年了，这一年其实跟往年一样，有很多人去世，也有很多人出生。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在该年出生，他们是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沈从文，这些人才华卓著，注定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但是很遗憾，他们与光绪王朝无关，而只属于未来。因为光绪朝经此一劫后，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倒计时……

五

1905年是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蛇年。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八年，越南则是成泰十七年。这一年动静颇大，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发生了7.9级地震，约2500人丧生；印度肯拉发生8.6级地震，1.9万人丧身。这是自然界的不正常反应。虽然说地震年年有，可8级左右的大地震却还是极其罕见的，显示了这一年颇有凶险之兆。世事也是如此。在帝国内部，世事变迁时发出的呼啸声和断裂声时有耳闻。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悍然进行，帝国宣布保持局外中立；9月24日，帝国派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一个叫吴樾的激进革命党人在写完《暗杀时代》一书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他的革命理念；12月8日，华兴会、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投海自尽。这一年，帝国拍摄了首部电影《定军山》，《申报》首次使用“记者”这个名词，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这些带有首创性质的事件应该说都是世事大变迁的象征，它们似乎预兆了帝国令人不安的前景。就在这一片纷繁和喧嚣之中，一件带有根本性改变的事件悄然发生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这其中的意味深长。正所谓“谁都不是千里眼，只是当时已惘然”。

它，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周作人兄弟这一年为当水手还是做秀才首鼠两端。因为有消息传来，说科举将废。此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帝国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混乱不堪却又带着离愁别绪的会试。本来依常理，会试应在京师贡院进行，可京师贡院在庚子拳乱中毁于一旦，帝国将陋就俭，把1904年的甲辰会试放在了开封。11866间房的考场，一人一间，将同等数量的考生在考场内关了3天3夜，吃喝拉撒睡全在其间，最后择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会试期间，一度传出不和谐音，发生了举子闹考事件。考生们怀疑主考官有贪贿之嫌，再加上考场舞弊成风，一些清白正直的考生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便群起抗争，还击打了考官，使得甲辰会试匆匆收场。

事实上不管是匆匆收场还是从容收场，甲辰会试注定将成为帝国科举史上的绝响。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举行的科考，上谕的发布标志着丙午科的科举考试不再举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从1905年科举废止，到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一个帝国的死亡路径实在是简捷得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与科举的关系互为表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是当时的帝国决策层没有这个深远的认识，抑或认识到了，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是且战且退了。

在读书人中，山西举人刘大鹏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前途被阉割了。虽然清廷上谕要给“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可整个制度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的前途和对帝国的忠诚也就一文不值了。这些人甚至失去了谋生能力。作为类似他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之路被封死后原本还可以选择开馆授课，可现在科举既废，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的开馆授课就变得毫无市场了。所以刘大鹏感慨：“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当然，刘大鹏式的感慨帝国也不是毫无察觉。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奏：“现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原奏保送优拔两途，定额无多，此外不免穷途之叹。”（见《光绪朝东华录》），御史叶芾棠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科举废除后“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四民之首”已无生路可言，帝国还有生路吗？有鉴于此，御史胡思敬在随后不久主张恢复科举制度，以挽救危局。但是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在帝国决策层里得不到任何回响。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废止还是恢复科举制度，似乎都有无尽的凶险。

1905年的凶险可以说随处可见，这一年帝国的新军编练如火如荼，但是需要军官三万人以上。于是在全国三十六镇的编练队伍中，很多失意文人成为了职业军官。若干年后，这些职业军官成了袁世凯保定军校、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乱世中国的命运主宰者，也是失去信仰和忠诚的一代。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科举废止被迫出国留学的新式文人，则很快成了同盟会员，成了共和政治中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埋葬了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以决绝的暴力手段，为他们曾经幻想依附与效忠却又未遂的大清帝国献上一曲忧伤的挽歌。

所以还是在若干年后，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大清帝国）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

六

紫禁城。瀛台是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坐落在中南海的南海里。中心建筑是涵元殿。很多年前康熙和乾隆曾经在此听政、赐宴，戊戌年后，它成了光绪生命中最后的归宿。

1898到1908年，十年的光阴到底有多长？在光绪看来，长不过涵元殿那扇纸糊的窗户。冬天，窗户纸破了，也没人给补一补——这个小岛的主人到底不是光绪而是慈禧太后。光绪能做的只是写一些小诗，发一声感慨。他写“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发“我不如汉献帝！”的感慨，却是无人理睬。《三海秘录》记载：“一日（帝）见小明轩屋角有蛛网，乃自起持竿挑去之，为宫监所睹，趋而相助，帝摇手示无须。”所以，瀛台岁月里的光绪做的不是皇帝，而是寂寞。“他是一个特殊的囚犯。他与自由之间只隔着几码的水域，可是这几码的距离却好比是几千英里，因为它是不可能逾越的……不幸的皇帝！当他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他就坐在他牢房的宽敞的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向外眺望他失去了的世界，眺望西苑，眺望紫禁城；但是他哪个地方也不能去。囚室里的家具简陋到极点，再也找不出比这更简陋的了，而且还要经常挪动，以适应不同的需要。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几条破板凳——这就是光绪囚室中的全部陈设。”（见德龄《瀛台的囚徒——光绪》）光绪每天作为一个符号的象征被拉去陪太后上早朝，像木偶一样地活着，将一个乱世皇帝的落魄与无奈苟活得入木三分，令人印象鲜明。

但其实，他的心没有死。光绪囚禁期间在涵元殿内摩写《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跋文是：“光绪丙午（1906）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另外光绪还在他手书的一些匾额斗方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光绪以对慈禧太后称臣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他再次亲政的企图。这是他的机心，也是他的天真——光绪和慈禧玩机心，毫无疑问是天真之举——这个可怜的皇帝至死都未能走出瀛台。

当然要证明光绪心没有死的证据还有很多。近代史学著名学者叶晓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偶尔看到的一份档案，为我们揭开了光绪帝最后岁月里的隐秘心迹。这是一份光绪三十三年（1907）和三十四年（1908）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的购书单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总共超过五十种，这时离光绪帝去世只有半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帝王最后野心的沉默记录，它秘而不宣，却最终幻化为一声叹息，飘荡在历史的虚无空间里。

1908年的帝国对光绪帝或者光绪王朝来说一切意味着终结。这一年的六月，湖南、河南、江苏、安徽请愿代表纷纷到京，将一封封请愿书投进都察院，请求帝国速开国会。七月十七日，帝国查禁了积极鼓动开国会请愿的政愿社，企图杀一儆百，但效果适得其反。各省请愿来京师的人员简直络绎不绝。与此同时，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等也先后上奏，请开国会。帝国一时间陷入无可收拾的地步。这个时候，光绪已经卧床不起了。从3月到7月，二百一十天的时间，给他诊治过的御医就有三十多人，诊治记录达二百六十次之多。他和他身后的帝国，似乎都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八月初一，帝国被迫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以还政于民；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因心力衰竭而亡。他终于以死亡的代价，离开了那个囚禁他十年的瀛台，但是对于这个帝国，他却无所作为了。

慈禧太后也无所作为了。在光绪去世后第二天，她死于中海仪鸾殿，从而松开了掌控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那双手。帝国突然间无人看守，强势人物袁世凯则被罢职回籍，他回到彰德后写下“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一诗，窥测时机，准备东山再起。而在帝国以外的世界，一切依旧生生不息，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