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樊凡教授-武大校友通讯（2017年）

单 波

2017年2月16日是一个令人无比悲伤的日子。一直在微信上亲切互动的恩师樊凡教授突然断了音讯，一连几天没有听到他的爽朗语音，令人心悸的消息在这天早晨传来，樊老师在旧金山医院因术后感染陷入昏迷。到了下午，令人心碎的噩耗传来，樊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跟随樊老师问学28载，如今痛失恩师，只能靠怀念来平复心中的悲痛。

樊老师1933年出生于广西横县，家境贫寒，没有祖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微薄的收入抵挡不住物价飞涨、沉重赋税，贫困如影随形。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当地政府推行小学免费教育，樊老师5岁时被母亲挥鞭赶进学堂，由先生点破童蒙，爱上读书。青年时梦想以教书立于世，躲避兵役，然战乱频仍，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无处寻梦，遂在1948年投笔从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求解放中拯救自己；戎马倥偬，自修写作，卸甲之后，转入地方报社，始与新闻结缘；继而痴迷创作，怀抱文学梦想，旋即于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涵泳于刘博平、黄淖、程千帆诸先生的学问之中，并留校任教，圆梦珞珈山。“文化大革命”中进入沙洋农场改造，依然坚持梦想，不坠传道之志，不失仁爱之心，为大师大德所称道。及至改革开放，人到中年，与吴肇荣、吴高福等先生协力开创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筚路蓝缕，培育出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科。在主政新闻学系期间(1989—1993)，挽狂澜于既倒，变革办学思想，凝练学术方向，稳定学术队伍，优化人才培养，涵育优良学风，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退休后，樊老师一边受聘为武汉大学教学督导，匡正教学时弊，指导教学创新，一边心系新闻改革，深入调研，探讨新闻传播的新问题。到如今，珞珈梦寻60载，成就“清虚自守伴书香，乐天无忧享天伦”的美丽人生，开出一片令人向往的心灵境界。

即人生以言学术，樊老师总能以返璞归真之心探究新闻传播现象，强调从存在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寓深刻学理于朴实表达之中，以文学家的气质撑开学术话语的想象空间，也偶尔显露一点军人本色，用“进军”“征程”等词汇使学术表达生动起来。即学术以言人生，樊老师由新闻入文学，专研音韵文字、诗词歌赋，又由文学返回新闻，开拓新闻写作学、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经济新闻研究等领域，追寻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梦想，理想与忧患同行，批判与建构并存，自由与责任不悖，凝结成独特的理想主义人格气质。

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全面启动，新闻界开始从“党报本位”理论回归“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新闻的信息功能、舆论监督功能也随之凸显出来。当时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新闻观念的变革，试图从意识形态、民主理论、交往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导入各种理论资源，引导新闻改革。此时樊老师找到的新闻改革支点是新闻写作，看上去过于微观、过于经验化。其实，对于具有改良特性的中国式新闻改革而言，这是最有效的探索路径，当理论的探索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经验层面的研究往往能稳步推进新闻实践的变革，进而悄然寻求新闻观念的变革，这常常体现了在并不宽松的媒介环境下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但这并不与理想主义相背离，只不过使其冷静下来，把理想与理性嵌入新闻实践之中。

樊老师冲破就新闻论新闻的封闭状态，用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新闻写作，建构了新闻写作学的方法论。“封闭”曾是新闻改革难以攻克的一大堡垒，也是新闻学的一大痼疾，樊老师大胆质疑，试图让新闻界摆脱“思想失明症”，看到这样的事实:新闻写作领域的理想风帆，长期搁浅在我们固有的经验系统的沙滩上，重复一些已有的原则和原理，在已知的领域和约定俗成的熟路上踯躅，其指导思想是知识论，而不是认识论，更不是创造论。渴求认知与创造的心灵，急迫地寻找探索的路径。在哲学层面，他强调认知新闻与事实的统一与矛盾的关系；在美学层面，强调从接受美学转换思维，把受众看成既是新闻的接受者，又是新闻价值的实现者，破天荒地提出，受众是新闻写作改革的动力，暗合了当今公民媒介改革运动时代的一个主流观点，即公众是媒介改革的主体；在心理学层面，强调分析记者写作的起因和写作中的心理活动，以及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从而转变新闻批评方法，由惯见的作者生平、社会影响等外在观察，转为内在掘进；在系统学层面，强调用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分析新闻写作。尽管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但这些思想的火光已照亮了学术创新的出口。

樊老师这一代学者心系现代化，这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的结果，更来自于个人突破传统的冲动，因为无论对传统做多宽泛的、合理的理解，它所显示的禁锢的力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切身体验。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地变革与创新，以顺应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化是突破禁锢的一种可选择的路径。以此反观传统新闻写作理论，他发现了其中的根本缺陷，即研究的直观性、思考的粗放性、论理的机械性、体系的封闭性，并试图寻找心理层次的突破、方法论层次的突破、学科构造层次的突破(1987年)，提出了对于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的构想，包括能动反映论，即新闻写作是反映与创造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系统整体论，即在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以及主体、客体、载体、受体三组矛盾关系中整体把握新闻写作；互动互制论，即假设新闻与社会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的多元变化会成为新闻写作变革的复杂因素(1986年)。这些框架性的论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图谱，新闻写作不再是技巧问题，而具有“学”的意味，贯通了理想与理性的灵魂。

樊老师总是习惯于把思想的触角伸进新闻实践的矛盾漩涡，以此检测新闻领域的思维定势，打破思想的僵化，寻找新闻写作多样发展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向各个领域广泛渗透的美学潮流，一些人担心美学损害新闻的“纯洁性”，拒绝导入美学，樊老师意识到了在貌似合理的观念背后存在明显的思想僵化，他从新闻与人的关系出发，认为新闻不仅使人有所知，而且使人有所感，客观上存在审美关系，客观上会把新闻作品作为审美对象，进而大胆提出新闻审美与新闻美创造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新鲜性原则、功利性原则、感染性原则，实现了新闻学与美学的有机融合(1990年)。穆青在1982年重提“新闻散文化”，一时引起新闻界激烈争论，樊老师从新闻与人的审美关系层面看到，客观事实因记者的理性与情感的烛照而得到发现，记者的理性与情感也因事实的发现得以寄寓外化，同时散文的结构优势能带来新闻写作的开放性，创新新闻写作，这些构成了散文式新闻存在的合理性(1991年)。许多类似的研究表明，樊老师常常站在理论的“险要处”思考，在看似不合理、充满悖论的地方寻找可能被遮蔽的创造路径，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在学术领域，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文化学等比较研究蔚为壮观，打开了视野，推动了思想解放。樊老师顺应这种潮流，较早地关注到新闻比较，起初是把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引入到新闻写作研究中来(1985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站在当代新闻的理解、沟通与重建的高度，较早地开拓了中西新闻比较研究领域，并使之成为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一大特色。这个方面的研究源于他内心的焦虑，即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为什么新闻活动长期沉沦在邸报的黑暗中而显现不出自身的光辉?为什么中国新闻业到近代才出现，而且要由西方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来催生?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20世纪，为什么西方的声音强大，而我们的声音却那么微弱?这种落差是怎样造成的?应该怎样改变?中国新闻业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吗?这里蕴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回应着构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时代命题。樊老师遵循比较学的基本方法，采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关系研究、整体研究等路径展开中西新闻比较，同时，科学分析影响新闻发展的主要变量，选取了文化、思维、道德、风格、记者个体等角度进行观察。他强调既用东方的眼睛看西方，又用西方的眼睛看东方，但又不是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反衬，更不是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论据，而是对来自不同故乡的文明作出科学的估量，把两种理论和经验都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加以认识，力求从现象到底蕴、从微观到宏观发现特征与规律，找到相互吸收的共同点，实现新闻的交流与沟通(1994年)。他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1994年)风行学界，被童兵教授视为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的代表作，台湾著名传播学家李茂政先生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发人深省。(www.xing528.com)

邓小平讲话之后，经济新闻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明显存在认识模糊、视野狭窄、观点陈旧等问题。当时流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经济新闻是经济建设、经济改革、经济生活的报道，是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报道，是对经济信息的报道，等等。在樊老师看来，这些定义没有触及经济事实的本质，没有抓住经济运动的基本矛盾和人们从事经济运作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按照这样的观点搞经济新闻报道，画地为牢，只能是被动的甚至是机械的、镜像式的反映，限制了经济新闻的发展。他主张回到经济生活的本质，即经济选择与经济决策，放宽经济新闻的视野，打破经济新闻与其他新闻的界限，认为经济新闻应该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与经济决策的报道(2001年)。这样一来，不仅使经济新闻回归人的生活本身，不再被简化为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等格式化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新闻记者转变思维，用经济的眼光审视一切领域的新闻，真正进入对新闻事件的经济学观察。樊老师进而立于人文主义立场论道:

经济新闻必须关怀人的现代化，关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新闻报道，从精神上加以启蒙，从榜样上加以示范，帮助人们从无所作为的“非我”的“自然人”，成为有“我”而又文明的“经济人”，再向重义利人的“社会人”的超越，最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动力的“资源人”。(2001年)

这里似乎赋予了经济新闻太多的力量，但同情地理解，樊老师注重的是以此建构经济新闻的人文反思，恢复经济新闻和一切新闻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存在的道德力量，这是值得新闻界借鉴的。

樊老师身为武汉大学新闻教育的一位开拓者，把全副智慧投入到了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在思想层面，他力主开放、自由、博雅的新闻教育，与他的学术风格相辅相成。当专业化成为新闻教育的潮流时，他提醒人们抗拒新闻教育的封闭与单一，开放视野，加强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交叉。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担忧，他曾这样解释道:“新闻既已独立成‘体’，自有自己的体与质，有自己独特的规定性，借鉴学习只会充实体格，而决不会被冲垮”(1989年)。他在教学中身体力行，既善于导入新闻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又能以诗情画意的语言施教，还能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理论借用过来，打开学生的知识视野。在方法层面，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不讲无实践内容的理论，也不讲无思想内涵的案例分析，而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强调培养学者型记者，试图使“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种人格得以融合。深受熏陶的学生体会到，在他那里受教，思想不受限制，总是能产生直面现实的思考冲动，思维也能任意发散，获得多向思考、多元领悟的快感。在学风与人格层面，他注重言传身教，从不空谈学风与人格，学生们从他的讲授中可直接感受到小心求证的那份踏实，同情理解不同观点所显示的宽容，不盲从、不盲信且大胆质疑所表现的独立精神，谦逊自省之中那份对真理、历史的敬畏感，不由自主地接受他的引导。

樊老师的诲人不倦在学生中是最出名的，学生拿作业或实习作品向他请教，他总是写上密密麻麻的批语，或是约上学生长谈，那种敬业精神已经很少有人能达到了。即使学生毕业了，他还是会主动关注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送去他的鼓励与抚慰。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主动向毕业生索要新闻作品，并及时进行点评，而且毫不留情地指出缺点。薛晓峰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给营口号号脉”系列报道》、王慧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筑起的，不仅仅是一座大坝》、毕竟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波音兼并麦道告诉深圳什么?》、瞿长福在《中国乡镇企业报》发表的《农村市场:农民富裕是前提》、章金生在《法制日报》发表的《“肯德基”为何越吃越小》等作品，他都写下长篇评析，郑重向新闻界推荐，其舐犊之情荡漾在热情的文字之中。

晚年的樊老师跃入人生自由之境，光风霁月，超越洒脱，与师母白头偕老，相依相守，云游四方，其乐融融。身边常有学子相伴，谈天说地，诉说衷肠，沐浴在珞珈山的阳光里。

如今，樊老师驾鹤西去，把美好心灵留在了珞珈山，热爱他的师生们不由自主地仰望着他的心灵境界。

(作者系新闻学院1989级硕士研究生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