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中国式国民性格的生存缩影。等级与尊严、集体与个体、理想与阴谋，都在此间完成了微妙的流转过程。
它是帝制中国权力枢纽之所在，最终碾压的却是活生生的人性。国运与城运如影相随，那些城中人曾经的青春、良知、城府与自负，最终都完败给了岁月。
它却依旧苍凉无言，仿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般的淡定。
如果说历史有起承转合内在路径的话，紫禁城事实上也有起承转合的生命线。作为这座城池最初的主人，朱棣规定了它的气质、能量与情感，紫禁城注定要在闭环结构中完成自我循环过程。
而永乐年间与朱棣有关的大大小小政治事件，事实上都与紫禁城一样，缺乏突破性的视野与格局。
紫禁城政治首先塑造了朱棣五次北征的文治武功冲动。有天下最宏伟的帝都，必得有天下最宏伟的文治武功。城的气质与城中人的气质互相媾和，共同构成中国式政治哲学与视野的重要元素。
紫禁城中，官与吏的生存方式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图景。紫禁城内存在两套并行不悖的行政系统。一个是官员系统，另一个是吏员系统。两套系统封闭循环，互不流通。既斗争又相互依存，斗而不破，显示了对立统一的存在。虽然在以“权力”为关键词的庙堂之上，官与吏共享社会管理职能，起点与立场看上去并无差异，但其实，内部的博弈和统合关系始终存在。
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在接下来十七年的时间长度里，崇祯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他承担了一切不该他承担的，却又在历史的大颓势中，添加了来自其性格缺陷的助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本——王朝唱晚时代，紫禁城里那个孤独的勤政者将他落寞而行的背影定格成天头地脚，以注脚的形式悲怆地写在历史边上，任人品读，也任人评说……
紫禁城的故事无非“起承转合”。“起承”没什么看点，“合”也没什么悬念，关键是“转”。
帝国在嘉庆皇帝手中没有中兴而是走向中衰，原因是遭遇了难题。嘉庆难题是世纪难题，也是中国难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则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1900年是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大清帝国364岁了，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壮哉，我少年中国……”梁启超发表此文的时间是1900年2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时刻，也是有历史深意存焉的时刻。同样在这一年，梁启超致书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陈少白则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此后不久，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而在遥远的俄国，一个名叫高尔基的人完成了《春天的旋律》这组文章，其中包括后人广为传诵的《海燕之歌》——新时代、新气息扑面而来，而在中国西安，清廷在许诺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准备启程回京了。
清纯、柔媚、阴狠、沮丧，这是善变者严嵩的四张面孔。紫禁城内外，一个书生被城池或者说权力场改变的故事，留下了帝制中国关于生存术的一大范本。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意思是“执两用中”。“中庸”之本意是指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但作为中国式生存哲学之一种，“中庸”在国人数千年的演绎或者说实践下显然有了另外的意味。韬光养晦、谨小慎微、不做出头鸟的处世哲学往往有大回报，而张扬高烈、有所作为的开放式人格最后多以悲剧收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后裔子嗣子思，他或许没想到，自己本无心机的人生领悟竟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功利性地心领神会并参照执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逐渐走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紫禁城中，张廷玉式的人物走红，多少命运与国运在悄然间发生了改变。(www.xing528.com)
1601年，当晚明国情观察者利玛窦沿着大运河从南京来到北京之时，一个叫徐光启的人与利玛窦达成了心灵互通。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当徐光启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明白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明白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有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徐光启对这一切深信不疑。这或许是紫禁城缝隙里发出的微弱文明之光吧，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座城池闭合循环的态势，却也给了它一点点别样的光芒。
最重要的是，利玛窦的到来让紫禁城内外的一小部分士大夫阶层开始明白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亚细亚又居世界五分之一，国人应该接受各种国家和文明并存于一个星球上的现实。利玛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紫禁城的启蒙者或者说敲钟人，尽管被惊醒的人寥寥可数，但他们却正是“睁眼看世界”最早的那批中国人。
紫禁城内外，关于中西方文明的冲突或者说碰撞除了利玛窦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当事人是马戛尔尼。
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不相信这个世界存在比大清国更先进的文明，所以他对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军事科学方面的成果漠视了。但很遗憾，这是致命的漠视——六十多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他们惊奇地发现，当年马戛尔尼奉送的礼物无人问津地躺在里面，满是尘土。而那张“狮子号”军舰模型的说明书，虽然字迹泛黄，却还清晰可辨，只是没人将它翻译成汉字。
紫禁城，最终还是关闭了外来文明渗透进来的那一丝光亮，倔强地成为铁幕，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
说到底，紫禁城和罗马的区别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
紫禁城中，宦官算得上是零余者的角色。零余者的生存规则，必然迥异于其他人等。而作为著名零余者的魏忠贤，其人生起落，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梦想野心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出来了。这是紫禁城生活之一种，值得记录。
宫女，构成了紫禁城底层生活情状之一种。如果说太监还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宫女基本上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她们在宫中生活的处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紫禁城的政治文明与生活文明的层次或者说水平。
何荣儿，一个地地道道的赫舍里氏满族旗人，慈禧贴身侍女。18岁嫁太监，后被日本人赶出家门。这个宫女作为紫禁城没落年代的典型或者说切片，仿佛落日余晖，构成了紫禁城从光明到阴影的渐近过程。
《宫女谈往录》，紫禁城最后时光的散淡描述，记录了一个宫女眼中的权贵生活。甚至何荣儿的麻木不仁、感恩戴德以及对命运的无奈承受，也都构成了紫禁城众多生活情态之一种。入宫与出宫，入城与出城，这是紫禁城内外中国的斑驳光影，而无数道斑驳光影，成就了那时中国的色彩以及人间烟火气。
德龄——一个生长在西方，受过西方教育的清朝宗室格格，当她遭遇紫禁城时，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让暮气沉沉的城池泛起了一丝涟漪。但仅此而已，德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紫禁城的零余者，是有着异域视角的宫女何荣儿。她不可能改变紫禁城，当然紫禁城也不能够改变她。两者擦肩而过，成为晚清骊歌中的一首插曲。
2020年9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