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2004年7月30日下午3:15，我在登机口接到(陈)东升同学的电话，他低缓的声音告诉我，董老师已于下午3:03去世了。
放下电话，我的双手无力地垂下，泪水也无力地流下。一种无边的懊悔浸泡着我。原本我和东升是计划第二天去美国，由于得知董老师可能已是最后的时刻，我们商量东升今天就走，而我只能先赶回北京，再乘第二天的航班去美国。打电话的时候，东升已经办好登机手续了。
为什么没有在29日就走?接到电话就出发，直接到机场，也许能赶上最后的航班，大约20个小时就能到，这样，我们就能陪董老师最后一程。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8个多月)就不能去一趟呢?为什么我就这么相信一向健康的老师不会这么快离去?
悲痛和懊悔折磨着我。接下来的两天，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老师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现。睿智的严师，和蔼的慈父，董老师，我没有送上您最后一程，您永远留下向我们挥手告别的那坚毅、自信的眼神……
一
我初次见到董老师，大约是1980年年底。那时我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四区大阅览室听董老师的学术报告。董老师的报告，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重点是对国家所有制的分析和批判。在那个年代，第一次听到一个“北京来的大学者”那么明确、系统地冲击当时被认为无比神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我们感到新奇而震惊。但他的讲演，他讲演中的逻辑和论证，他讲演中表达的对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热情，教育和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后来，许多在不同场合听过董老师报告的人，都因此奠定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改革观，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次报告后，我开始研究所有制问题。几个月后，我将我的自认为“很有见地”的作品——一篇约一万字的文章《论公有制本质》，认真抄了一遍，寄给了董老师。但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反馈。几年之后，我已经和董老师比较熟了，终于鼓起勇气问他当年是否收到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老师说，你大概看了一些马克思著作和分析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理论的文章，文字组织得不错，字写得也不错，但是对公有制本质的认识不是简单地从概念中得到的，在中国，要从历史、国际环境和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研究公有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董老师说，你现在可以继续研究这个题目。董老师的回答令我无比惊讶，他看过我的文章，有印象，还记得。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回音。也许太忙，也许是后来我才体会到的:这个题目太凝重，而我太年轻。
我当时在政府的研究部门工作，多是实证性的。董老师的鼓励，使我重拾研究理论的信心。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国内一些关于所有制改革理论方面的论述，找到机会，也向董老师讨教。终于有一天，我表达了师从他进行某个侧面研究的愿望，得到了董老师的支持，他鼓励我向母校报考。完全可以说，是董老师的思想，吸引我在10年机关和公司工作后，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学位的。
我的论文进展得很不顺利。董老师否定了我原来拟的两个题目，都是我自认为站得很高的、很理论化的题目。董老师说，你结合一点实践吧，中国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你最擅长的，是改革的原理和实际需求的结合。受此启发，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微观的题目——《资本化企业制度论》，研究中国所有制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制度。
选题不顺，写作也不顺。董老师不赞成我的观点，而我又很坚持己见，矛盾在对国有资本的看法上。我认为把国家看成一个普通的所有者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能有特权，二是必须和一个普通财务所有者一样，让自己的资本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而董老师则认为，国有资本应退出竞争领域，放弃资本化过程(他理解为圈钱)，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最后，还是导师用宽阔的胸怀理解了一个“技术层面意识太强”而执拗的学生。他同意保留我的论述，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他请了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审阅我的论文，并组织了厉以宁、萧灼基、王梦奎、王积业、伍新木等著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后，老师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你的观点大家接受了。眼睛里充满了高兴和慈祥。
受答辩委员会评论的鼓舞，我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论文。在审核同意后，我兴奋地请董老师为我作序。老师听完我的话，并没有马上回答，说了一点别的事，就打发我走了。过了几天，我收到董老师司机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认真地写着“毛振华同志收”，我一打开，几张格子稿纸上，董老师隽秀的字体跃然在上。他为他的学生的作品写了序。他十分郑重地重申:“博士生的见解可以与导师的渐渐不一致，只要论文言之有理，导师不应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学生。”他花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与我不一样的观点后说:“当然，这是学术讨论，不仅他可以坚持他的看法，我觉得还应该维护他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正因为这样，我不仅支持他的论文提交答辩并通过，而且也支持他的论文出版。”这就是我慈父般的严师，一个倔强学者对他与学生的争执所画的句号。
这就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学问和为人之道的哲理。写到这里，再看董老师的评语，觉得一个伟大的师魂正在弥漫我的感官神经，仿佛导师那慈祥、睿智而执著的目光，正在淡淡地注视着他的学生。
二
7月19日，是我最后一次与董老师通话，他说他每天上网看中国的消息，说现在的总理很成熟，宏观调控中注意到了保护经济增长，保护民营经济，中国不会出大波折、大问题。(www.xing528.com)
董老师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大家。他遵循“公平”“效率”两个衡量经济体制优劣和改革的原则，第一次揭示了国家所有制必然要经过改革，逐步过渡到混合所有制。
随着我国实践的发展，他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开始，他提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八宝饭”模式，这是第一次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我国所有制模式提出来，很多人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提出与他大体相似的主张。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主要途径。他一直坚持，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正因如此，在晚年的学术活动中，他大量地参与到关于证券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研究中。
董老师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光辉而又坎坷的。说他的光辉，是在近25年来，他一直站在引人注目的弄潮儿的位置，并且不断地被实践证明他的观点的科学性、前瞻性；说他坎坷，是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多次遭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迫害。历次“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时候，他都受到种种非难和限制，甚至支持他观点的人也受到牵连。他对证券市场的爱护和“唱好”，由于许多人不理解他历史性的角度，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作为近10年来比较多地和他在一起的学生，我常常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与他争议，甚至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理解和尊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学者，在中国转轨时期所坚持的最重要的判断。
董老师生命的最后10年，是他最忙碌的阶段。眼见他所研究推动的改革不断深入，而传统的体制也在这一进程中经常表现出反复，他经常站在实践前沿，希望以他的努力，推动事物向他理想的方向发展。他常年奔波在国内，包括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他还要经常出国从事学术活动。他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年届70后，又出任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积极参与到人大、政协的活动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文章和谈话，支持中国改革的新生事物，研究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政策措施。
晚年的董老师向人们展示的不只是旧体制的批判者，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他对于新经济体制建设性的热情和贡献。他反对一些人用所谓普遍的、无可争辩的原则否定发展中的中国改革的一些有待改进的事物。对于证券市场和民营企业，他认为发展才是最大的公平，才能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才能让更多的人最终参与这个过程，获得改造国企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我郑重地找老师商榷他对德隆的产业整合的看法，表达了我对德隆模式的否定以及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德隆不倒，永无公平”的看法。董老师说，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根本。德隆违法了，就应受到法律和市场的惩处。但他们想做大做强产业，我很佩服，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今天德隆出了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我觉得，董老师的角度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三
董老师是一个忙碌的人，也是一个犀利的人，那是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之中。在我们这些学生看来，晚年的董老师，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他柔和的目光，开朗的笑声，常常会出现在他与学生的交往中。他说最愿意看到他的学生们相互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学生，不仅在学问上得到指导，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多得到老师的帮助。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他给我们打来为数甚少的电话，多是关心那几位今年毕业的学生的就业和在读学生的实习问题。
曾有节假日我带着孩子去看望董老师，这时候的老师，完全是一个充满爱意的爷爷。他会用大师的思维和幼稚的孩童对话，我则在这种时间的流逝中看到了老人的轻松和快乐。
董老师的两个儿女都在国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师母也是国内知名的眼科专家，他们一家很难相聚。前不久，董老师的长女回国，向我们谈及董老师在美国治疗的这一段日子。她说，“这是20多年来父亲第一次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过圣诞节、过父亲节。他和母亲在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的陪伴下，体会到人生的天伦之乐。这是我们家庭的特殊的团聚，我们享受这一段温馨的时光。”我回家向太太讲述这一段，我太太噙着泪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的确是最重要的。这个感受能替代董老师所有的痛苦。我们相信，生命最后一刻的董老师，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爷爷。
上帝是公平的，一个一生奉献于社会的人，最后弥补了他对子女的爱的亏欠，这正是他伟大一生最伟大的结局。
我们的董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普通老人。
我们的董老师，应该是问心无愧离开这个世界的。
(作者系经济系1979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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