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在接下来十七年的时间长度里，崇祯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悬念的旅途。因为作为两百多年来，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破坏者，朱的子孙们演绎了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崇祯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历史也不会给他更多表演或者突围的空间。1628年，所有含义丰富或暧昧的历史事件纠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王朝崩溃前所必须有的那些伏笔与铺垫。它们势能饱满，姿态鲜明，令人不容置疑。
这一年，帝国有三个地方发生了兵变，分别在蓟镇、宁远和固原。兵变原因大体相同，都是朝廷欠发军饷，兵士们因饥饿索饷，不得不干出一些出格事来。比如抢夺、焚烧武器弹药，绑架驻地军官等。说起来这些驻地军官也是牺牲品——军饷不是他们克扣的，实在是朝廷没饷可发，但兵士们却把矛头对准他们——谁让他们是具体的执行者呢？七月二十五日，辽宁宁远兵变中，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他们被绑在谯楼（系古代城门上建造的用以高望的楼）上，成为帝国无力时代的可怜人质。毕自肃因为官阶最高，更是受到严刑拷打，八月初八，四十九岁的毕因不堪忍受自杀殉国了。但人死了，账还在。至崇祯元年止，辽东所欠军饷达五十三万余两，这也是宁远兵变深层次的原因之所在。在蓟门，这个问题同样存在。蓟镇兵变平息后，为了安抚人心，顺天巡抚立马向户部及兵部打报告请求先发三个月的欠饷，总之一切都是让局面得以维持下去，以防发生更大的突变。但是在固原发生的兵变却是预后不良，哗变士兵和农民起义军合流，抢夺固原州库，攻击泾阳、富平等地，还抓走了游击将军李英。这里头的原因深究起来也是当地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对哗变士兵提出来的缺饷问题无法应答，终致士兵们铤而走险，走到帝国的对立面上，向这个王朝要说法了。
当然，紫禁城里，作为当事人的崇祯皇帝那是相当的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崇祯元年（1628），帝国除了发生此起彼伏的兵变外，其他麻烦而棘手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该年后金兵进犯黄泥洼，准备攻打山海、石门。在陕西，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聚众造反，一个自称闯王，一个自称大梁王，准备为这个帝国制造不和谐音。老天也不长眼，时事艰难之时还兴风作浪，在浙江嘉兴、绍兴一带刮起强台风，“海水直入郡城，街市可行舟”。“滨海及城郊居民被溺死者不可胜计。”仿佛为王朝唱晚，添加若干伤感的背景音乐。
崇祯二年（1629），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入关。他们包围了蓟州。十一月，京师不得不宣布戒严。这一年皇帝在政治上颇有作为，裁撤了驿站的兵卒，以为帝国节省财政开支。这其实是户科给事中刘懋的一个动议，他在二月初八日上疏提“请裁驿站冗卒”，认为“岁可省金钱数十万”——每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数十万。但是世事因果相连，那些失业驿卒因失了饭碗，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成为闯王的一分子。这其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23岁年轻人也从银川驿站“下岗”，走上造反的道路。他是两年前到此应征当一名驿卒的。崇祯二年（1629）皇帝在政治上的有所作为，无意间竟启动了江山易主的最后程序——此二人谁都没想到，他们的命运交集在这一年就悄悄发生了，而不必等到十五年后，李自成率兵打进北京城那一刻。
帝国崩溃之旅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崇祯八年（1635），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农民军攻陷明中都凤阳，烧了龙兴寺，捣了皇帝的祖坟。崇祯九年（1636）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作为帝国的异数，它鲜明而强悍地存在，时刻威胁明帝国的国家安全。同年，清兵入喜峰口，入昌平，攻顺义，京师再次宣布戒严。崇祯十年（1637），明帝国的属国朝鲜降清，标志着天下权力秩序发生严重变动，帝国权威受到强力挑战，这是明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崇祯十一年（1638），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发生火药爆炸。方圆十数里内房屋尽皆震塌，居民死伤万余人。这一酷似天启六年（1626）发生的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仿佛末世预警，很有震撼人心的意味。安民厂大爆炸后一百天，清兵入塞，开始了对明帝国长达半年时间的大扫荡。而这又是比火药爆炸更加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帝国的脆弱在这个年头一览无遗。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随后清军分八路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二千里，俘获人口近五十万、黄金四千余两、白银近百万两。清军这场持续到崇祯十二年三月的军事行动是五年后他们入关的总预演，昭示帝国的覆亡已无任何悬念。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目睹国事艰难，翰林院修撰吴伟业忍不住感时伤怀，他上奏崇祯说：“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吴伟业如是用语，仿佛从帝国内部发出预警——王朝大去之期不远矣。崇祯十五年（1642），两个人的降清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一个是祖大寿，另一个是洪承畴。这两个帝国抗清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一年做出的令世人震惊的政治抉择，说明世道人心的改变已是不可遏止的潮流——人人裹挟其中，不进则退，不生则死。这一年，清兵再次入塞，连下八十八城。帝国几无抵抗能力，鲁王朱以派自杀殉国。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初七日，崇祯帝在召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徐标入京奏对时潸然泪下。因为徐标向他描述的一幅世纪末情景实在是不忍耳闻：“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崇祯听了，那叫一个泪如雨下、情何以堪啊。此时，离大明王朝的最后覆灭只剩下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这一年分别建立政权，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充满渴望或者说野心。他们与辽东的后金遥相呼应，准备完成对明帝国的最后一击。这一年，崇祯皇帝做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向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发出悬赏令，所谓立“赏格”，规定：“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这道悬赏令是皇帝六月十五日对外发布的，这个夏天，帝国闷热异常，是崇祯即位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但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他再也看不到崇祯十七年（1644）夏天的太阳了。
二
但是一开始，皇帝是心有不甘的。
他既未看透自己的宿命，更未看清历史的宿命。以为我能我可以，意气风发，要挽狂澜于既倒。事实上崇祯也的确出手了，并且出手不凡。
紫禁城。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贡生钱嘉征上疏揭露魏忠贤十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并帝。魏忠贤与先帝相提并论，“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钱嘉征质问历史上“从来有此奏体乎？”二、蔑后。魏忠贤蔑视皇后，并试图置其于死地。三、弄兵。魏操刀于禁苑之中，玩的就是武力威胁。崇祯皇帝接到这封奏疏时，年仅十七岁，即位才两个月，而魏忠贤把持权柄多年，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等“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等“五彪”伺其左右，可谓位高权重、无人能敌。所以崇祯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要不要与魏忠贤较量一番？
此前，魏忠贤在熹宗刚刚去世、朱由检尚未上位之时就曾蠢蠢欲动，试图问鼎最高权力。都督田尔耕已经被他说服，准备起事，只是兵部尚书崔呈秀首鼠两端，“恐有义兵”，不敢轻举妄动，魏忠贤这才悻悻然作罢。但是很显然，他和朱由检的实力悬殊。在天启七年（1627），新帝朱由检不过是一个符号，听凭魏忠贤摆布才是正途——起码在魏忠贤看来是这样。
但是朱由检在这个时刻显示了他的谋略。他召来魏忠贤，令内侍读钱嘉征疏。一条一条读得慢条斯理却又暗藏杀机，由此历史进入拐点时刻——魏忠贤害怕了。他以重金贿赂太监徐应元，请他在崇祯面前为自己求情。魏忠贤本不必这么做，如果他有和崇祯殊死较量一番的勇气的话。事实上魏忠贤在这件事上是示之以弱，给了年轻的小皇帝一鼓作气、扭转乾坤的豪情或者说动力。崇祯帝斥责徐应元多管闲事，并且在十一月初一日下令将魏忠贤安置在凤阳，三天后，皇帝发出逮捕令，要将已经上路的魏忠贤逮治。已经走到阜城的魏忠贤畏罪自杀，崇祯“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在政治学和生物学上彻底完结魏忠贤这个人或者说社会符号。另外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也被处死。崇祯在这件事上显示了与其兄弟熹宗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此前，熹宗临死前曾评价魏忠贤“忠诚”，并嘱托朱由检要善待之，但朱由检却杀伐决断，不愿在旧秩序里苟且偷生——一个王朝命运突围者的形象可以说呼之欲出了。
应该承认，崇祯帝朱由检最初的突围形象堪称完美。他在逮治魏忠贤的手段和策略上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显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成熟；并且在后续动作上，崇祯也有成熟设计——这是一个为意欲重生的帝国开山辟路的设计，里面包含了皇帝的雄心与渴望。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开始打击魏忠贤团伙。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包括“五虎”“五彪”在内的魏忠贤集团骨干分子受到惩处。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打击行动由崇祯亲任总指挥，并最后裁定。处罚结果毫无疑问是严厉的或者说毁灭性的：魏忠贤团伙中魏忠贤、客氏二人磔死（凌迟处死）；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问斩，判秋后处决；魏广微等十一人与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全都充军，罪名是“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判充军；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立极等四十四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这样在魏忠贤钦定逆案中，共有二百六十余人受到处置，与主审官、阁臣韩爌最初试图以四五十人结案的判决设计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大开大合的处事作风在“诏定逆案”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又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将天启年间被魏忠贤压制的官员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比如重新起用袁崇焕等；为遭受魏忠贤陷害、含冤去世的老人们恢复名誉，比如赠予已故官员杨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顺昌太常卿等官衔。虽说这些恤赠都是些死后清誉，却也表达了皇帝与旧时代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这个时候的崇祯，事实上是与时间赛跑——帝国沉疴遍身，他愿意做减负者和治疗师。崇祯相信，帝国应该还有救，因为他在发力，全身心地投入，以牺牲者的虔诚或者说奉献，来换取帝国触底反弹的机会和可能。
接下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努力想成为一个有为之君的。在一份崇祯二年（1629）的京官考查记录上，我们分明可以窥测皇帝对政事孜孜以求、力求完美的心态：“（该年）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崇祯帝对百官分别对待、一丝不苟的心态与万历以来那些对官员采取无为而治政策的君主们形成鲜明差别。崇祯十二年（1639），清军入塞导致帝国失陷城镇达六十余处。崇祯震怒异常，一口气处死了包括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在内的三十六名责任官员。皇帝孜孜以求治，为帝国安危辛勤操劳的心态在这一事件中展露无遗。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崇祯的治国心态出现了若干诡异的色彩？“过犹不及”的悲剧性宿命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七年为何频频光临？在历史大崩溃的前夜，紫禁城中一个帝王的焦灼、悲悯、怨天尤人、我行我素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态，在诸多大事件的碰撞和覆盖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呢？一切需要细细道来。
刘鸿训第一个感受到了来自崇祯皇帝的寒意。这位在天启六年（1626）因为触犯魏忠贤而被免职的官员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晋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崇祯慧眼识人的结果。刘鸿训也知恩图报，准备为皇帝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特别是在扫荡魏忠贤余党上，刘鸿训公私之仇兼报，试图一网打尽。但崇祯出于朝局稳定的考虑，决定要分别对待。由此刘鸿训深感不满，他从朝堂退下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主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说皇帝年轻，做事不够成熟老到。当然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成熟老到的，他有勇有谋地解决了魏忠贤集团问题，不够成熟老到的人儿是刘鸿训，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那样一句错误的话，皇帝为此要置他于死地。崇祯元年（1628）十月二十一日，刘鸿训被开除公职，二年正月流放代州。崇祯五年正月十二，刘死于流放地——崇祯以绝不饶恕的态度向刘鸿训及世人展示他步步紧逼的寒意，其心胸之狭窄由此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崇祯八年（1635），汤显祖之子汤开远在刘鸿训之后也感受到了来自崇祯皇帝的寒意。这年十月，汤开远上疏指出崇祯对待文武官员的态度不一。对文臣示之以刻薄，对武将示之以宽纵。这位左良玉军中的监军希望皇帝对文武官员要待之以平，一视同仁。但汤开远很快遭到皇帝的打击报复，他差点和刘鸿训一样被开除公职，只因左良玉等人求情，才得以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五年后，这位郁郁不得志的监军含冤去世，据说是“过劳死”——皇帝的心胸狭窄再次留下了证明。
陈新甲之死则反映了皇帝的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处世态度。崇祯十四年（1641），因为松、锦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引咎辞职。崇祯皇帝不许，同时令他与清军暗中议和，前提条件是要保密。但世事无常，议和之事很快泄露，堂堂帝国要与清国媾和，这是言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一时间交章弹劾陈新甲蔚然成风。崇祯皇帝怕引火烧身，勒令陈新甲做出检讨，但是陈尚书不上路，自以为有皇帝罩着，拒不认错。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在崇祯皇帝复杂的眼神下入狱，两个月后被斩于市。他的死为世人揭开了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爱面子，不爱里子。帝国的兵部尚书死在他的面子里，谁还会为这个王朝卖命呢？这一年祖大寿和洪承畴之所以降清，既和帝国的失败有关，或许也和皇帝的性格缺陷有关吧？一个抱持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处世态度的皇帝是没有多少追随者的。崇祯十七年（1644），皇帝在煤山脚下吊死时，身边的大臣无一追随，各自作鸟兽散——世事的恩怨相报，真是屡试不爽。
但是和袁崇焕相比，这些人的遭遇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崇祯皇帝多疑自信的复杂性格在他与袁崇焕的互动关系中充分暴露出来，这也导致了帝国无法走上自我拯救的道路。崇祯杀袁崇焕是自毁长城，帝国在他着力拯救的急迫过程中快速坍塌，如同其性格缺陷一般，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充满了邪恶的堕落式的快感。
三
袁崇焕的悲剧应该说是他和崇祯皇帝二人性格缺陷碰撞的必然结果。一个轻言浪对，一个信以为真；一个我行我素，一个疑窦丛生。最后时刻，那个叫皇太极的人点燃火药桶边上的导火索，爆炸便不可避免了。
刚开场是花好月圆的，就像世事的“起承转合”，第一步“起”总是波澜不惊，充满和谐意味。崇祯元年（1628）四月，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两人的合作开始了。袁崇焕投桃报李，表示要为皇帝平辽。崇祯帝立即做出回应，称“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封侯之赏、荫及子孙对一个士大夫（袁崇焕是进士出身，以文官身份领军，也算是士大夫一族了）来说，当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皇帝如此犒赏，袁崇焕再次投桃报李，表示平辽五年可成。这其实是轻言浪对，虽然在此前袁曾经炮伤努尔哈赤，但皇太极即位后，后金的战斗力继续走强，而明军苦于机制、财经以及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战斗力很成问题。关于这一点，袁崇焕自己也很清楚。他接下来在回应给事中许誉卿的疑问时表示，所谓五年平辽只是“聊慰圣心耳”。袁以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遭遇崇祯帝的信以为真和锱铢必较，危机的降临便不可避免了。
当然危机不是一步达成的，历史为两个彀中人都提供了足够宽大的舞台，让他们的性格缺陷充分暴露，并一步步走向碰撞。袁崇焕接下来做的令崇祯很不爽的事是要钱，准确地说是催讨拖欠的军饷。袁崇焕刚去辽东，宁远兵变就爆发了。明军的机制、财经以及腐败问题在袁崇焕面前一览无遗。宁远十多个兵营哗变，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被绑架，现实问题如此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袁崇焕怎么办？他分两步走，一是强行镇压，和兵备副使郭广秘密谋划，诱捕了兵变主谋张正朝、张思顺，杀了十五个人，从而暂时平息了兵变。二是向皇帝请饷，请发宁远军所缺的四个月兵饷，袁崇焕以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崇祯却不以为然，他在朝堂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崇祯对实实在在存在的军饷拖欠问题避而不谈，反而从道德层面苛求刚上任的袁崇焕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兵变问题——两人在观察和处理同一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崇祯甚至在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诱导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借此中饱私囊。他对袁的信任缺失已然呈现。
接下来，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进一步刺激了崇祯的疑心。对崇祯皇帝来说，毛文龙是有功的，他在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多次袭击清军后方，从而牵制了清军南下的进程，这就是功劳。但对袁崇焕来说，毛拒绝其清理东江军饷的命令，有虚功冒饷之嫌。由此，清理军队腐败、树立在辽东的威信便成为袁崇焕随后必做的一件事情。崇祯二年（1629）六月初五日，毛文龙在皮岛死于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此前，崇祯对此事一无所知。在崇祯看来，毛文龙死于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蔑视权威，先斩后奏杀死了毛，这个是他不能容忍的。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在两人的性格碰撞中，崇祯的性格事实上也是细腻、丰满、富有曲线的，或者说他的燃点还未达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尚方宝剑的确是自己亲赐，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在潜规则范围之内；另一个是“平辽”还指望袁崇焕去完成，和毛文龙的性命甚至是自己的权威相比，崇祯认为“平辽”更重要。由此，他由着袁崇焕往前走，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良苦用心，非局中人不能感受。
事后分析起来，指望袁崇焕“平辽”的确是崇祯最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一旦突破，袁崇焕就会死得很惨。但很遗憾，历史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它不差分毫地向前演绎，每一个节点都在导向皇帝性格缺陷的最后总爆发。崇祯杀袁，真是每一个节点都可疑，每一个节点都在引领皇帝疑心的大发作。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皇太极率领的清兵从蒙古绕道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回京救援。在广渠门外，袁的部队打败了清军的围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不期而至：未经崇祯帝许可，袁崇焕率师回京，目的可疑。
第二个节点很快如影随形——袁崇焕请求皇帝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以利再战。这个在崇祯看来，也是目的可疑，但袁崇焕不自知。在此之前，他的后背上累积了皇帝太多狐疑的目光，就像一层层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关键时刻，聪明的皇太极递上那根火柴——他施反间计，使皇帝相信袁崇焕和他有密约，袁回师也罢，请求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也罢，都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清军俘虏的杨太监适时放了回去，向皇帝报告袁崇焕的险恶用心——火柴熊熊燃烧，炸药即刻引爆。袁崇焕在崇祯愤怒和狐疑的心态下入狱，成为帝国悲情时代分量最重和最著名的牺牲品。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袁以“谋叛罪”被凌迟处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帝国的防线至此不摧自毁了。
袁崇焕死后，崇祯失去最后一道防火墙，帝国的崩溃进入倒计时。帝国之毁随于性格之毁，诚哉斯言啊。
四
我们来看一看皇帝的罪己诏吧。在历史的大宿命和个人的小宿命之间，崇祯下过六道含义丰富的罪己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关于帝国宿命的忧伤主题。在担当和不堪担当之间，年轻的、孜孜以求治的皇帝从希望走向绝望、从宽容走向狭隘、从公允走向偏激、从悲欣交集走向心如死水。他承担了一切不该他承担的，却又在历史的大颓势中，添加了来自其性格缺陷的助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本——王朝唱晚时代，紫禁城里那个孤独的勤政者将他落寞而行的背影定格成天头地脚，以注脚的形式悲怆地写在历史边上，任人品读，也任人评说……
崇祯八年（1635），皇帝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以下背景下出台的。这一年，农民军在荥阳会师，包括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义军七十二营部队大会于荥阳，简称荥阳大会。随后不久，农民军陷凤阳，围桐城，攻颍州、潜山、罗田、麻城等地，后转入陕西，气焰一时大盛。而当凤阳祖坟被捣的消息传来，崇祯在紫禁城中惊慌失措。他“身着素服，声泪俱下”，慌慌地遣官告庙，表示自己乃大明不肖子孙。二月十三日，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鹤成了替罪羊，被逮捕下狱。这一年帝国党争正盛。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和，告老还乡。皇帝给他的评价是“徇私挠乱”，很有悻悻然之意，而文震孟从入阁参政到黯然下野，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帝国人事之复杂，崇祯始乱终弃的用人观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年郑鄤在党争中死去。这位文震孟的战略合作者曾经当面攻击温体仁，文震孟去后，郑鄤遭到温体仁的打击报复，先下狱，后被杀。而崇祯的烦恼不仅仅在于党争，还在某些官员的“拎不清”。监军汤开远十月上疏攻击他“待文武之臣不一，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这一点令崇祯恼羞成怒的同时又觉得很有些话要说——崇祯八年（1635）版《罪己诏》就这样出台了。
崇祯在他的《罪己诏》里先是表达自己的志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紧接着说明因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这里有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检讨；而帝国内外交困的情状崇祯用八个字来概括——“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后金三次入塞，农民军起事已达七年。这是个历史困局。在这样的困局消耗下，皇帝承认“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而他“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愧愤”二字，可谓传神——既惭愧又愤怒，个中情绪，复杂难言。崇祯接下来提到了最敏感的事件：“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凤阳祖坟被捣了，“祖恫民仇”，崇祯帝承认“责实在朕”。所以为了救国于危难之间，崇祯表示要“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以愆其过，以励其志。在这份感情充沛的《罪己诏》里，崇祯还承认“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急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又皆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皆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很有“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
在接下来几份《罪己诏》中，崇祯用语一次比一次悲壮，甚至从悲壮走向悲怆或者说凄凉。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在他的第三份《罪己诏》中承认“（帝国）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他表示自己今后要“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八日，崇祯在他的第五份《罪己诏》中痛责自己“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但此时帝国大势已去。兵部尚书冯元飙在陈新甲被处决后，吓得不敢再做兵部尚书，死活要离职而去。崇祯下《罪己诏》，除了自责，其他官员对此并不以为然。此时李自成拥百万之众在西安建立政权，准备对北京发起最后一击，帝国却无多少抵抗力量。这个正月，崇祯发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他这话是对阁臣们说的，但听者置若罔闻，人人明白国事不可为了。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北京城被围。城破只在旦夕间。崇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十八日，崇祯下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此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签到“上班”，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一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这一年崇祯33岁，大明王朝276岁。两个数字的对比含义实在丰富——是那样的年轻，又是那样的苍老。它们糅杂在一起，不由分说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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