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寺壁画的形成及其影响

很多现代学者，无论是藏族还是西方学者，大都将形成真正的西藏艺术风格的时间确定在大约15世纪中期。15世纪30年代白居塔壁画的风格表明了藏民族绘画风格的产生，这一时期的藏族艺术家们已经有了艺术的敏感性和独特性，正如杜齐所述：“这一时期的西藏艺术家们采取了西藏绘画中极为罕见的做法，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白居塔的壁画正是处于关键的“西藏风格”形成时期。

壁画在白居寺造型艺术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吉祥多门塔内壁画数量之大、品质之精在藏族画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传佛教艺术从发生走向鼎盛的轨迹。在此我们有必要去探究，对白居寺壁画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的要素。

（1）萨迦、夏鲁寺风格对白居寺壁画的影响

白居寺壁画风格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萨迦时期。白居寺的创建者夏喀哇家族同萨迦昆氏家族及其教派在政治、宗教、婚姻等方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夏喀哇家族成员不仅在少年时代都要到萨迦去学习、供职，而且从帕巴贝桑布开始，朗钦就一直由夏喀哇家族成员辅佐出任，尤其是到了饶丹衮桑帕时期，还在宗教上同萨迦派建立了师徒传承关系。饶丹衮桑帕早年师从萨迦派都却拉章传人南渴烈思巴（明朝封“辅教王”），成为其著名的心传弟子之一。后来他在白居寺的扎仓中专门设立了宏传萨迦派教法的僧学院，并且在大殿二层和白居塔四层辟设了两个道果殿，展示和宏传萨迦派在政治和宗教上取得的瞩目成就。萨迦寺壁画在吸收中亚和中原内地艺术风格的同时，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对白居寺的壁画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萨迦的坛城壁画对白居寺的坛城创作影响尤其巨大。据白居寺壁画题记和《江孜法王传》记载，吉祥多门塔五层东无量宫殿北壁根据瑜伽续摄根本续第一品绘制的以金刚界大手印为主的坛城壁画，就是根据萨迦派坛城仪轨绘制的。题记明确记载，关于这幅坛城绘制仪轨，宗教界存在着无畏大师、释迦协聂和贡嘎宁波及普美琼乃巴大师等四种不同的主张，而此幅坛城壁画主要是按照贡嘎宁波^[9]大师的主张绘制的。还有如吉祥多门塔一层叶衣佛母殿、白伞盖佛母殿等壁画都是根据萨迦派样式绘制的。

从坛城内容来看，夏鲁寺的坛城壁画也影响了白居寺坛城壁画的创作。吉祥多门塔五层的大部分坛城壁画，题记都明确记载是根据布顿大师所著的十万尊像坛城仪轨绘制而成。

（2）拉堆画风的影响

据白居寺画家题记中部分画师名单记载，白居寺的壁画和塑像主要是由后藏的拉孜和当时江孜的乃宁两地的艺术家队伍创作完成的。14—15世纪，这一地区产生了诸如觉囊大塔、江塔和日吾且塔等精美宏大的塔寺建筑和壁画群，形成了比较一致、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传统上这一地区被称为拉堆地区，故称该地区的艺术为拉堆艺术风格（La-stod　Style）。拉堆艺术无论是在寺塔建筑造型，还是壁画的创作风格上都对白居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的影响在建筑部分已经叙述，下文着重说明拉堆画风对白居塔的影响。

G.杜齐和罗伯特·维塔利认为拉堆三塔的艺术受到了萨迦寺和夏鲁寺的影响。这三个地方的塔形成了具有独特地方个性又比较统一的风格。因此，白居寺壁画也主要受到了融合萨迦、夏鲁寺风格的拉堆艺术风格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吉祥多门塔一层的白伞盖佛母殿、马头明王殿、不动明王殿，二层的度母殿，三层的金刚菩萨殿、无量殿、大佛母殿，及四层香巴噶举祖师殿等殿壁画都是由拉孜和觉囊画家创作的。在这些壁画中，我们不仅能够找到与觉囊大塔胁侍菩萨造型接近的五叶冠及塑像构图，在人物造型轮廓上能看到质朴有力、一气呵成的铁线描，而且也能看到拉堆壁画常常点缀在画面中的六瓣团花纹样，甚至还能找到很多与日吾且塔二层佛龛坛城壁画造型一致的佛陀彩虹背光^[1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白居寺壁画中的拉堆艺术风格元素与觉囊、江塔、日吾且所代表的拉堆艺术本身相比，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变化的总趋势就是拉堆艺术质朴自然、稚拙自由的风格在白居寺壁画中逐步趋于圆润典雅，精美富丽。同乃宁画家笔下的白居寺壁画走向了融合的倾向。(www.xing528.com)

乃宁、尼木画家笔下的白居寺壁画与拉孜、觉囊笔下的壁画相比，色彩更加富丽和谐，菩萨秀丽典雅，纹样繁缛华丽，给人一种清秀柔美的审美感受。白居寺大殿一层法王殿、二层道国殿和吉祥多门塔一层弥勒佛殿、二层文殊菩萨殿、四层格鲁祖师殿及五层西弥勒殿等壁画均出自乃宁和尼木画家之手^[11]。

罗伯特·维塔利认为，夏鲁寺般若母殿回廊的这类型壁画在江孜白居寺达到了全盛阶段，发展成为一种生机勃勃、格调高雅、臻于成熟的艺术风格。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夏鲁寺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通过乃宁画家的手笔展现出来。从白居寺壁画题记中记录的从业画家来看，乃宁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地方画家队伍和比较统一的画风。

（3）中原艺术的影响

据壁画题记和《江孜法王传》记载，吉祥多门塔一层忿怒明殿的壁画和二层观音殿中的汉式度母壁画就是根据内地艺术风格描绘的^[12]。白居寺壁画中的中原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部分人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表现上：四大天王人物造型的国字脸、倒八字眉、八字胡须和宝冠、甲胄都体现出汉族艺术人物面部和服饰描写的特点，尤其是持国天手中的琵琶，则是中原内地典型的乐器造型。四大天王的人物造型是从内地传入西藏的，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于吐蕃时期的大昭寺，据说大昭寺中的四大天王雕塑同汉族雕塑家在内地创作的造型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十六罗汉的造型也受到了中原艺术的影响，据藏文文献记载，后弘期著名佛学大师鲁梅·楚呈喜饶（约10世纪）访问内地时，带回了根据内地十六罗汉描绘的十八幅唐卡，其中还包括一幅释迦牟尼像和法护居士画像，在西藏广为传播。

装饰纹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宫殿建筑造型和山石的皴染方面。内地的重檐琉璃歇山顶宫殿建筑与藏式建筑的宫苑墙体、金顶、宝幢、法轮、双鹿合为一体。岩石和树木的刻画已出现了具有内地山水画特点的皴擦点染的特征。

海瑟·噶尔美在《早期汉藏艺术》中把西方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金铜佛像和1410年北京版的《甘珠尔》插图同白居寺壁画之间进行了一番比较后认为，它们都是同一时期风格十分相近的同源作品。如白居寺壁画中大多数莲花为双重仰覆莲花造型。男性菩萨大都裸露上身躯干，穿着几乎一样的袈裟和佩戴着相同的珠宝饰物，面部造型大多为方脸，度母则为圆脸。由此说明了明廷的佛教艺术对西藏地方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影响^[13]。

（4）尼泊尔风格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白居寺大殿堂集会厅的喜怒神群和二层回廊的《释迦百行图》，三层坛城殿的《四部诸神坛城》，二层立体胜乐金刚殿的《古印度佛罗门教八十大成就者》壁画，万佛塔从底层护法神以及天王力士到最顶部的金刚持殿的十万佛的壁画，从构图到设色、构线、染色都达到了极致，壁画中的诸神动态潇洒自在，造像奇特、丰实，制作精细、华丽，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境地。现可见的壁画很多都受到外地的影响，在佛本生故事中运用连环式的构图，它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集中在一个画面上，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变化；近大远小的处理方法以及运用散呈透视衣纹的草衣出水式的画风中还可以看到内地国画的痕迹，同时从人物造型用直鼻梁和付面角的处理法中可看到尼泊尔风格的影响。

日喀则唐卡、壁画艺术在受到印度、尼泊尔和内地画风影响的同时，受犍陀罗^[14]绘画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白居寺和夏鲁寺等寺庙所见到的佛、菩萨、飞天、佛母等造像，也会经常性地在壁画中反复出现，大梵天^[15]、黑天、吉祥天女、湿婆^[16]等造像，都受到犍陀罗乃至印度佛罗门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